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与权力的复合纠结

 

 

 

“公权力对某一因素不平等，实质上是对所有的因素不平等；一时的不平等，实质上却是一个永远的恶例，会有报复，这也是信用的一种惯性。”——郭生祥：《信用经济学》

 

 

 

 

从贴标签开始

 

陈涛安告诉本刊记者，给疫苗贴上专用标签，是山西自创的官方准入门槛，获得独家授权的华卫公司由此名正言顺地垄断了山西的二级疫苗市场。贴标签的行为无法在低温下进行，因此必须把所有疫苗都从冷库中取出来。这些疫苗种类繁多，它们长时间暴露在室温下会发生怎样的变化，的确是个复杂的科学问题。但山西省疾控中心的相关负责人显然并不在意这个问题，在2006年初到2007年底的两年间，贴上标签的二级疫苗大量流入山西市场。

 

 陈涛安说他首先发现的只是华卫公司的垄断经营和贴标签的可疑操作，作为疾控中心的一员，他最初的努力只是希望他所在的系统能停止所有违规操作，召回可疑疫苗，进行区域调查。但她的努力，让自己陷入了困境，疫苗利益链上的相关获益者安然无恙，他们不承认这种利益链的非法性，也不承认贴标签有可能导致疫苗出问题，甚至还理直气壮地扔出了另一个逻辑——如果觉得疫苗有问题，那就找出实例来证明。

 

     在这种不对等的对抗僵局中，2006至2008年接种过疫苗又产生了疑似副反应的家庭真的浮出水面。他们通过各种渠道与陈涛安发生关联，倾诉自己的悲痛，寻求解决途径。这些病例和疫苗副反应的关联，同样是一个复杂的科学问题。可是面对这种复杂的局面，山西省卫生系统依旧持续着最初的做法，否认疫苗的利益链，也否认疫苗与病患的关联。

 

     这就像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科学并非人人都理解，但利益链却一目了然。信任已经断裂，任何科学的专业解释都显得苍白无力。就像研究者郭生祥在《信用经济学》中论述的那样：“公权力对某一因素不平等，实质上是对所有的因素不平等；一时的不平等，实质上却是一个永远的恶例，会有报复，这也是信用的一种惯性。”

 

疫苗的“山西认证”

 

为了贴上那张小小的“山西CDC专用”标签，整箱整箱的疫苗从山西疾控中心的冷库里被搬出来，堆放在办公楼的大厅和楼道里。拆箱、贴标、忙碌着的那一群人并不具任何专业知识，他们只是“临时找来的宾馆服务员、临时工和钟点工”。这些疫苗暴露在室温中的时间，“短则四五个小时，多则十几个小时”。

 

把CDC专用标签贴到疫苗上，实在是山西的原创。卫生部办公厅《关于启用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统一标志的通知》规定，使用范围仅限于“各级各类疾控机构的建筑标志及其相关物品、设备；疾控机构的指示性中标”；同时，“疾控机构标志的图案使用时，不得在标志中增删任何内容”。而山西的这个专用标签，不仅贴到了疫苗盒上，图案也做了个性发挥，把国家疾控预防机构的公益标志“CDPC长城图案”、华卫公司的拼音缩写“HW“和 “山西CDC专用”都印到了比一分钱硬币还小的椭圆形纸片上。

 

贴标签的场景从2006年3月开始，在山西省疾控中心尚未启用的新办公楼里持续上演，物业科副科长卫军利和许多职工都曾见证过。也有人看不下去，私下有些意见和抱怨，但没什么用，这是领导拍板决定了的事情，从2006年4月开始，山西省卫生厅陆续下发的多个文件的附件中，都明确规定“为保证预防接种的安全有效、全省要统一使用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逐级配发的标有‘山西CDC专用’字样的疫苗。

 

