洪阳村，毗邻黄河北岸，现有1600多人口，荆、谭、令狐为村里三大姓氏。

常乐镇后村令家旧址，原来的延安式窑洞已近乎被填平。 澎湃记者 李闻莺 图

1971年，常乐公社医院欢送令政策合影留念。前排右四为19岁的令政策。

常乐中学，1965年-1968年，令政策在此读书。 澎湃记者 李闻莺 图

 

    当时，黄河水冲刷着沿岸的土地，熟透的枣子漫山遍野，孩子们大声朗读着长篇通讯《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那是不久前发生在他们身边的事情，每个人讲起来都能活灵活现、备感亲切。

    或许，也是从那时起，令政策就该知道，故乡不是一个缺少故事的地方。

    这里走出过一位比孔子还早的圣人傅说，是唇齿相依、假虞灭虢、伯乐相马、按图索骥等十多个成语典故的发生地，也曾在烽火连天的战争年代，见证了一个个血性男儿的决心和果敢。

    2014年的初夏，令政策也成为故事的主角。

    6月19日，中央纪委网站发布消息，山西省政协副主席令政策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4天后，中组部有关负责人证实，中央已决定免去令政策的领导职务，现正在按程序办理。

    有故事的土地，生长有故事的人家。以平陆为起点，令政策和他的家族，出走、回归、再离开，演绎属于他们的人生。

    洪阳村令狐往事

    尽管在洪阳村的日子寥寥无几，但对令政策而言，这里是一个绕不开的地方。

    数百年前，他的先辈们在这里落脚，安居乐业，繁衍生息。数百年后，当父亲带着他渡过黄河，踏上平陆，第一站也是此地。

    古地洪阳，位于平陆西南、黄河北岸，原属葛赵村。光绪《山西通志》提及的“洪阳渡”就位于此地，曾与茅津渡、太阳渡、南沟渡并称平陆四大官渡。

    如今的洪阳村，已是个新建的移民村。1957年，被誉为“万里黄河第一坝”的三门峡水利工程开建，黄河沿岸上千村庄陆续被淹。1959年，包括葛赵在内的周边村民搬迁到附近，形成了今天的洪阳村。

    村庄面积十六平方公里，1600余人，在当地算中等规模。村民主要靠种植枣树为生，洪阳的枣，在晋南一带已小有名气。

    村里有荆、谭、令狐三大姓氏，其中“令狐”因复姓颇为瞩目，甚至被误认为是“西域族裔”。

    实际情况是，令狐原是春秋时代的一个地名。《水经·冻水注》曾写到，“令狐即猗氏地”，所指位置即运城境内的临猗县。

    令狐族谱记载，令狐氏原是周文王的儿子毕公高的后代。春秋时期，毕氏后人毕万屡立战功，晋献公将他封在魏地（今天芮城、平陆一带），并赏赐魏姓。若干年后，毕万后代魏颗又立战功，晋悼公封魏颗之子魏劼到令狐地，并将令狐姓赏赐于劼。

    令狐后人多好学，出了不少举人、进士，尤其到唐代，朝中为官者数人。唐末以后，家族逐渐衰落，到明朝只留下两户人家，一户居住在平陆县狐家凹，一户居住在临猗县王鉴村。

    洪阳令狐家，便是平陆县狐家凹一支的延续。尽管这一家族已有2600年的历史，但对洪阳人来说，有关他们的记忆，只能追溯至令狐益三一代。

    令狐益三，普通农人，种地、行医，因人品贵重、医术高超，在村民眼里德高望重。这家人有四子一女，小名分别新颖、新吉、吉祥、四祥和五经，听起来颇有诗书味道。

    四个儿子中，四祥大名令狐野，人如其名，个性最为突出。他就是令政策的父亲。

    同样行医，令狐野没有直接继承父亲的技艺，而是投奔远在西安的表姐，学习西医疗法。学成归来后，令狐野在村庄开药铺，设门诊，还学习西医模式，加入了挂号程序。

    只可惜，这种形式在当时的中国农村只算新鲜，却不讨喜。

    不久之后，药铺倒闭，令狐野前往平陆茅津、芮城等地再次尝试，效果都不尽人意。上世纪30年代，在一位同乡的指点下，他前往延安参加革命，就此挥别家乡。

    延安来的“十三级干部”

