倚仗马建等安全、公安部门实权官员的支持，包括暗中的技术手段监视窃听和明面上的亲自出面协调，郭文贵在“黑”了刘志华后保住盘古大观，在“捞”了赵云安后转手拿走天津华泰和4亿元现金，直至低价获得民族证券控股权。郭文贵“与安全部门有合作关系”的特殊身份，增加了他本人的神秘性，也为其巧取豪夺的商业活动提供极大便利。马建被查之后，郭文贵这一特殊的政商关系得以曝光。

　　圆脸大耳、笑颜迎人、动辄兄弟相称，一脸佛相的郭文贵实则出手狠辣，惯以特殊身份与背景恐吓对手或利益相争的合作伙伴，一旦分利不均，即动用手段先抓人后夺财。民族证券与方正证券合并一役，他与同样背景深厚的北大方正原CEO李友先是蜜里调油，旋即反目成仇。郭文贵故技重施，李友出走无路，未能自保。然而这一次，同为枭雄的李友反戈一击，在末路逃亡中写信举报，政泉控股多位高管被抓，躲在海外的郭文贵得以身免，马建等他在安全、政法系统的多年盟友先后落马，一个在特殊身份保护伞下不为人知的狐假虎威、虎狐勾结敛财的商业模式，也由此曝出冰山一角。

　　起家郑州

　　河南省会郑州，是郭文贵起家之地。这里既是郭氏打通政商关系的演练场，也是郭文贵日后发达的大本营。从2002年开始郭文贵进军北京后在更大舞台上的一系列运作，都有多家不为人所知的郑州公司或相关人士深度参与。

　　49岁的郭文贵身份多样。见诸于媒体报道中的郭文贵是山东聊城人，但认识他的人回忆，郭讲一口东北话。他在国内常用的一张身份证则显示，郭为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人，出生于1967年2月2日。财新记者获悉，郭文贵还有香港身份和多个英文名，其中一个获得证实的香港身份名为郭浩云。出现在相关公司中的简历显示，郭浩云（郭文贵）出生于1968年10月5日，1987年-1989年，为黑龙江政府职员；1989年-1992年，为黑龙江林药联营公司郑州分公司主任；1992年-1993年，为河南大老板家具厂董事长。

　　一位消息人士的说法是，1992年，郭文贵认识了香港女商人夏平，第二年9月，夏平以香港爱莲国际集团有限公司（下称爱莲国际）代表的名义，与郭文贵合资成立郑州裕达置业有限公司（后变更为河南裕达置业有限公司，下称裕达置业），郭文贵任副董事长兼总经理。有了港商的站台和合资公司背景，1994年，刚刚成立一年的裕达置业就拿下郑州市政府小区拆迁改造工程，并以此新建裕达国贸大厦。裕达国贸大厦紧邻郑州市委市政府，地理位置优越，高202.1米，共45层，建成后成为当时郑州第一高楼。郭文贵也因此被河南政商两界认识。

　　裕达国贸大厦的建设对郭文贵来说并不容易，工程初期预算16亿元，但实际建设过程中远超这一预算，总投资达26亿元。裕达国贸大厦建成后，郭文贵并未清欠各种债务。据媒体报道，裕达置业当时的总负债超过14亿元。

　　拿地后，郭文贵即以此抵押换取银行贷款。在工程建设中，因为缺钱，郭文贵还将楼层分层抵押换取贷款。此外，郭文贵还进行民间借贷，其弟郭文奇就是在被债主追债中不幸身死。

　　财新记者获悉，郭文贵曾累计以裕达置业旗下的裕达国贸大厦66676.04平方米房产作为抵押，获取中国工商银行28笔贷款，合计5.88亿元，这一房产面积接近裕达国贸大厦总面积的三分之一。

　　2005年6月，中国工商银行向各大资产管理公司剥离7000亿元的不良资产余额。其中裕达置业的28笔贷款共计6.01亿元的债务本息（含5.88亿的贷款本金），被工行河南省分行营业部作为“可疑类资产”剥离至中国长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07年11月12日，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郑州办事处发布公告，拟通过河南省产权交易中心对其持有的裕达置业债权本息合计7.17亿元，以2.73亿元的价格进行公开转让，但无人问津。

　　郭文贵后来的合作伙伴和敌人曲龙在一份致有关部门的狱中揭发材料中，曾经提及郭文贵逃废这笔债务的手段：“后来经过领导批示，转为不良资产，郭文贵以1亿元的价格，通过资产公司将债权回购”。财新记者采访的多名认识郭文贵的人士均曾听郭透露此事，但财新记者未能联系上长城资产管理公司郑州办事处进行核实。

　　裕达置业还因拖欠工程款一度陷入诉讼泥潭。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下称中建二局）于1995年起承建裕达国贸大厦，1997年6月大厦完工，总造价为2.4612亿元。但直到1999年6月，裕达方面仅支付了8975万元。1999年5月27日，中建二局就裕达置业拖欠工程款纠纷起诉至河南高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后，裕达置业上诉至最高人民法院。最高法于2002年8月23日做出终审判决，要求裕达公司于终审判决生效后15日内，向中建二局支付工程欠款、垫支的工程材料款等合计3129多万元。