陈涛安向本刊记者叙述，他意识到“有些不对劲”是2007年4月下旬，些时贴标签已经进行了一年多。他是山西省疾控中心原信息科科长，军人出身，担任过坦克部队侦察连连长，1987年转业进入山西省卫生防疫站（疾控中心前身）时已经27岁，因为“一身武艺无用武之地”，有心向学，当年考上首都医科大学生物医学工程系，主修医用软件，计算机与医学相结合的边缘科学。全班43个人，学制3年，师从马斌荣，中国卫生信息的著名专家。

 

陈涛安说，山西省、市、县三级疫情信息的卫生情报网络是在他主持下构建起来的，1997年信息管理科成立，他任科长，继续医用软件开发，曾推出《全国计划免疫监测信息系统》。他获得过诸多荣誉，2001年成为山西省劳模，2003年“非典”期间荣立二等功。

 

可是2005年7月，陈涛安突然被停职，调至后勤物业管理科。“具体的工作任务是长期休息，工资、奖金一点不会少。”这是山西省疾控中心的新任主任栗文元当面告诉他的。“他说我的工作很突出，没有什么失误，调任是中心党委的决定，不是他的个人意见，作为一名党员要相信组织，党叫干啥就干啥。”陈涛安说，他和栗文元是多年的同事和朋友，也看到过栗文元就曾经接受过这样的“停职考验”。“2003年栗文元从省卫生监督所所长的位置上退下来，就在家里休息了一年半，当时就说是组织上要考验他，那一年半，当时就说是组织上要考验他，那一年半里，栗文元也不让我们去看他。到了2005年初，栗文元被重新启用，先担任卫生厅应急办主任，3月份就成了省疾控中心主任。”陈涛安说他那时非常信任栗文元，觉得“他是想给我一个自由空间，让我能取得突破性的成果”。

 

陈涛安说他给自己设定的“休息时间”也是一年半，全力投入“医院感染信息管理软件系统”的研发。2006年底，软件系统开发成功，陈涛安说他在2007年2月找到栗文元汇报，但栗文元的答复让他很疑惑。“他说党组织还没有决定让我回来，要我再等到三五年之后再说。”

 

陈涛安说，栗文元的答复，把他从二进制代码世界里拽了出来，他这才发现，原来在他的休息期间，疾控中心的疫苗管理发生了悄然改变，贴标签只不过是最表象的。

 

小公司的“空手道”

 

陈涛安说他于是发现了时间上奇怪的关联。《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以下简称《疫苗条例》)2005年6月1日正式实施，他在7月被免职。紧接着，10月，负责疫苗配送、管理的生物制品供应站站长陈宏生、副站长张俊书被免职；12月，财务科科长杜碧杰也被免职。

 

生物制品供应站于是被新成立的生物制品配送中心所取代，新主任叫田建国，1970年出生，籍贯山西，已经落户北京。除了配送中心主任之外，他的名片上还印着“卫生部产业协会副秘书长、北京华卫时代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等诸多头衔。山西省疾控中心2005年12月12日的《会议纪要》这样表述：“根据《疫苗条例》的要求，经中心办公会研究决定，对原生物制品供应站进行了调整……经过慎重考虑，认真研究，仔细筛选，最后确定了卫生部部属企业北京华卫时代医药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该公司一直经营生物制品，并对山西市场比较了解。单位设山西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生物制品配送中心，由该公司进行二类疫苗的市场经营，第一年交中心380万元，每季度交一次，另交50万元风险抵押金。”紧接着，12月28日，山西省疾控中心发布《关于成立生物制品配送中心的通知》称：“该中心从2006年1月1日起正式运行。2005年12月31日前山西省疾控中心生物制品的债权债务委托北京华卫公司负责清理。”

 

我国的疫苗分为两种，计划免疫用疫苗和公民自愿接种的有价疫苗，也就是《疫苗条例》所说的一类疫苗和二类疫苗，以前两类疫苗都是“封闭式渠道管理”，由国家疾控机构统一逐级订购、分发和周转储存。《疫苗条例》实施后，一类疫苗没什么变化，依旧是政府计划分配、个人免接种、国家统一买单但二类疫苗市场被开放，“疫苗生产企业可以向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接种单位、疫苗批发企业销售本企业生产的第二类疫苗。疫苗批发企业可以向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接种单位及其他疫苗批发企业销售第二类疫苗”。条例的初衷，当然是想通过自由竞争来规范二类疫苗市场，降低价格，使广大民众受益。

