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老街——红河两侧都有国旗在风中猎猎飘扬,然而在这个往常熙熙攘攘的过境通道,除了旗帜之外,并没有多少东西在动。
在中国一侧,一片混凝土的船只卸货区域空无一物。
在越南一侧,边境城市老街的上游,停靠着至少十几只红褐色船身的摩托艇。此时,许多货柜车在中午烈日的暴晒下,一辆接一辆地停靠在过境点前狭窄道路的两侧。
三个越南卡车司机在附近的餐馆,一边喝伏特加一边吃炸猪肉。他们表示,由于接到边检机关的命令,今年春天的大部分时候,这座半官方过境点的活动基本陷入停滞。
一名卡车司机说,有七辆卡车已经两个月没开动过了。另一名司机抱怨,把货物——他说是鸡翅——冷冻起来每小时要花将近7美元(约22元人民币)。
“必须要等着,这让我很生气,可是我别无选择,”另一名司机说。他身穿牛仔裤和牛仔衬衣,只肯透露自己名叫阿光(Cuong)。
越南与中国的关系一直忽冷忽热。去年,中国在临近越南中部海岸的水域停靠一座石油钻井平台之后,越南多座城市爆发了反华抗议,一些工业园也遭受骚乱侵扰,随后两国关系跌入谷底。北京方面在越南及其他东南亚国家声称拥有主权的海域修建人工岛屿的做法,也让紧张关系挥之不去。
中国是越南最大的贸易伙伴。政治动荡通常不会对两国之间整体的贸易和投资往来造成重大影响。但对生活在长达800英里(约合1300公里)的中越边界线附近的小商人,它们影响深远。
比如,今年5月,从河内起始的一条152英里长的公路,延伸到了省会老街部分的边境。两国的官员举行了会晤,商讨在这里设立一个经济合作区的规划。这让当地的商人燃起了贸易增长的希望。
但几天后,中越防长会面,讨论边境管理事宜。当地的商人称,讨论结果使跨境贸易受到冲击,尤其红河沿岸半官方过境处的贸易。在这些关卡,海关执法通常介于松散和不存在之间。他们说,去年的石油钻井平台事件过后,类似的冲击持续了数月。
“越南和中国的关系向来就起伏不定,贸易也一样,”57岁的杜诗莲(Do Thi Lien)在自己的饭馆里说。“但中国人也和我们一样:他们也不想有啥麻烦。制造麻烦的是政府。”她的饭馆开在老街的一处正式关卡旁边,主要面向卡车司机。
外界普遍认为,执掌政权的越共的总书记阮富仲(Nguyen Phu Trong)对中国的态度,比对美国更友好。但阮富仲最早或许会于今年夏天访问华盛顿,这也是越南的总书记首次进行这样的访问。此事似乎是中越关系紧张的一个标志。
长期以来,在越南应该与中国或美国多亲密的问题上,越共的高层领导之间一直存在分歧。
但在河内,一名与政府关系密切的越南学者称,阮富仲计划访美反映出越共内部日益达成共识,认为加强与美国的关系符合越南的国家利益。因为讨论的是敏感的政治问题,这名学者要求匿名。
河内的独立知识分子也竭力主张政府脱离中国的经济轨道,深化与美国和欧盟的贸易关系。
但生活在边境地区的那些越南人,往往不这么认为。
“边境商人不关心国家利益,”檀香山亚太安全研究中心(Asia-Pacific Center for Security Studies)的越南问题专家亚历山大·伍文(Alexander Vuving)说。“他们可能会有那种‘我们为自己的独立感到自豪’的感觉,但他们的首要利益还是生意。”
名叫阮唯孟(Nguyen Duy Manh)的商人就是这样。他说自己过去是把牛肉、海鲜和其他走私货偷偷运到河对面的中国,再把水果、蔬菜和香烟运回越南。
“如果我们把所有的东西都卖给中国,那越南就不会发展,那样非常不好,”29岁的阮唯孟在自家的露台上吸着烟说。“但很多工人不关心政治。他们只在乎能挣多少钱。”
两国间的相互依存和对彼此的疑虑要追溯到许多个世纪以前。中国曾统治越南北部一千多年。在1979年一场短暂的边境战争过后,中越边境曾经突然关闭。
香港城市大学副教授陈玉华(Yuk Wah Chan)在一封电子邮件中说,1991重新开放边境后,贸易使双方经济增长加速,新的中越关系也以共同的经济利益为基础迅速发展。但她接着表示,当前南海的紧张局势对边疆经济造成了不利影响,表现形式常常是边检程序收紧,以及针对非法贸易的检查变得更加严格。
前不久的一个工作日,随着老街市中心纤细的建筑物和红色瓦楞屋顶迎来第一缕晨光,越南商人在一座桥上来回穿梭。那座桥是进入中国的正式人行通道。很多人出发时用架着木制货板的自行车载着新鲜水果,回来时则带着中国的农产品,或是成捆的消费品,如衣服或伞。
在桥旁边工作的商贩何诗香(Ha Thi Huong),正在赶着把从越南南部用卡车运来的一批芒果卖完。到凌晨3点左右,她已经卖出了五箱,每箱110磅(约合50公斤)。她说,买走芒果的那些商贩会在黑暗的掩护下,把芒果偷运到中国。但现在已经快到早上7点了,她最后两箱芒果正在高温下变软。
25岁的何诗香说,偶尔也会有当地商人从她那里买水果,再在老街本地售卖,不过她主要的生意还是红河对岸。
“如果这里的人几天不能和中国做生意,我们就都会失业,”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