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万永与退休高官斗智斗勇 采访辗转周折

2008-05-05 22:23 来源于:《记者观察·民声》杂志 | 作者:高胜科 摄影/朱瑞峰 | 浏览:
我与退休高官的较量 看到一些采访对象和你周旋,用一个谎言来遮蔽另一个谎言,而你不断地将假象拆穿,与他斗智斗勇,确实很有

  本图:《中国青年报》调查记者刘万永 摄影/朱瑞峰

  我与“退休高官”的较量

  看到一些采访对象和你周旋,用一个谎言来遮蔽另一个谎言,而你不断地将假象拆穿,与他斗智斗勇,确实很有趣。更重要的是,你会有种担当道义的成就感。就像和王亚忱的“周旋”,他是黑暗中的强者,但却最害怕阳光

  许多人知道刘万永,都缘于《一个退休高官的生意经》一文。
 
    该文于2005年5月18日发表后被全国多家媒体转载,社会热议不断,也入选了当年年底由《检察日报》社、某网站联合推出的《法治影响生活2005蓝皮书》。

  3年过去,事件仿佛已是“旧闻”,但事实上仍有细微变化。3年内,文章作者刘万永一直在跟踪此事,并陆续发表相关文章。今年2月20日,其《辽宁阜新公安法院制造冤案陷害举报者》一文面世,揭开了当年“谁导演了这桩离奇的诬告陷害案”的迷津。

  近日,面对记者,刘万永讲起之前报道中尚不及讲全的幕后故事,他同时强调,“一些事现在还是不能讲”。

  重磅选题浮出水面

  2005年3月,一位朋友给我介绍一个新闻线索:当事一方是曾历任市长、市委书记,当时已退休的王亚忱,其女儿在市公安局任要职,儿子经商;另一方是当地某商场的管理者高文华,“前者利用公权侵占了后者开发的阜新商贸城近亿元资产,还把后者关押了11个月”。

  实际上,对王亚忱案,我的第一判断是“黑吃黑”——官商勾结,得利后分赃不均。但从另一方面看,长期以来,权钱交易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热点,如果此事为真,那对此典型事件进行深度剖析,也会是很好的事。

  我决定进一步观察。第二天,我见到了当事人高文华,他向我出示了大量证据,以及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关于他的案件简报。案件的脉络开始清晰,我心里有底了。

  2005年4月20日,《冰点》周刊开例会,大家报选题。我将这个事情报了上去:“我有一个案子。一个退休的市委书记,她女儿是市公安局副局长……我的话还没有说完,主编李大同一挥手:“不用说了,赶紧去做吧!”

  会后,我进一步了解案情时发现,该案由公安部和高检联合督办,辽宁省抚顺市望花区检察院执行审查,当时已有结论:高文华不构成犯罪。按照程序,应该放人,但事实上,其当时却处于取保候审。

  以新闻人的敏感度判断,此事背后应有某种力量助推。

  采访辗转周折

  2005年4月23日,到达沈阳后,我马上采访了高文华的律师周坤,她提供的卷宗让我更详细地了解了案情。

  2005年4月26日,我赶往抚顺检察院,想采访办案检察官。然而,对方却以“不方便”为由委婉拒绝提供。见此,我返回沈阳,当夜赶去阜新。2005年4月26日上午,我分别采访了阜新市细河区和海州区检察院。

  事实上,在我之前,高文华家人已找过很多记者,纸媒和电视台的都有。高文华的哥哥告诉我,北京某报一个主任记者当时连资料都没看,只听了一点情况,当即明确表示做不了;另一家报社记者了解情况后,说发了个内参。我看到这个所谓“内参”直接对高文华家人说:“假的!”,因为这个“内参”和高家的举报信内容基本一样,一个记者没有调查采访怎么能写内参呢?

  高家人还介绍,该记者曾在阜新商贸城调查了一个多月,主动表示愿帮他们打官司,但前提是要做商贸城总经理一职,高家应允。该记者搜集到了各种齐全资料,但在与商贸城司机许宁交谈时却说,“你要举报高文华,王晓云(王亚忱的女儿,时任阜新市公安局副局长)说给你20万。”高家得知此事后,收回所有资料,让该记者退出。让高家失望的是,该记者之后去公安局报案,说高文华在经营过程中有违法犯罪行为。

  逐步掌握更多资料后,我决定把调查进行下去。

  但采访的难点出现:我手中的材料是“结果”,但曾经发生过什么事,以及真正原因我不了解。必须与王亚忱当面质证,否则就很难应对极有可能出现的法律诉讼。

  但是,如果王亚忱拒不见我怎么办?

  与退休高官斗智斗勇

  2005年4月26日下午,阜新市委宣传部的帮助之下,在阜新商贸城5楼办公区,我见到了王亚忱。看得出,他是个头脑很清醒的人,多年政界生涯可能让他相信:他可以应付任何记者。

  为减缓他的抵触情绪,我故意做出疲惫的样子:“领导非叫我来采访,我材料都没看完!”