　　除了拖欠工程款，郭文贵当初兴建裕达国贸大厦的资金来源也成问题。一种说法是郭文贵初始的6000万美金来自海外，而这笔资金正是国外政府正在追缴的贪官赃款，遂将此事告知中国领导人，由此开始调查郭文贵。

　　“当时郭文贵跑到美国躲起来，都想把裕达大厦给卖了，还在纽约见了买家，但最后没有谈成。”一位知情人士向财新记者回忆，这是郭文贵第一次出国躲祸。

　　北上京城

　　2002年左右，在郑州官司缠身的郭文贵北上京城，进军北京房地产市场。在此之前，郭文贵已有踏足首都的铺垫，1998年就与拥有广泛人脉的知名演员朱时茂合资成立了北京文茂投资顾问有限公司，后更名为北京摩根投资有限公司（下称摩根投资）。2002年1月8日，郭文贵在北京另一家重要公司北京政泉置业有限公司（下称政泉置业）成立。

　　郭文贵延续了在郑州的开发模式，摩根投资和政泉置业为其运作的主要阵地。2002年，郭文贵控制摩根投资和政泉置业分别拿到了朝阳区大屯乡的两个地块，分别开始建设摩根中心和金泉广场两个商业地产项目。

　　其中，摩根中心为朝阳区大屯乡的一块狭长地块，马路对面就是奥林匹克公园，距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仅180米，距2008奥运会主会场“鸟巢”国家体育场也仅有500米，处于黄金地段。在郭文贵入手之前，该地块曾经过了多次转让，甚至出现过“一地两卖”的纠纷，是北京开发商争夺的重点。

　　根据2006年《商务周刊》杂志的报道，2002年，摩根投资通过协议出让的方式接盘该地块，并与北京市国土局分别在2002年9月10日和12月13日签署了摩根中心一、二期土地出让合同，根据合同，摩根投资获得该地块共需出资约3.6亿元，核算下来，每建筑平方米的土地成本不足860元。摩根当时交付了15%的土地出让金，计5400万元，剩余85%的出让金须在180天内缴纳。

　　按照最初的规划，摩根中心项目总建筑面积426730平方米，其规划的北京摩根中心A楼为高档办公楼，建筑面积约14万平方米，地上39层，是北京亚奥区域的最高建筑；B楼为19层超五星级酒店，建筑面积约5万平方米，内设200余套豪华客房及总统套房；C楼为三幢高19层的公寓，地下3层，定位为176套顶级公寓，建筑面积约23万平方米。整个摩根中心是泛CBD地区最高端的项目之一。

　　但接下来的建设过程中仍很不顺利。2003年奥林匹克公园总体规划方案确定之后， 摩根中心的白色长条造型和三倍于水立方的体量被认为“十分刺眼”，北京市规委提出修改设计规划，摩根投资多次修改方案后才得以通过。

　　但设计更改后，原建筑面积在42.67万平方米的基础上缩减了1万平方米。摩根投资据此向国土局要求降低大约1200万元土地出让金，未获答复，此事随后搁置。

　　此外，在摩根中心的开发过程中，摩根投资与建筑承包商北京建工集团争执不断，并在2003年11月停工。这个“北京第一烂尾楼”，自然引来多方觊觎。

　　2004年， 国土资源部下发有关“停止经营性土地使用权协议出让”的规定，要求各地在2004年8月31日前将历史遗留的协议出让问题处理完毕，从当年8月31日起，将收回开发企业手中闲置两年以上的土地，史称“831大限”。文件颁布后，摩根投资先后派人、发函与市国土局协商，愿意按照原来合同交纳全部土地出让金，但遭到拒绝，原因是摩根投资与施工单位在工程款上有仲裁纠纷。

　　2005年10月，北京市国土局以未在约定的期限付清全部地价款为由，宣布收回摩根中心等七宗土地的国有土地使用权。此时，摩根中心项目的公寓和酒店主体结构建筑已经基本完工。

　　2006年1月5日，摩根投资向朝阳区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撤销《关于解除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通知》，此案舆论称为“北京第一土地回收官司”，但最终败诉。2006年1月13日，北京市国土局联手其他部门，亦已取消了摩根中心的立项、规划、建设和施工等许可证，摩根投资失去了对摩根中心的开发权。

　　据称，期间摩根投资为挽回局面曾多方努力，郭文贵也找到了当时主管城市规划、土地审批的北京市副市长刘志华，希望政府改变决定。但刘态度强硬。

　　2006年5月22日，摩根中心以“朝阳区大屯北顶村项目”的名义重新进入土地市场招标。北京市土地储备中心的信息显示，招标底价为9.91亿元，包括地价和地上建筑价值。最终北京首创集团与广西阳光股份有限公司组成的联合体以17.6亿元人民币将其收入囊中，并更名为“辉煌中心”。

　　但仅仅半个月后，风云突变。2006年6月9日，刘志华被中纪委“双规”。6月16日，接手摩根中心的北京首创置业董事长刘晓光，在首都机场被中纪委工作人员以“协助调查”的名义带走；不久，北京奥运工程副总指挥金焱也被“双规”。