    上世纪60年代初，当令狐野再回到平陆，已是让同乡敬仰的“十三级干部”。

    按照当时我国公务员职务等级工资制度，“十三级”以上就是高干，对应到部队为副师级，对应到地方为副厅级。

    一个开药铺小伙，如何成为我党的高级干部？平陆令狐家族一位知情人士介绍，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缺医少药，身在延安的令狐野找到了施展自己的平台，一步步被提拔了起来。

    1937年1月，中共中央核心机关以及红军总部从陕北保安迁到延安后，傅连暲受命组建中央苏维埃医院，并任院长。红军改编后，中央苏维埃医院改称陕甘宁边区医院。

    据《陕西省志·卫生志》记载，1938年11月，边区医院迁至东二十里铺，调欧阳竞为院长，翁祥初为协理员，令孤野为医务科长，魏明中、汪石坚（锡曾）为医生。在此前后，由汪东兴、丁钱辉任协理员。

    1939年四五月间，因河防吃紧和敌机袭击，边区医院决定迁往安塞。身为医务科长的令狐野，直接参与并负责安塞新址的修建。

    医院在安塞开办后，令孤野继续担任医务科长。欧阳竞继续担任院长，副院长为高明，协理员翁祥初，边府特派员赵国根。

    1939年12月，由边区政府领导的延安保健药社改为卫生材料厂，专制各种丸散膏丹代替西药，供给各院各卫生所急需。李常春兼任厂长，令孤野担任副厂长。

    1941年5月，光华制药厂与边区卫生材料厂合并。边区政府重新任命梁金生任厂长，令孤野、劳东为副厂长。

    此后，令狐野一直在医疗卫生系统工作。有消息称，他还在公安部工作，还曾担任过华清干部疗养所所长。

    在外打拼30多年，令狐野算是告老还乡。只是这一次，他没有回到自己最熟悉的洪阳，而是住在距离村庄十多公里的常乐镇上。

    其中缘由，还得从他的婚姻说起。

    令狐野前后有过两任妻子。第一任与他同乡，女方略为年长，家境殷实，还资助过令狐野读书。两人婚后育有一女，小名爱女。第二任在延安认识，对方也是边区的一名医护人员，两人育有四子一女。

    这两段婚姻，让他的家庭关系比较微妙。一位与爱女熟悉的洪阳村民透露，令狐野在延安时，他与第一任妻子所生的大女儿曾去看望父亲，相处很不愉快。而他的第一任妻子，28岁时丈夫就不在身边，一直伺候公婆。

    因此，这种情况下，退休后的令狐野就算想住回洪阳，大女儿爱女也不会同意。而另一种说法是，洪阳当时正处于移民重建期，条件简陋，令狐野自己不愿再回到村里。

    少年政策初长成

    无论如何，平陆县西南30多公里的常乐镇后村，令狐野终究安了家。和他一起回来的，还有在延安结识的第二任妻子以及之后所生的五个孩子。

    那时的他，一定不会想到，许多年以后，五个孩子会因为自己的名字备受关注。

    据《南方都市报》报道，2007年10月，时任党的十七大代表、山西省发改委主任令政策向媒体透露，父亲当年特别喜欢看报纸，他们出生时，父亲就地取材，在报纸上找一些当时见报率较高的词汇如路线、政策、方针等为他们取名，这就是他们兄妹五人姓名的由来。

    令政策，1952年生，是令狐野和第二任妻子所生的孩子。如果不算同父异母的姐姐，他在家中排行第二，有一个哥哥，一个妹妹以及两个弟弟。

    在一些常乐人记忆中，少年时的政策并不出挑。他总是穿一件军绿色的衣服，又黑又瘦。1965年到1968年，令政策在常乐中学念书，学习属于中上，爱看书，文科尤其作文比较好，理科差一些。

    初中三年，令政策还是班里的宣传委员。据他的一位同学介绍，他们的班干部都是一票一票投出来的，最能说明一个人在同学心中的地位。

    1966年10月，毛泽东第五次接见红卫兵。令政策作为班上仅有的两名代表之一，跟着县里另外十多个孩子一同去了北京。这个名额，也是大家投票选出来的。

    只是那时，很少有人知道这个话不多，出身很好的干部子弟在想什么。他很稳重，不轻易袒露自己的内心，也不会把远大志向挂在嘴边。

    相比之下，参过军，又当过电影放映员的大哥令方针反倒让大家印象深刻。在常乐人的眼中，那是一个活泼开朗的年轻人，毛主席语录歌张口就来，走到哪儿，都能把气氛搞得火热。

    数年之后，长子令方针在一次意外中丧生。失去大哥的令政策，以长兄的角色，肩负着一个家族的使命。

    关于令政策毕业后的去向，一些老乡的记忆和公开的简历略有一点出入。

    公开资料显示，1968年10月至1971年7月，令政策在平陆县常乐公社医院、国营硫磺矿厂工作；1971年7月至1982年2月，他在运城地委机要办公室、省委办公厅机要处工作。