 

陈涛安告诉本刊记者，山西省疾控中心显然对《疫苗条例》做出了另一种原创解读。以每年380元的价格，将“全省疾病预防控制工作所需的疫苗配送及二类疫苗的供应和管理”卖给了华卫公司。如果按照《会议纪要》，选择华卫公司是因为它满足了四个条件，“一是符合条例的规定，二是合法的企业，三是资质可靠、熟悉市场，四是能与CDC积极合作”。可事实并非如此。北京市工商局提供的资料显示，华卫公司2004年1月6日在北京注册成立，注册资本为50万元，法人代表是田建国。股东3人：田建国、黄彦红和于莉，股份分别占80％、10％、10％。营业执照上的经营范围中，根本没有疫苗这一项。不仅如此，2005年7月26日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还对该公司出具了一份《行政处罚决定书》：在北京市朝阳区十里堡北里农民日报社五层520房间办公的北京华卫时代医药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当事人在开业登记时，委托代办公司采取垫资方式办理了公司登记。领取执照后代办公司将垫资款50万元全部提走，当事人未按规定补足出资”，“当事人的上述行为属于虚报注册资本行为”，“依法责令当事人60日内补足出资，处罚罚款5万元”。

 

 

陈涛安告诉本刊记者，这家注册资本金不过50万元，并没有疫苗经营资格的北京小公司，在山西却以“卫生部部属企业”的身份被奉为上宾，战胜了那些资本上千万元的大企业，接管了山西的疫苗配送网络——国家在过去20多年时间里，花了十几亿元才建立起来的冷链和配送站点。山西省疾控中心2005年11月对生物制品供应站做了一次收支统计，从2003年3月到

2005年10月31日，结果显示，债权为2960万元、库存二类疫苗374万元（其中过期疫苗8万元）、债务2003万元，计算下来，就算除去过期疫苗，现有国有资产总额也有1320多万元。这也意味着，田建国接手之后，就获得了这1320多万无的国有资产。用原站长陈宏生的说法：“这个皮包公司，用这个钱就盘活了。”

 

 

陈宏生在同一天的《会议纪要》上也有了新的职务，“负责兽康消杀公司的工作”，从管理疫苗变成管理老鼠药之类的兽药，他和张俊书只能接受这样的突兀改变。“我也早就有了预感，栗文元跟我说，老陈，工作做得太好并不是什么好事。”接替财务科科长在杜碧杰被调去从事非财务工作，但待遇不变。他也很快理解了自己的免职：“我比较坚持原则。”按照《疫苗条例》相关规定，接种第一类疫苗“不得收取任何费用”，接种第二类疫苗可以收取“服务费、接种耗材费”，但“各级财片安排用于预防接种的经费应当专款专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挪用、挤占”。这意味着，二类疫苗经营所得的服务费和接种耗材费也必须进入财政专户。可田建国接手后，

2006年1月6日，就以《结算账户告知函》的方式，将自己公司的北京账户和山西省疾控中心的财政专户一起发给了各级配送站点。钱的最终去向，至今仍是一个谜。

 

 

垄断的利益链

 

 

 

陈涛安告诉本刊记者，田建国的身份其实一戳就破，但在他之前，似乎没有任何人质疑他。“他到下面去就像钦差大臣一样，风光得很。”陈涛安回忆，“以前网站上还能查到他以卫生部领导身份下去检查工作的新闻。“华卫公司与山西省疾控中心签署的协议为期5年，从2006年4月开始，全省11个市有6个与华卫签订了《合作协议》，以65万、30万、17万元不等的价格出卖了属地疫苗供应和管理权。与些同时，华卫公司还与疾控中心一起，想出了二类疫苗专用标签的办法，通过山西省卫生厅的推广，名正言顺地垄断了山西的二类疫苗市场。

