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2月21日下午五点半，飞机正点到达乌鲁木齐地窝铺机场。刚到出口处，我一眼就看到站在前排人群中的周远的妈妈李碧贞。她身材不高，有点胖，此前电话中她告知了自己的衣着——带咖色毛线帽，围粉色毛线围巾，上身穿红色夹克衫。

　　乌鲁木齐刚下过雪，寒风凛冽，哈气成霜。马路湿漉漉的，干枯的树枝落满白雪。当地时间才三点多，天色阴沉，感觉两个小时的时差不是很明显。

　　李碧贞坚持要来接机，劝不住。我想也好，在车上还可以聊聊。和绝大多数上访者一样，李碧贞的诉说欲望非常强烈，一上车就开始诉说。

　　她说话声音很大，我曾试图提醒她小点声——司机师傅在皱眉头，但没一会儿声音又上去了，讲述着她可能讲过无数次的遭遇。我只好静静地听着。

　　住进酒店，她在诉说；去吃饭时，她也在诉说。她执意要请我吃晚饭：“阿姨没有钱，一顿晚饭还是请得起的。”结账后，李碧贞让服务员拿了塑料袋，将剩余的饭菜打包。

　　整个晚上，李碧贞一直滔滔不绝，像黄河水一样。她说儿子，说女儿，也说相濡以沫的老伴。

　　这晚临别前，寒风中，李碧贞说：“我这一生是老伴扶着走的，他走了好几年了，可是我到现在都感觉他还睡在我身边。”言毕，泪流满面。

　　1996年到1997年，是李碧贞和老伴一生中最难捱的时光。先是大儿子因病去世，紧接着女儿罹患癌症遭丈夫遗弃。李碧贞说：“我老伴哭的呀，眼泪哗哗的，儿子啊，爸爸没有办法啊，爸爸宁愿替你去死。”

　　女儿尚在住院，另一个儿子周远又因涉嫌故意伤害罪、流氓罪被警察抓走。

　　1998年6月24日，周远第一次出庭受审。因为受害人均是未成年人且涉及隐私，法院没有公开审理，周远的父母也不能旁听。

　　法院拉上了卷帘门，在李碧贞看来，“好像害怕有人劫狱”。她和老伴坐在法院门外路边的马路牙子上，想见儿子一面。庭审中，警察黄某（周远案的主要刑侦人员）走出法院，买了几瓶矿泉水，经过李碧贞一家跟前时，身上携带的驳壳枪啪的一声掉在地上。李碧贞的老伴对黄某说，那是你的工具啊，你要好好带啊。黄某眼睛瞪得大大的，看着他们。

　　有人劝说，枪也许是无意掉下来的。但李碧贞坚信黄某就是故意做给他们看：驳壳枪有枪套，如果不小心掉下来，应该连要腰里的皮带一起掉下来，怎么会单单把枪掉了呢？这是跟我们示威啊。

　　李碧贞说，周远到监狱服刑后，她和老伴在外面心情还比在监狱的周远还要沉重。有人说他们没有把娃娃教育好，教出这么一个孩子。

　　退休前，李碧贞是伊宁三中勤杂工。她说，三中的团委书记，特别平易近人，她到办公室送报纸，团委书记对她阿姨长阿姨短，跟我拉家常。但周远出事后，团委书记对她说，你儿子给我们学校造成了多大损失。综合治理的先进也没有了，伊犁州都传开了，一开始传的是教师子弟做的案，后来传成了教师做的案。现在很多年轻教师都要求把你家赶出去。“那时候我死的心都有了。”李碧贞说。

　　李碧贞的诉说就像开闸的水库，一泻千里，挡都挡不住。东方早报的同行采访她的那天，我也在场。她不听记者提问，按照自己的思路不停地说。这位同行试图打断她几次都没能成功。最后，同行说：“这一块你不要说了……”话语未了，李碧贞挥着手大声说：“你不想听我也要说。”然后，继续诉说。

　　我心里想，如此强悍的采访对象很少见。这天上午，我采访她时，她有一阵儿突然感叹：“我现在都成了神经病了，都歇斯底里了。我以前不是这样的。”

　　周远两次被判死缓，两次无期徒刑，再审，出狱，时间跨度长达16年。16年里，李碧贞为儿子申诉、上访，一路走来，不言放弃。

　　“周远的妈妈，这个湖南女人的身上那种坚韧，让人感动。”再审辩护律师和鹭，很同情李碧贞的不幸，为周远提供法律援助。周远的案子，前后请了三拨律师。她依赖律师，但并不很认同律师的作用：“案子是法官判，不是律师。你律师辩得再好，法官不采纳，一点用都没有。”

　　我曾问李碧贞：“在你眼里，周远是个什么样的孩子？”

　　她放慢了语速，神情带着慈爱：“挺好的孩子，挺听话的孩子。”——这是母亲眼中的周远。

　　在他人的眼中，周远也许不是这个样子。当初警察盯上他，不只是因为有老师说他曾“偷看女厕所”。那时的待业青年周远，留着长发，无所事事，几次半夜三更翻学校大门回家。

　　2013年12月27日，在周远家的单元门前，望着二楼周远家的阳台。16年前，周远的妈妈就是在那里看着儿子被警察带走。我突然很想让读者看到这一切。我教周远拍我出境的镜头，试了几次效果不好，我对周远说：“你的手不要动，镜头要稳。”

　　“小王，你不要说他。”一旁的李碧贞大声对我说。

　　我想起小时候玩的游戏，“老鹰捉小鸡”。李碧贞就是那只老母鸡，永远站在前头张开翅膀，保护着身后的儿子周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