　　人们很快得知，刘志华落马是摩根投资被逼到墙角后导演的一幕复仇剧。摩根投资的老板郭文贵向中央直接举报刘志华“权色交易”，收受外商巨额贿赂，插手重点项目，非法为公司做贷款担保及批地黑幕等诸多问题。“扳倒”这位主抓“一号工程”奥运建设的副市长的，是一盘长达60分钟的录像带。

　　尽管属于“自卫反击”，北京政商圈仍然第一次见识了郭文贵一剑封喉的狠辣。多位知情人士告诉财新记者，刘志华被偷拍，即为郭文贵通过时任国家安全部部长助理的马建，动用了国家安全力量和技术手段，谎称是境外反动分子拍摄的视频，想借奥运炒作大陆贪官问题，而刘志华当时正主管奥运工程建设。这盘录像带经由特殊渠道直接递进中南海，高层领导震怒，当天晚上召开会议，责成中纪委火速查办刘志华。调查结果也表明，5月22日的重新招标，实际在刘志华的操纵下，变成刘的一名情妇借首创集团旗号对摩根中心项目的豪夺。

　　2006年9月5日，北京市政府做出了将摩根中心地块再次收回的决定，首创置业和阳光股份组成的投标联盟放弃摩根中心地块。摩根投资补缴剩余85%的土地出让金，郭文贵以3.6亿元原价重新拿回摩根中心的所有权。

　　不仅仅是摩根中心，郭文贵左右开弓的另一个项目金泉广场的开发过程也并不顺遂。在开发过程中多次资金紧张，金泉广场也一度停工。

　　2002年1月8日，在政泉置业成立几天后就获得了金泉广场地块，金泉广场规划建筑面积为85.6万平方米，被称为亚奥商圈最大的商业项目。但郭文贵在金泉广场项目上决策出现错误，首先开发了6万多平方米的商业街。由于当时金泉广场周边商业氛围尚未形成，商铺销售情况并不乐观，也导致计划中的二期住宅和三期写字楼、公寓无力开发。2004年底，整个工程处于停滞状态。

　　2005年，由于摩根中心正处于焦灼之中，郭文贵为保住摩根中心，在金泉广场项目上引进央企保利集团的子公司保利（北京）房地产开发公司（下称北京保利）。2005年10月，北京保利与摩根投资签订协议，入主金泉广场，北京保利为郭文贵提供8亿元资金，其中5亿元用于金泉广场的后续开发，3亿元提供给摩根投资。作为交换，政泉置业的股东北京金浩投资有限公司（下称北京金浩）和北京浩云生物医药有限公司（下称北京浩云）分别将其所持的合计80%政泉置业股权转让给北京保利，并承诺保利地产可从该项目销售中获得不低于27%的回报。

　　北京保利入手之后的2006年4月，金泉广场开始预售，价格大涨且销售顺利。摩根投资欲回购该项目，但无法与北京保利达成协议，遂于2007年5月10日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起诉北京保利地产，要求回购其持有的政泉置业80%股权，诉讼标金额为4000万元。

　　或许受到刘志华事件惊天大逆转的影响，郭文贵与保利的这次纠纷以和解结束。2008年5月，北京保利退出金泉广场项目，在政泉置业的股权也如约退回原股东北京金浩和北京浩云，北京保利对政泉置业的8亿元投资款及相应收益合计人民币13.71亿元，由郭文贵的北京盘古氏投资有限公司（下称盘古投资）承担，盘古投资以其拥有的盘古大观（即原摩根中心）A座写字楼整栋房产预售给北京保利进行抵付。

　　复杂的股权图

　　在郭文贵的摩根中心和金泉广场项目开发的背后，则是摩根投资和政泉置业两个公司纷繁复杂的股权变更。

　　1998年郭文贵与朱时茂合资成立的北京文茂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下称文茂投资）几经变更，自然人与公司法人交替出现，先后更名为北京摩根投资有限公司（摩根投资）和北京盘古氏投资有限公司（盘古投资）。而2002年为承接金泉广场项目火速成立的政泉置业也经过上述过程，最终变更为北京政泉控股有限公司（下称政泉控股）。

　　在郭氏公司股权变更中，出现了诸多郭文贵的家人、商业伙伴，以及注册于郑州、北京和国外的多家公司。据财新记者不完全统计，直接出现在郭文贵商业体系中的家人，包括其妻子岳庆芝，儿子郭强，兄弟郭文平、郭文存，亲属岳庆华，商业伙伴有虞晓峰、林强、马成、蒋月华、李琳等。出现的公司除了北京金浩和北京浩云，还包括北京通原投资有限公司（下称北京通原）、郑州广益通商贸有限公司（下称郑州广益通）、郑州浩天实业有限公司（下称郑州浩天）和郑州浩云实业有限公司（下称郑州浩云）等。此外还有大批隐匿在上述人物、公司背后的关系。

　　郭文贵在北京最初的生意伙伴是他的山东老乡、著名演员朱时茂。1998年，郭文贵出资300万元、朱时茂出资200万元成立文茂投资，后来两人分别增资至900万元、600万元。但在文茂投资成立的第三年，朱时茂以100元的象征性价格将自己的600万元股份转让出去，退出了文茂投资。与此同时，郭文贵也将股份转让他人。