 

 

 

 

陈涛安告诉本刊记者，一个标签就可以向厂家索取15％～20％的返利，这只是冰山一角，垄断给华卫公司带来了难以想象的丰厚收益，给华卫公司的经营大开政策之门。

2006年1月28日卫生部下发了《关于加强麻疹控制工作》的文件通知，要求各地“提高常规免疫接种率，加强对流动儿童预防接种工作的管理，消除免疫空白人群”。因为“全国部分地区已经出现麻疹局部疫情，发病以流动人口较为突出，病例以小年龄组为主，多无免疫史”。

 

 

麻疹属于一类疫苗，由国家免费接种。可是到了我们这里，却变成了《麻疹风或麻风腮联合疫苗预防接种工作的通知》。解释一下，麻风是麻疹、风疹联合的疫苗，麻风腮是麻疹、风疹、腮腺炎联合的疫苗，都属于自费的二类疫苗。该通知

4月5日下发，附上的预防接种通知单上还明确写着，要接种的是“普祥立适”麻风腮疫苗，价格是84.2元/支。这样明文推荐某公司的产品，显然违反了《疫苗条例》第33条的规定：“接种第二类疫苗的建议信息应当包含所针对传染病的防治知识、相关的接种方案等内容，但不得涉及具体的疫苗生产企业、疫苗批发企业。”

 

 

更令人费解的是，国家统一下发的一类麻疹疫苗，在山西一直被束之高阁。这批生产日期为2006年7月，有效期到2008年2月的免费疫苗，直到

2008年1月10日，也就是有效期只剩不到20天的时候才发到全省各个基层接种点，因为赶不及接种，大量免费麻疹疫苗就此作废。

 

 

陈涛安告诉本刊记者，2006年7月，山西运城发生乙脑疫情，湖南湖北等许多地方也出现了恐慌，但当地的专家都说，这个季节防蚊灭蚊是防病的手段，没有必要进行应急接种。因为疫苗的最佳接种期是流行季节前一个月，每年3月至5月份接种较合适。如果现在接种，等到产生抗体，蚊子已经进入自然消亡的季节。可是，山西却出现了全省范围的应急性接种。这次应急接种，运城地区消费乙脑疫苗200万～300万人份，全省合计消费500万～600万人份，乙脑疫苗也是一种二类疫苗，由北京华卫垄断供应，向厂家采购价格为9元/人份，到了山西省疾控是16元/支（包括4元的配送费，一元的返利），市里加4元的配送费到了县里，县里加4元的配送费到了乡镇接种门诊，到了最基层老百姓手里就成了28元/支（不含注射费）。最保守的计算，仅这一笔买卖，华卫公司的纯利润就能高达3000多万元。根据国家的相关规定，在紧急情况下，二类疫苗可以转化为一类疫苗，由财政统一买单。但山西依旧坚持疫苗的个人付费。

 

 

 

陈涛安告诉本刊记者，从

2006年1月1日，到华卫公司突然人间蒸发的2007年10月13日，田建国在山西的二类疫苗经营收入，陈涛安计算后得出初步结论，“至少两个亿”。

 

 

举报者的困境

 

 

 

陈涛安告诉本刊记者，他是个较真的人，从对公示卫公司的疑问开始，他一点点调查取证，搜集了大量的原始文件资料，抽丝剥茧找到了问题的方向和源头，在他看来，这些其实都不复杂，“文件都摆在那里，华卫公司的资质，在北京一查就很清楚了”。

 

 

 

一开始，陈涛安还很相信系统内部的力量，从

2007年5月25日开始，他向省检察院、省纪检委、省纪检委和太原市检察院投递实名举报材料，《关于栗文元涉嫌贪污、受贿、洗钱等问题的举报》，不仅提出了疫苗垄断的问题，也提出了栗文元涉嫌收受田建国本田汽车的经济问题。整整15天，没有任何回应。他每天到市检察院举报中心询问，“跑了20多次，才见到反贪局长，才知道材料转到了卫生厅纪检组”，而华卫公司依然故我，继续在楼道里贴着专用标签。陈涛安只好找到自己的战友，通过特殊渠道把材料又递进了太原市检察院。这一次终于有了反应，2007年8月，太原市检察院正式介入。