    但据几位和他共事，以及给他办过人事调动的平陆老乡回忆，令政策是先去硫磺矿厂，再到常乐公社医院，然后直接调到省里。

    1968年，令政策初中毕业，正赶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高潮。

    这年12月，毛泽东下达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年仅16岁的他也轰轰烈烈，去了离家80多公里外的国营硫磺矿厂。

    这个国营硫磺矿厂，在平陆曹川一带的深山中。据一位和政策同批进入该厂的老乡描述，厂里的工作环境非常恶劣，特别是空气，常常呛得人喘不上气。

    在厂里，令政策被分到了磺炉，干的都是体力活。同事们都觉得政策就是个孩子，很普通，在当年那批惹眼的年轻人中根本排不上号。没过多久，令政策就离开了硫磺矿厂，在常乐公社医院给病人抓药。他还是保持着一贯的质朴低调，一直到1971年离开。曾在平陆县人事局工作过赵姓工作人员回忆，当年省里要抽调一名机要员，县里的领导班子还为此专门开会研究。经过讨论，读过书，家庭成分好、各方面比较优秀的令政策脱颖而出，获得了这个宝贵的机会。1971年7月，常乐公社医院为了欢送这个即将去省城的年轻人，特别合影留念。在那张33年前的老照片上，19岁的令政策穿着白色背心，坐在前排中间，表情青涩懵懂。

    正统到有些难以接近

    令政策离开平陆县后，住在常乐镇上的令狐一家，还在这里继续停留了十年。对于这个“吃皇粮”的干部家庭，镇上的人都充满好奇。

    那时的令狐野，还是被大家叫做“狐野”——平陆县姓令狐的人，都是习惯性地省去“令”字，不了解情况的人，常常会误以为对方姓“胡”。

    那时的狐野家，住在常乐镇后村西北方向。他们请人打了一个延安式的窑洞，12个门洞，大门在中间，两边只有窗，走进屋里可以向两边贯通，这样的房子，在当年的平陆并不多见。

    那时的这家人，孩子多，经济条件也不错，买东西总是一大包、一整筐地往回搬，让乡亲们甚是羡慕。不过，他们家用的东西、穿的衣服都很普通。孩子们穿件带补丁的衣服出门，也显得很正常。

    对于令狐野，人们对他最多的评价是，耿直、正派，就是性格火爆，是个典型的“老革命”。

    每年春节前后，县里、镇上，都会有领导上门慰问，自然免不了拎一些水果、罐头之类的东西。每到这时，令狐野就会发顿脾气，让人家赶紧拿回去。

    他跟镇上的人走得并不算很近。偶尔聊天，令狐野也是分享自己的教育理念：孩子就应该多吃苦，吃粗粮、穿旧衣服、不要讲究，不能乱花钱。

    有一年清明，令狐野带家人回村里扫墓，中午在老乡家吃饭。当时他们自带了馒头和蔬菜，意思是不让老乡破费。

    严肃、正统，甚至有些难以接近，这是当年人们对令狐野一家的普遍印象。很多年后，这种感觉在令狐野的孩子身上，有了变本加厉的体现。

    从上世纪80年代起，令政策先后在山西省委办公厅、山西省委机要局、山西省粮食厅、山西省发改委等单位担任领导。这期间，自然会有不少乡亲找上门，希望打声招呼，办点事情。

    只是在平陆，这类希望几乎没有实现过。

    曾经一位平陆副县长去太原找令政策，因为在楼下大喊政策的名字，事没办成，还当场挨了顿臭骂。

    两位常乐中学老同学也去太原找过政策，连办公室都没进去。他们在楼道和令政策碰了面，事情还没说出口，赶着开会的政策就匆匆告辞。

    还有一位洪阳老乡，带着孩子去太原看病。昂贵的医疗费让他们束手无策，希望找政策想想办法，同样吃了闭门羹。

    就连他的电话，也不能随便打。曾经有老乡辗转跟别人要到号码拨过去，没想到政策大为恼火，之后还追查号码到底是谁给的。

    不仅政策，令狐家的几个孩子也是如此。平陆人都知道，令政策的妹妹令狐路线在运城的大医院当领导，可别说同乡，就算是本家亲戚，去运城看病也托不上这层关系。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也难免让平陆人有些怨言。人们都说，平陆出了大人物，可没有跟着沾一点光。