　　此外，林强和虞晓峰对郭文贵曾帮助很大。林虞两人是北京金浩现在的股东，两人还与北京金浩一起作为北京浩云的股东。而北京金浩和北京浩云曾在2002年10月-2004年9月为摩根投资的股东，2004年9月-2008年6月为政泉置业的股东。林虞两人分别担任过摩根投资的董事长和副董事长。

　　财新记者获悉，林强原为公安部一名副局长，后下海经商。在摩根中心和金泉广场两个项目同时进行时，郭文贵资金链紧张，林强曾帮郭文贵在东南亚融资，对郭文贵帮助很大。后因利益问题两人产生矛盾。

　　虞晓峰在郭文贵公司工作多年，2006年初开始侧重管理摩根投资的财务工作。而马成、蒋月华、李琳三人为郭文贵在河南相关公司的负责人或股东。其中，马成曾担任裕达置业总经理，以及香港百宜投资公司在郑州成立的百宜（郑州）电力投资服务有限公司（下称郑州百宜）法人代表，而郑州百宜曾为郑州浩天和郑州浩云的投资人，郑州浩天和郑州浩云由蒋月华和李琳成立，现为政泉控股的股东，各自持股50%。

　　此外，郑州广益通和北京通原于2007年10月分别持股盘古投资股份的40%和60%，其中，北京通原现任股东为郭文贵妻子岳庆芝与郭丽梅。2007年12月，北京通原将所持的盘古氏投资股份全部转给郑州广益通，后者持有盘古氏投资的所有股权直到2009年12月。郑州广益通现名为郑州熹曼商务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郑州熹曼）。

　　工商资料显示，郑州熹曼由郑州蓝淮商务咨询有限公司（下称郑州蓝淮）和郑州恒海商务咨询有限公司（下称郑州恒海）合资成立，注册资本均为3510万美元的郑州蓝淮与郑州恒海分别由外资公司硕富投资有限公司和业智投资有限公司单独出资成立，法定代表人均为孙爱玲。孙爱玲现为郑州浩航实业有限公司（下称郑州浩航）的股东，郑州浩航曾持有郑州浩天和郑州浩云全部股权。

　　通过上述纷繁复杂的郭氏股权变更，一个环环相扣的公司圈成功地将郭文贵隐匿至幕后，从而遥控指挥。

　　华泰争夺战

　　扳倒刘志华，是郭文贵第一次与马建合作，借助国家安全力量介入财富争夺。这次合作无疑是成功的，郭文贵夺回被刘志华依靠权势抢走的地处奥运黄金地带的摩根中心，马建则为他在国安部内主管的部门获得了不菲的工作经费外部支持，还为国家揪出了一个罪有应得的腐败高管。这桩一举三得的胜利为郭文贵与马建等国家特殊强力部门官员展开更紧密合作奠定了基础，事后看，一个潘多拉盒子也由此打开，郭文贵用它裹挟了越来越多的公权力为其牟取不正当利益，上演了多场对财富和公权力的围猎。

　　2008年，天津环渤海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天津环渤海）的一次内部纷争，郭文贵以“捞人”的角色介入，却从此“引狼入室”，他通过隐秘操作获取了天津环渤海下属天津华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天津华泰）的所有权，并从中套现4亿多元现金，以及一系列的其他资产。在此过程中，郭文贵对国家强力部门的“借刀杀人”多次出现。

　　2008年初，北京银邦伟业投资有限公司（下称银邦伟业）在整合公司资产过程中，发现自己持有60%股份的北京凌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下称北京凌云）已经更名为北京世纪泰和投资有限公司（下称世纪泰和），而银邦伟业在北京凌云拥有的股权在这次变更中不翼而飞。

　　按照股权结构，银邦伟业控股北京凌云（世纪泰和），北京凌云控股天津华泰，三者都是天津环渤海控制的公司，其中最重要的资产是天津华泰持有的“津滨发展”（000897.SZ）1.8亿股可流通A股，2006年时候的市值约5亿元。

　　之所以采用这样的结构，天津环渤海董事局主席郑介甫告诉财新记者，2006年前后，天津环渤海旗下的几家公司上市之后，为规避关联交易问题，加上由于一些项目资金链紧张，有一些银行负债，为规避1.8亿股津滨发展股票被拿走，他特意把天津华泰拿到集团体外，由天津环渤海董事赵云安代持并担任董事长。但不幸的是，这个特意设置的股权结构网恰恰被赵云安利用。

　　2009年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的一份民事判决书显示，2006年10月16日，世纪泰和董事长赵云安使用虚假的银邦伟业公司公章，模仿银邦伟业原法人代表吴熙恩的签名，将银邦伟业持有的世纪泰和40%和20%的股权转让给两名自然人。之后又转至其弟弟赵克安担任法人的北京和达创新科技有限公司（下称和达创新），和达创新再收购了天津华泰一些小股东手中的11%股份，和达创新透过世纪泰和及自持，合计对天津华泰控股达到73.2%，赵氏兄弟成为天津华泰最大的股东。