 

 

奇怪的是，明明陈涛安是举报人，栗文元是被举报者，但检察院的一些调查却集中到陈涛安身上。有朋友私下告诉他：“我们接受了询问，太原市迎泽区检察院正在查你陈涛安的问题。”一个月后，9月上旬，太原市检察院正式通知陈涛安，有关方面出具了一个报告，证明省疾控中心与华卫公司的合作是合法的。他如果不满意，只能要卫生部表态。几天后，陈涛安向卫生部发出了《质询书》，质疑华卫公司的资质，以及这种疫苗托管的合法性，还没有收到答复，太原市检察院已经在9月底撤销此案。

 

 

 

陈涛安说，2007年10月初，太原市迎泽区检察院反贪局两名检察官到疾控中心调查，当陈涛安提出要查验对方的证件时，女检察官居然把证件朝他甩了过来。陈涛安后来才知道，他所在单位的纪检委整出了一份盖着大红公章的“定性材料”，举报他有经济问题，“1997至2007年累计侵吞资金113万元”。有一个审计团队介入查账，其中最主要的是由陈涛安担任法人的卫生疾病信息公司。陈涛安说，这个公司成立不超过1997年，公司的经营所得都用于卫生公益事业，购买办公用品、技术设备，甚至为其他同事提供培训进修的经费。“非典”期间，陈涛安将公司的全部收益基本都用于了基层的疫情防控，公司也在“非典”之后正式结束。审计人员对于清晰而公益的账目提出了质疑：“他们说怎么可能开公司不为挣钱，反而把钱都用在公益上，太不合常理。”陈涛安说：“我不缺钱，我乐意，管得着吗？”

 

 

 

陈涛安告诉本刊记者，走上举报之路后，他深切体会到了人性的纠结和复杂。他常常看到人性中善的那一面。“帮助我递材料到检察院的是我的老战友，偷偷给我看黑材料的是审计组的一名会计。”当然也有恶的那一面，“整理我的黑材料的，是我的另一个老战友，但我理解他，他在这个系统里也不容易”。让他想不通的是栗文元，早在栗文元担任省疾控中心副科长的时候，陈涛安就与这个年长他3岁的同事关系非常好，因为“栗文元是个尊重科学的人，我们非常有共同语言，经常在一起讨论各种问题，我们两个家庭的关系都非常好，常常出去一起唱歌“。

 

 

 

栗文元在陈涛安的心目中，一直是“热爱科学的技术工作者“。他还提醒本刊记者，要公允地描述栗文元，“栗文元擅长检验分析，1998年山西假酒案的时候，他贡献突出”。栗文元调任省卫生监督所所长后，陈涛安也常去看望他，“一起讨论科学问题，同吃所里的大碗面”。等到2005年栗文元被重新启用，当上卫生厅应急办公室主任，他们多次合作全省疫情直报演习，陈涛安如今说起来都是眼里发光的兴奋，这些专业的技术问题，或许才是他内心真正热爱的。

 

 

 

陈涛安说不知道究竟是什么诱惑改变了栗文元，他觉得2005年7月他的停职，只可能是栗文元已经动了疫苗的心思。“他太了解我了，我负责的刚好又是疫情信息管理，他知道，要让我在疫苗问题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是绝对不可能的，就只能让我休息了，也许他也是想保护我吧。”陈涛安与栗文元的关系也很微妙，当陈涛安开始借助系统外的力量，以实名在网络发布举报文章之后，他们的关系在陈涛安看来“并没有到翻脸的地步，我们还进行了两次长谈，分别是2008年上半年和2009年3月”。