  他开始和我大谈特谈其退休前的“政绩”,说他如何搞改革,是名震全国的改革家,美国记者也曾来采访他……同时,不停地数落着高文华不会做人,不识抬举。

  他当时的语气让我感觉到,他不仅是沉浸于“改革家谈经验”的光环,更是在为他和一个商人争斗的行为做辩解。作为记者,我需要用不同方式来引入正题:他是如何成为阜新商贸城顾问的,他儿子王晓军在商贸城的股份是如何从37.5%到50%,最终成为商贸城董事长的。

  “现在我们查清了,高文华从公司拿了1000万元跑了。他在北京告状,用的就是这个钱。你之所以能来,说明他钱花到位了!”王亚忱这样和我说。

  我立即反问:“王书记,你的意思是我拿了高文华的钱,还是我们报社领导拿了钱?”

  “我不知道,肯定是有人拿钱了”。王亚忱这样回应我。

  采访中途,王亚忱说:“前两天,阜新市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领导小组来我家时我提出,像高文华这样的人,如果不被绳之以法,我就在网上公开退党。”

  采访结束前,我问:“如果案子结论与你想象的不同,你会怎么样?”“我刚才不是说过了吗”?他信誓旦旦。

  文章就像一颗原子弹

  王亚忱对我的“来访”并没有掉以轻心,但显然他更相信自己雄厚的“资源”。采访完毕,我带着大包证据刚抵京,总编辑李而亮就找到了我,“说情的已经找来了。”我把采访的具体情况向他做了汇报,同时表示手中的材料很扎实。“那就做吧!”李而亮回答得毫不含糊。

  2005年5月18日,我的文章发表;同年5月19日,抚顺市望花区检察院宣布:高文华解除取保候审,不予起诉,无罪释放。

  接下来的一些天,我的文章被广泛转载。

  再接下来,我接到了很多电话,对方第一句话便是:“刘记者,我和高文华的遭遇一模一样”。

  让我感到振奋的是,2005年5月27日,辽宁省纪委、公安厅、检察院联合成立了“5·27专案组”,调查王亚忱及其子女的问题——在一个法治国家,舆论监督之所以能发挥作用,并不是媒体代替了行政或司法的权力,而是在媒体披露事实后,行政和司法迅速有效的跟进。

  对我而言,这篇作品入选当年的《法治影响生活2005蓝皮书》是一个很大的鼓励。对社会而言,假如我的文章能让大家重新关注退休高官的生活状态,关注他如何发挥“余热”,那将是很好的事。同时,虽然中纪委早有文件,禁止党政领导干部子弟在自己的辖区内、行业内经商,但对退休官员的相关规定,暂时还存在空白点。

  高文华的哥哥说,“文章见报就像一颗原子弹,把保护王亚忱的力量‘大坝’一下子炸毁了”。但我不那么乐观:一篇报道很难把新闻价值长久保存,时间长了,关注的人就少了。

  果然,不久后王家开始了不停地起诉、反扑。

  跟踪报道的价值

  文章见报的几天后,王晓云通过各种关系找到报社领导说情,我知道的他们至少找了三位领导,但无一例外地被拒绝了。见这一招不奏效,王亚忱发狠了:告状!他先是到全国高检告我“泄露国家机密”——他认为的“国家机密”,其实是我们刊登了公安部和高检对高文华无罪释放的决定。随后,他又到团中央举报,说我“紧密配合辽宁省检察院,妄图用舆论杀人”。

  没多久,我在报社看到了团中央信访部门转交过来的,王亚忱一尺多高的告状材料,上面标明了答复时间:10天之内。我问李大同需要我做什么,他说,“不用理他!”这样的回答,让我心里很安慰。如果没有报社的支持,那么记者就要独自去承担各种不堪设想的后果。

  2005年8月4日,王亚忱和儿子、女儿分别在北京东城区法院起诉,要求我们赔偿220万元。著名律师浦志强和周泽打电话表示,愿无偿为我们代理这场官司。

  就在我们做好应诉准备之时,王亚忱案也有了积极进展。同年9月,阜新商贸城总经理于雅君、会计科科长,阜新某律师事务所副主任相继被刑事拘留;同年10月12日,王亚忱的儿子王晓军被辽宁警方刑事拘留;同年11月6日,王亚忱被辽宁省多个部门组成的专案组带走,他最后的表演是:被带走前,强烈提出要坐自己的“奥迪”。