　　实际上，此时的银邦伟业已经被郑介甫质押给了河南焦作商人谢建升。谢建升和郑介甫均告诉财新记者，当时郑介甫在购买俄罗斯“基辅号”航空母舰后，需要向对方支付1600万美元的中介费，但资金不足，故向谢建升借款1100万美元。2006年8月1日，谢建升以焦作凯莱大酒店有限公司的名义与郑介甫签订了1100万美元的借款合同。合同商定，以天津华泰的股份质押给焦作凯莱大酒店，期限为3-5年。具体操作方式是将持有“津滨发展”股票的天津华泰放在北京凌云名下，而将控股北京凌云的银邦伟业质押给谢建升。

　　谢建升告诉财新记者，之所以要这样的结构，是因为银邦伟业是个较为干净的公司，没有太多的债券债务。在借款完成后，他就将银邦伟业等公司的印章收缴。

　　2007年第三季度牛市出现，津滨发展每股涨到23元，天津华泰市值达到近30亿元的高峰。天津华泰多次以不同价格减持了大约7000万股的“津滨发展”的股票，共计套现近10亿元左右，这些套现资金都落入了赵云安的控制。

　　2008年6月，郑介甫向天津市公安局报案，以涉嫌挪用资金罪将赵云安抓获。此后，赵云安私下转到福建宁德的一笔两亿元的资金也被追回。

　　多个消息源告诉财新记者，赵云安被抓后，其家属多处活动，并联系了盘古投资的副董事长虞晓峰。虞晓峰和赵云安是同学，曾受赵云安推荐，于2006年11月至2008年9月间担任过天津华泰的董事。

　　财新记者获得了承德市公安局2011年4月-11月对郭文贵、虞晓峰、赵云安等人的数份问询笔录。其中虞晓峰和赵云安的笔录显示，2008年6月，虞晓峰将赵云安案告知郭文贵，郭文贵设法将其“捞”出。赵云安取保候审后，为感谢郭文贵，同意借款3亿元给彼时正掣肘于盘古大观项目资金困难的郭文贵。

　　双方设计的操作方法是：由郭文贵下属的政泉置业，收购赵克安旗下和达创新的所有股份，主要资产是其控股的天津华泰；赵云安则拿走了2500万股津滨发展股票加上和达创新账面上的1000多万元资金。

　　在笔录中，郭文贵称，当时赵云安给交易对价的估值是3亿元，但鉴于华泰的债权债务需要进一步调查，内部股东存在纷争，所以政泉置业暂时并不支付对价款，待公司价值、资产确定后再支付，但最多不超过3亿元。

　　实际上郭文贵最终并未支付任何费用。郭文贵在笔录中称，当时政泉置业刚和北京保利终止合作，政泉置业处于交接过渡期，不方便接收和达创新，所以安排曲龙和郭汉桥代持，等到弄清和达创新的资产、政泉置业完成过渡的时候，两人须再将和达创新的股份转回政泉置业。此外，因债务纠纷发生诉讼，政泉置业的账户被冻结，无法直接转账。郭文贵分得的天津华泰的4亿元现金也转至曲龙的中垠投资有限公司（下称中垠公司）走账，再以政泉置业出具支付令的形式，将钱直接划拨到政泉指定的债权单位。

　　郭汉桥为郭文贵的投资顾问，而曲龙与郭文贵曾是“不分彼此”的兄弟关系。曲龙1970年出生，黑龙江肇东人，1992年在黑龙江省交通厅驻京办事处工作，1996年下海经商。财新记者获悉，郭曲两人相识于1998年左右，当时郭文贵在国外躲事，其宝马汽车由侄子放在曲龙的汽车修理厂中修理，两年间共欠曲龙100万元左右的修车款。郭文贵回国后一次性结清欠款，两人由此关系密切起来。

　　2005年左右，郭文贵的盘古大观建设急需资金，曲龙帮助郭文贵在湖南融资1亿多元，但郭文贵迟迟还不上欠款，曲龙被债主逼债，于2005年3月以涉嫌合同诈骗被湖南公安刑事拘留，2005年6月逮捕，后经家人多方筹措，在支付了一定款项后，于2005年9月取保候审。曲龙家属告诉财新记者，曲龙被抓后，郭文贵即出国躲避，曲龙取保后郭文贵才回国，并多番安慰曲龙，“许诺两人均分公司利润，曲龙之后继续与郭文贵合作”。

　　扳倒刘志华后，郭文贵不方便再出面运营盘古大观等项目，让曲龙出头帮忙操办盘古大观和政泉公司，并以盘古大观为主。2008年5月，曲龙被任命为政泉置业的执行董事，代行董事长的权力，年底分红不低于500万元。

　　但两人的亲密关系并未持续太久，在郭文贵取得和达创新和天津华泰之后不久，两人就这两家公司的归属权彻底决裂。郭文贵指责曲龙利用担任政泉置业执行董事的便利条件，通过伪造签名、制造虚假股权转让协议、变更公司名称地址等方式，将和达创新和天津华泰占为己有，并更名为源润控股；曲龙矢口否认，称和达创新和天津华泰是因为郭文贵无法支付对价款而转让给他，并且要求郭文贵归还天津华泰的4亿元现金。