2010年3月25日，陈涛安依旧不断对本刊记者强调，“我相信栗文元肯定比我要难受，他心里是善恶两种力量在较劲”。

 

 

失衡的对抗

 

 

 

当陈涛按通过战友才把材料送进检察院的时候，他对这个系统已经产生了怀疑，开始求助于系统外的力量。从2007年7月开始，他找过很多媒体，“人民监督网”是他无意中发现的，他被“人民”二字所吸引，谨慎地发去了举报邮件。网站主编朱瑞峰看到了这封邮件，在通话之后，奔去太原与陈涛安见面。

 

 

 

朱瑞峰决定对疫苗的利益链做更深入的调查，他凭借香港的记者证和印上了《宪法》中公民监督权条款的介绍信，

2007年9月10日成功采访到了时任省卫生厅副厅长的李书凯，也是整个疫苗事件中迄今唯一直接采访过李书凯的记者。朱瑞峰保留了全部采访录音，李书凯在采访中明确表示，省疾控中心与华卫公司的合作“完全合法”，“从法律、法规上没问题，我敢负法律责任”。李书凯还强调，这个连疫苗经营许可都没有的华卫公司，是“卫生部专门从事疫苗配送的公司”，到来后给山西百姓带来了福利，“以前一个乙肝疫苗，打3次的，卖到21元，最便宜15元，现在七八元”。

 

 

2007年9月14日

《山西经济日报》发表文章《这个“权”能被“托管”吗？》，但影响被迅速消解。朱瑞峰留了个心眼，9月27日才将自己的稿件和陈涛安的实名举报材料放到网站上。朱瑞峰没有想到，9月28日，他就接到了删除稿件的通知。他不肯妥协，因此网站的服务器就屡屡出状况，他只能四处转移服务器，“从北京到山东，再到四川、厦门”，在国庆长假结束之前，“像打游击战一样绕着中国跑了个圈”。朱瑞峰回忆起来也觉得好笑，“以前技术不行，被封一次要6个小时才能恢复，现在只要10分钟就行了，游击战算是把我们的技术给磨炼出来了”。

 

 

威胁、辱骂、监视，各种压力接踵而来，朱瑞峰被迫同意先将网站关闭3天，“差一点就扛不住了”，结果就是第三天，

12月3日，《中国青年报》记者刘万永发出了报道《一家小公司是怎么垄断山西疫苗市场的》和《华卫背后的利益链条》，算是救了朱瑞峰的网站一次。结果换成刘万永必须面对压力，扣在他头上的帽子是“妨碍疫苗接种”。2007年底那一轮的舆论热潮，同样迅速被消解，朱瑞峰持续在网站上跟进报道，他算了一下，2010年3月这轮疫苗热潮之前，网站至少被封锁了18次。

 

 

2007年

10月12日，山西省卫生厅成立专门的调查组，省纪委派出督察员参加。结果调查组开展工作的第三天，10月15日，田建国与华卫公司突然人间蒸发一般失踪了，所有疫苗也不知去向。

 

 

2008年1月7日

，省卫生厅召开会议，对陈涛安的举报做出结论，和他们提交给省政府的报告一样，认为疾控中心在疫苗托管上没有任何问题，栗文元也没有经济问题，只是用轿车充当风险抵押金这样的做法不太妥当而已，并且已经纠正。同样没有回应那些贴标签疫苗的质量问题。1月8日，调查组与陈涛安见面，对于陈涛安对疫苗的疑问，同样表示，没有标签疫苗产生的恶果，“如果真有问题，省卫生厅承担责任”。

 

 

朱瑞峰觉得，其实陈涛安走到现在，也是“一步步被逼出来的”。“一开始他甚至都没有想过把矛头指向省卫生厅，我拿到材料跟他商量的时候，他一个晚上没睡，他到底还是卫生系统的一员。”“高温疫苗的问题也是，一开始只是对贴标签的行为表示怀疑，但并不能确认有什么后果，当调查组得出那样的结论，我们只能去寻找受害者了。”

 

 

（感谢陈超和实习记者张冉对本文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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