  同年12月初,王亚忱、王晓军被正式逮捕;同年12月13日,北京市东城区法院驳回王亚忱及其子女起诉名誉侵权一案……直至2007年,王晓云等也相继被判刑。

  自2005年初赶赴沈阳,到王晓云被抓,几年间,我一直关注并持续报道了此事件。最终,看到事件得到了圆满解决,我很欣慰。值得注意的是,在此事件中,当事人高文华始终是一个弱者。我跟踪报道此事,实际上也是对高文华命运的关注。如果王亚忱没有被判刑,高文华在阜新还会面临来自各方的压力;如果不对王亚忱进行第二次起诉,没有专案组去追回他挪走的资金,即使高文华重新拥有了商贸城的经营权,也只是守着空壳,前景茫然。

  采访过程险象环生

  采访此案,我多次遇险。采访前,我了解到,在我之前,不少记者只到沈阳与高文华的律师见了一面,之后便不再敢深入阜新实地采访。因为他们知道面对的是公安局副局长,还有治安队副支队长,采访过程中极有可能被“黑”。

  我永远记得2006年10月14日。那天,辽宁省丹东市振兴区人民法院对此案提起诉讼,一审开庭。

  在听会现场,一开始我就发现很多人对我指指点点。为安全起见,我决定中午休庭时,或者第一个走,要么最后走。结果,两招都不管用,因为法庭外站了好多人等着我。

  我硬着头皮刚出门,就听有人喊,“那个穿红衣服的就是刘万永,别让他走!刘万永,你是流氓记者,你为了黑钱,骗了多少人!”,在王晓云的指认下,六、七十个人迅速向我围堵过来。刺耳的尖叫声、谩骂声瞬间掺杂在一起。几个身穿牛仔服,脚蹬运动鞋的壮汉叫嚣着:“打他!打他!”一名法警拍拍我的肩膀,说“赶紧走,别理他们”。

  我的第一感觉是,只要出了法院,就没人能保证我的人身安全了。我沿着楼边的小胡同快走,门口有出租车,我匆忙上车。司机问我去哪,我说赶紧绕几个小胡同。我当时的感觉就是出租车开的太慢了。走了没几分钟,有人打电话告诉我,“后面有三个壮汉上了出租车!”。

  绕了几个小胡同,我直奔宾馆。尽管庭审尚未结束,但我还是决定当夜离开。匆匆吃点东西,之后写稿,晚上12点写完,发回报社后,我连夜坐车赶到沈阳。

  次日早上,文章见报,我接连不断收到朋友、同事、家人的短信和电话,他们暖心的话让我很感动:一个朋友让我去唐山躲躲;总编陈小川告诉我如遇危险,及时通报……

  近日听说《新京报》记者采访时被打,让我再次想起自己的遭遇。我是幸运的,但我强烈谴责干扰记者正常采访的行为,同时,也向所有被威胁、殴打的记者兄弟致以敬意。

  逼近真相的乐趣

  十年的工作经历,让我感触很多。

  随着阅历的增加,我越来越发现追求真相的乐趣。当你带着资料去调查,看到一些采访对象和你周旋,用一个谎言来遮蔽另一个谎言,而你不断地将假象拆穿,与他斗智斗勇,确实很有趣。更重要的是,你会有种担当道义的成就感。就像和王亚忱的“周旋”,他是黑暗中的强者,但却最害怕阳光。

  采访过程中,我尽可能多地搜集资料,采访更多人,尽可能让他们多说。但是,获知的资料越庞杂,就越考验记者的判断能力。这种时候,优秀的记者就应该像法官,在听完各方陈述之后立即总结出“本案的争议焦点”,然后才能确定下一步的采访方向和重点。

  采访王亚忱案的最初,我就面临了这个问题。关于商贸城发展,采访对象说法不一,很难分辨和印证。高文华说,他的股份之所以逐步减少,是因为王亚忱动用关系网、他儿女的权力来逼他;而王亚忱则说,之所以他儿子的股份上升,是因为高文华当初出钱根本没到位。

  作为记者,必须保持公正客观的新闻立场。我的处理方式是:基于一个问题,高文华怎么回答,王亚忱如何回应,我一一陈列,读者自会作出自己的判断。

  做调查性新闻,最怕的是法律之外的力量干扰。这种干扰,无形却有力,加剧金钱与权势的苟合,动摇公众对法律的敬畏。

  有诸多干扰,那做还是不做——要看记者坚持的信念。我一直牢记二战时德国新教神父马丁·尼莫拉的忏悔——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却再也没有人为我说话。

  同理,如果我们不去维护正义和公平,下一个受害者可能就是我们自己。而一旦报道,或者事件得到解决,或者有助于法制完善,有助于社会进步,那更重要。

  记者的职业生涯也就二、三十年,如果有一天老了,回头看看年轻时少做了很多事,那就很悲哀。所以,现在,我得突破自己。

  直到今天,王亚忱案仍然没有终结,更多真相还在陆续浮现,我会一直跟踪报道。同时,我也会继续努力,给读者呈现更多更好的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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