　　此外，曲龙的中垠公司曾出面帮助郭文贵购买石家庄商业银行所持有的6.81%民族证券股份。两人矛盾公开后，曲龙向安全部纪委、中纪委实名举报郭文贵收购民族证券过程中侵吞巨额国有资产的问题，并接受了媒体采访。

　　2011年3月31日，曲龙驾驶的车辆在北京东四环的颂江南大酒楼窑洼湖店院内遭多辆车围堵，曲龙被砸开车窗后带走。据曲龙家属介绍，后经警方和其调查，执行人员为安全部某处处长高辉、河北承德市公安局以及郭文贵手下等相关人员，共计10余人，以“涉嫌非法持枪”将曲龙带至承德市公安局。

　　而此时间节点正是在曲龙举报郭文贵侵吞民族证券国有资产之后不久。曲龙被带走的第二天，2011年4月1日，郭文贵顺利办理了民族证券控股权的受让手续。

　　2011年5月6日，以涉嫌“非法持枪”被抓的曲龙被以涉嫌“职务侵占”被批捕。2012年，河北省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和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和二审以职务侵占8.55亿元判曲龙15年有期徒刑。

　　逼退各路对手

　　在郭文贵与曲龙反目之际，发现抵押物不翼而飞的谢建升走上了漫漫维权路。2009年，谢建升在得知天津华泰被转给郭文贵的消息后，前往澳洲找到了郑介甫，郑介甫将原来质押的银邦伟业转给谢建升。

　　谢建升告诉财新记者，他回国后查看原本属于银邦伟业的天津华泰相关账目，发现公司已被掏空。

　　谢建升曾先后找到郑介甫、赵云安、郭文贵和曲龙等人讨要，但谈判无果，甚至爆发冲突。2012年8月，谢建升以合同诈骗向焦作市公安局报案，并获得公安部对案件办理的批示。焦作市公安局成立专案组，赵云安被抓捕归案，郑介甫遭监视居住，郭文贵则第三次逃往海外。

　　但在赵云安供认不讳、犯罪证据确凿的情况下，赵云安仍被取保候审。谢建升告诉财新记者，经其调查得知，时任安全部副部长马建指派安全部某处处长高辉来焦作，以赵云安是国家特勤人员的理由，希望取保候审，但遭到焦作市公安局的拒绝，后通过河南省检察院批示赵云安不予批捕，赵云安得以缴纳保证金释放。2012年7月，焦作市公安局再次接到国安部发函，称赵云安是国家特勤人员，责令焦作市公安局撤案。

　　此后，谢建升多次上访，并在2014年3月中央第八巡视组进驻河南时，将此案向巡视组反映。谢建升告诉财新记者，河南省检察院向其道歉，案件得以在2014年6月重新启动。

　　赵云安被再次抓获，彼时的曲龙正在河北保定服刑，也被通过司法途径押解到河南。但河北省政法委领导随即派河北省监狱管理局高层到焦作，以曲龙在监狱中被发现涉及其他案件为由，要求调回河北。遭拒后河北方面再赴焦作，以国家安全部和河北政法委联合办案为名要人，2014年9月12日，曲龙被押解回河北。

　　而后，事件发生戏剧性逆转。9月30日，负责谢建升案的专案组组长、焦作市公安局副局长王绍政以涉嫌受贿遭到调查。谢建升也因涉嫌行贿王绍政遭到通缉，不得不逃往海外。

　　财新记者在焦作采访期间，曾询问焦作市公安局关于谢建升一案，焦作市公安局宣传科科长以先了解情况为由拒绝了财新记者的采访，之后财新记者多次拨打相关科室电话，始终无人接听。

　　而天津华泰相关利益人也遭遇到各自不同的命运。郑介甫以涉嫌职务侵占的罪名被郑州市公安局通缉，通缉解除后又被焦作市公安局通缉；天津环渤海董事局副主席李明炯被承德警方以“私藏危险爆炸物”带至承德，后以“涉嫌职务侵占”被监视居住；郑介甫、谢建升分别避居澳大利亚和加拿大；赵云安、曲龙入狱。郭文贵逼退了各路对手。

　　拿下民族证券

　　在开发房地产之外，郭文贵还将目光放至距离财富金钱最近的金融证券市场。

　　2009年12月，政泉置业以2.91亿元受让石家庄商业银行持有的民族证券6.81%的股份，交易的市净率为2.75倍。

　　当时石家庄商业银行为民族证券的第四大股东，2009年12月在北京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出让上述股权。但具有优先受让权的首都机场、东方集团等其他股东均未参与摘牌。2010年6月13日，中国证监会批复了这一交易，政泉置业方浮出水面。

　　由于政泉置陷入财务危机，并涉及多起诉讼，收购民族证券的前期工作以曲龙控制的中垠发展有限公司的名义进行洽谈。郭文贵以此为跳板，一年后，又取得了民族证券大股东首都机场集团持有的61.25%股份。

　　2008年4月国务院出台的《证券公司监督管理条例》要求“一参一控”原则，即一家机构或者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多家机构，参股证券公司的数量不得超过两家，其中控股证券公司的数量不得超过一家，简言之，一家机构最多只能控股一家证券公司外加参股一家证券公司，并要求在2010年12月31日前达标。