    平陆的现状似乎也在印证这种抱怨。

    这座位于秦晋豫黄河金三角地带的县城，至今没有摘掉国家贫困县的帽子。县城除了新修的几条马路，大多建筑设施都显得很陈旧。

    “平陆不平沟三千”——因为地处山区，山峦起伏，沟壑纵横，偏远一些的村庄更显贫困，不少人家还住在简陋的土坯房。

    渐行渐远的故乡

    或许是理念不同，让令狐野一家人与平陆渐行渐远，又若即若离。

    上世纪80年代前后，运城地区为老干部令狐野安排了疗养和住所。令狐家在常乐镇上的延安式窑洞，也以将近3000元的价格卖给了同村一户姓贾的人家。

    自那以后，平陆对令狐野和他的孩子们来说，再没有家的意味。洪阳村的人说，早些年，还能碰到这家人回来扫墓，后来就见不到了。

    前几年，村里一条一米多宽的小路浇上了柏油，因为这条路经过令家祖坟，大家都以为是令家人修的。后来才知道，修路是村里另一户发展比较好的人家操办的。

    2009年，令狐野与前妻所生的大女儿爱女因病去世。遗憾的是，爱女与父亲的关系到最后都没有修复。她的子女对外公也相当陌生，即使小心提起，也会得到“和我们没有关系”的淡漠回应。

    如今，年过百岁的令狐野，一直住在运城。平陆的亲戚朋友说，他们曾想去看看老爷子，但都被婉言谢绝，索性不常和这家人走动了。

    只是，当令家的孩子一个个走向人生巅峰，这个山西南部的小县城仍然会被经常提起。

    不少人从四面八方赶来，走进令家人住过的院子，寻找令家先辈所埋的地方，感慨风水有多么好。

    也是那段时期，令家人也会偶尔回来。他们会带着第三代的孩子，走进这个曾经居住多年农家小院。原来的延安式窑洞几乎被填平，房子的新主人在另一侧盖了新的砖房、种了杏树，令家人走走看看，若有所思。

    作为老同学，高海（化名）最近两次见到令政策，分别是在2011年和2012年。

    2011年那次，他们在常乐镇街头偶遇。彼时，已是山西省政协副主席的令政策回乡扫墓，在镇上吃了一碗凉粉，刚刚起身，就被眼尖的高海认出。

    两人一同走回了母校常乐中学。校园里，最气派的建筑就是一幢5层高的教学楼，是2001年才建起来的。

    常乐中学的老师们说，在那之前，学校的教室都是平房，想盖楼房却一直缺钱。后来省里有个专门资助农村学校建设的款项，为了拿到这个名额，学校派人去太原找过令政策。

    令政策没有当面承诺什么，但100多万的拨款最后还是拿到了。因此大家一致认为，这个教学楼还是有令政策的功劳。

    令政策似乎并不想和家乡牵扯太多。每次回到平陆，他都行色匆匆，亲戚、老师、同学很少去看。平时同学们电话找他，也没几次能打通。大家小心翼翼地猜测，“政策可能是怕咱们找他办事，会比较为难吧”。

    不过，2012年“五一”假期，和大家少有联系的令政策一反常态，参加了初中同学聚会。就像40多年前当班干部一样，作为代表的令政策被推到台上发言，他用“三个感慨”、“三个感谢”表达了心情，言语里透着真情，又不失领导风范。

    那也是令政策跟同学们难得亲近的一次。参加那场聚会的多位老师和同学回忆，聚会时，令政策给每人都送了一台平板电脑，还跟大家保证，以后找他可以发短信，一定会回复。

    大家后来问了一下，这台平板电脑市场价大概一千多元。

    只是，很多人的短信可能还没来得及发出，令政策的命运就急转直下。

    2014年6月19日，中央纪委公布消息，山西省政协副主席令政策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4天后，中组部有关负责人证实，中央已决定免去令政策的领导职务，现正在按程序办理。

    此时，黄河北岸，平陆洪阳村令家祖坟前长满杂草，在夕阳下稍显寂寥。

    多年以后，当令政策面对纪检人员的审查，不知是否会想起，父亲带着尚未成年的自己回到故乡山西平陆的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