　　而此时民族证券的第一大股东首都机场还控制有金元证券。2010年春节前后，在首都机场集团董事长张志忠提出的以金元证券为主、吸收合并民族证券的整改方案被拒绝后，张志忠辞去相关职务，后被刑拘。

　　2010年12月，首都机场宣布转让61.25%的民族证券国有股权。2011年1月13日，这笔股权于北京产权交易所挂牌，挂牌价为16亿元。

　　该价格被认为是白菜价。挂牌通告显示，评估基准日为2010年6月30日，民族证券净资产账面价值为17.81亿元，评估值为25.04亿元。当时即有媒体指出，未上市券商股权转让市场中，比较普遍的转让价为市净率的2—3倍。如果按一年前政泉置业受让石家庄商业银行手中民族证券股权时的2.75倍市净率计算，首都机场手中的民族证券股权应该值30亿元。

　　但是首都机场对竞买者设下高门槛，即由三家以上国有独资企业（非金融机构）组成联合受让体，每家企业实收资本不低于500亿元，2009年末净资产不低于2000亿元。这基本是一个无法满足的条件。

　　民族证券挂牌期满，无人摘牌。具有优先受让权的五家股东中，只有郭文贵的政泉置业提交了受让申请。经过证监会批准，政泉置业一跃成为民族证券第一大股东，合计持股68.07%。后郭文贵通过增资，将股比提升至84.41%。

　　然而在郭文贵逐步入手民族证券过程中，被已成水火的昔日兄弟曲龙举报。曲龙称，自己控制的中垠投资有限公司是北交所十大优秀会员之一，在向北交所汇报情况后，北交所推迟了郭文贵取得首都机场所持股份的进度。

　　曲龙在举报材料中称；“2009年至2011年，郭文贵伙同国家安全部等部门个别工作人员，以国家安全工作需要为名，多次开具安全部公函，要求民航总局、首都机场集团将首都机场股份公司持有的民族证券股权低价转让给政泉置业。而在收购过程中，为避免正常收购竞争和溢价，郭文贵以同样手段，借助安全部副部长马建的力量，以国家安全部的名义，由河北政法委协调河北银监局，将石家庄商业银行持有的民族证券股权以协议形式低价收归政泉置业。之后，郭文贵还伙同安全部等部门工作人员，向北京国资委、北京产权交易所出具安全部公函，马建以安全部名义亲自出面协调，要求北交所设置排他性条件，使得政泉公司成为唯一受让人……郭文贵与少数国家权力机关工作人员，内外勾结，致使优良的是数十亿国有资产流失。”

　　曲龙在举报材料中称，他向安全部纪委等相关部门实名举报之后，“郭文贵却在第一时间致电我，明确告知其完全知晓我实名举报之事，恐吓我‘你敢告我，找死，倒数时日吧！’这一不合常规的情况，令我极端震惊。”

　　一位熟悉民族证券的业内人士也向记者证实，在首都机场股权转让以及后续增资中，确实有安全部官员上门找到民族证券的主要股东，“他们态度很好，出示了身份和介绍信，口头上称郭文贵的公司是我们合作伙伴，希望关照，价格低一些，以后不会亏待你们这些股东”。

　　郭文贵前后出资18.91亿元控股民族证券八成多的股份，在与方正证券合并后，其持股市值更达到200亿元。那么精明的李友为何要引入很多人都避而远之的郭文贵？是看中其背后资源，还是另有所图？或许要等李友、马建案公布才能缕清。

　　致命的交恶

　　一位与郭文贵有生意交集的人士向财新记者透露，李友与郭文贵早就相识，也正是郭文贵将马建介绍给李友。在重组民族证券过程中，三个人还一起吃过好几次饭。2013年5月，郭文贵注资民族证券时缺少资金，还通过方正集团旗下的方正东亚信托融资80亿元，绝大部分资金用于增资民族证券，抵押物是政泉控股的地产项目及民族证券股权。2013年10月，方正东亚信托向上海银行转让了这笔49亿元、为期两年的债权，签下一笔七方合同的收益权，包括上海银行、政泉控股、郭文贵、方正东亚信托、方正集团等。

　　这位人士称，就是这笔融资让郭文贵与李友决裂。当时政泉控股提出用过桥资金解除抵押，以盘活被质押的部分股票和资产，并找到金融机构，同意政泉控股仅以18亿股方正证券股票质押就可放款49亿元。但方正集团对上海银行表示，要按照合同继续履行一年，不允许提前还款。

　　政泉控股在方正集团的借款并不仅此49亿元。一个月后，政泉控股在方正东亚信托另有一笔一年期的2.3亿元贷款即将到期。“政泉控股提前20多天发了一个提请延期函过去，一直没有回复。在距离还款日不到一个星期的时候，东亚信托负责人的电话关机。离还款期限不到24小时，东亚信托突然给政泉控股发函，表示不允许延期。如果政泉控股当天还不上这2.3亿元，其贷款卡就会出现不良而引发新的连锁反应。”他说，从那时起，郭文贵认定李友是故意想逼政泉控股资金链断裂。

　　这个说法与政泉控股的版本基本一致，但北大方正的高管则宣称，两方交恶源于政泉想控制方正证券的董事会——也许两方的说法都不算错。郭文贵和李友这两个江湖老手的合作，从一开始就是同床异梦。

　　早在民族证券与方正证券重组之前，上述接近郭文贵的人士就断言，郭文贵肯定会把李友赶走，控制这个公司，“李友根本就不是郭文贵的对手”。

　　一位接近北大方正的人士告诉财新记者，从去年12月19日凌晨逃离北大博雅酒店，到今年1月4日被带走期间，李友曾给有关部门写信，举报了郭文贵和马建。“李友把钱直接打到马建家人的账户上，证据确凿，马建被查之后他家人也有被带走的。”

　　2015年1月16日，官方通报了国家安全部副部长马建被调查的消息，多位消息人士称，实际上马建最迟在1月7日就被带走。

　　财新记者获悉，继马建之后，其弟弟马龙、前任秘书亦被调查，马龙在一家金融投资机构当副总。马建已被查出有6套别墅，6名情妇和两个私生子，其中两名情妇亦为安全系统官员。在马建落马前后，安全部还有至少两名局级干部被带走。据称，有关部门调查发现，马建亲自掌握的一个处，居然拥有国内经济犯罪大案要案的办案及动用技术手段授权，在郭文贵、马建的内外交攻下，安全力量被窃用为官商勾结巧取豪夺的利器。该处有多名干部遭到调查。

　　出身山东普通家庭的郭文贵何以能结识到安全、政法部门的领导层，目前还不得而知。数位熟悉郭文贵的人士称，多年来他刻意结识上述部门的官员。

　　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刚出道，郭文贵就表现出深谙政商之道的资质，极善于结交权贵。在河南期间，郭文贵与1995年-2001年的河南省委常委、郑州市委书记王有杰关系密切。1999年11月，香港兆泽投资有限公司收购了裕达置业，王有杰的儿子王锴曾任该公司董事。香港兆泽投资有限公司实际为郭文贵以名为郭浩云的香港身份控制。

　　王有杰认为郭文贵讲义气、可以信任。在家人发生盗窃案后，王有杰通过儿子王锴，将价值数百万元人民币的美元和人民币现金转移至裕达置业存放。

　　2005年，已转任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王有杰被中纪委调查，2007年1月以受贿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湖北省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缓刑二年执行。王有杰的判决书显示，其担任郑州市委书记期间，与郑州多位房地产商交厚，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承揽工程、收购国有资产、征用土地、工程开发等方面谋取利益。

　　多位消息人士对财新记者称，王有杰事发时，郭文贵曾举报王有杰以证清白。但亦有见识过郭文贵在北京“一送千金”豪迈手段的人表示，为几百万就翻脸，不太像郭文贵的做派。

　　有举报称，郭文贵长期以来依靠他控制的河南裕达国贸酒店、北京盘古七星酒店接触领导官员，而后利用酒店内的高档娱乐设施、奢侈品和色情从业者，进行拉拢腐蚀，并用隐秘的音像设备摄录领导干部的不光彩一面，以此要挟。

　　郭文贵喜欢四合院，经常向朋友炫耀自己位于北京后海银锭桥附近的四合院，装修豪华，石材专门从意大利进口。知情人士告诉财新记者，这套3000平方米的四合院多年前售价就有6亿元，平时戒备森严，有20多个保镖，出入车辆都是防弹车。郭文贵在此招待高层级的显贵。

　　很多人还被他请去参观盘古大观顶层的空中四合院。盘古大观公寓、酒店和商业三座楼的顶部，都加建了两层坡屋顶复合式四合院，共12组。北京市规划委2010年2月22日公布的信息显示，这些四合院是未经规划许可而擅自修建的违章建筑，共增加违法建筑面积11297.62平方米，但此后也未让拆除。坊间传言，多位与郭文贵熟悉的领导、商人在盘古大观拥有可鸟瞰奥运村的空中四合院。 据悉，某官员的女婿、一位投资界的知名人士就买了一套四合院，但抱怨不能过户。

　　多位接近郭文贵的知情者告诉财新记者，郭文贵外表随和，总是笑脸迎人，但长于权术，城府较深，待人貌似很好，乍见之下往往给人留下好印象，下手却黑。

　　“圆脸、大耳朵，很有佛像，也经常对人说自己信佛，还说会气功。”一位与郭文贵有过商业合作的“老江湖”称，“但他说的话不可信，连自己的出生地都能编出不同的地方来。”

　　老江湖的说法还包括：因为郭文贵经常给人偷录，所以也防范别人偷录自己；很少离开自己的盘古七星酒店和四合院，即便参加公开活动，也提前通知不允许拍照，所以网上难以找到他的照片。

　　如果从第一个项目河南裕达国贸大厦算起，郭文贵在二十年间构建了数百亿元的庞大资产，在2014年的胡润百富中国富豪榜中以155亿的个人资产，从2013年的第323名（58亿元身价）飙升至第74位。目前郭文贵正滞留国外，遥控指挥国内企业的运转并在海外喊话，支持中央查办马建。出国躲事对他来说并不新鲜，每每都能成功躲过风头回来，但这次恐怕前途未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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