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浙能乐清电厂立项征地，寨桥村村民开始了持续的上访和各种对抗行动。电厂与村民的核心矛盾并非土地占用的多寡与补偿价格，而在于电厂占用了大量沿海滩涂。这些泥泞的滩涂是村民们的生计来源。地方政府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电厂给村民带来的生存危机。

排斥与不信任，逐渐渗入了村民的内心。怨恨如同一粒种子，在6年中不断发芽生长。直到钱云会的意外死亡，火药桶被瞬间引爆。

死亡导火索

2010年12月25日，圣诞节。小雨纷纷扬扬，天气阴冷。从乐清市虹桥镇开往南岳镇的中巴车免费，方便基督徒去教堂。在这个异常平静的节日早晨，很多人还没有起床。

9点40分左右，钱云会打着伞走出家门，一边走路一边打着手机。他穿过蜿蜒曲折的村中小路，来到了寨桥村的村口。前一天，他并没有住在家里，他觉得住在家里不安全，“可能晚上会被人带走”。2004年他开始带领村民上访，反对浙能乐清电厂征用村内土地，6年间他曾被两次判刑，坐牢3年半。

5分钟后，他走到了村口。东西向的虹南公路从村前穿过，道路有四车道，十几米宽，但没有划线。公路南侧是寨桥村的农田。由于近期公路的南侧在挖沟铺设缆线，路面堆积了一些渣土，所以道路一下子收窄了一半。

就在村口向西15米左右的路边，钱云会“出事”了。一辆满载石料的大卡车，从钱云会的胸颈处碾压而过。钱云会倒在了道路北侧路边，头向北身体横在道路上，除了头肩部外，身体大半部分尚在水泥路面上。这辆挂着皖K5B323的卡车逆向而来，左前轮卡住了钱云会的脖子。

钱云会最初呈跪倒姿势，臀部拱起，右小腿上翘，左臂向前伸出，左臂呈支撑状，身体扭曲。据目击者说，钱云会的部分内脏已从右胸挤压而出，泥土地上留下了大量血迹，状况极为惨烈。

钱云会之死，如同一颗炸弹，立即引起了全村的震动。激动的村民涌到公路上，用竹竿作为路障将卡车堵住，但司机已经不见踪影。由于钱云会身份特殊，尸体姿态离奇，村民们笃信这是一起凶残的谋杀事件，其目的在于打击报复上访行为。“钱云会是被人扔到汽车轮下的。”这样的信息在村民间迅速传递。

这一天，钱云会的儿子钱成旭9点钟才起床，比往常要晚一些。他和妻子住在白象镇，经营着一家生产模具的小作坊。大概9点50分左右，钱成旭的手机不停响起。“有人告诉我，爸爸出事了。以前手机来电都是熟人的号码，那天全是陌生电话，村里所有人都在给我打电话。”钱成旭告诉本刊记者。

他尚不知道父亲已经死亡，连忙和妻子打车前往寨桥村。平时，从白象到寨桥村需要50分钟的车程，但是那天道路拥挤，他走了将近两个小时，12时左右，才终于来到了事发现场。“我当时就给我爸跪了下去，我妈妈躺在我爸身边，已经哭昏过去几次了。”钱成旭说。钱云会的另外两个女儿和女婿也已经赶到了，一家人围在卡车边抱头痛哭。

钱云会的堂弟钱云龙（化名）住在虹桥镇，他在10点左右赶到事发现场。“当时交警已经赶到，正在拍照。”钱云龙告诉本刊记者，他作为家属的代表和交警进行交涉。“交警当时就告诉我，这是一起交通事故，要清理现场，把车拖走，把尸体运走。”但这样的处理方案遭到了家属们的极力反对。

“我们同意清场，但是我们要先看监控录像，必须对死因有明确的答复。”钱云龙说。于是，他又会同几名家属随交警前往蒲岐镇派出所。

但是，“蒲岐镇派出所没有给我们开门，他们说村民打伤了镇上的警察”。钱云龙说。无奈之下，他们在12点左右，又返回了事故现场。这时候，局面已经十分混乱，村民和警察发生了冲突。

本刊记者在乐清公安局了解到，由于村口的视频摄像头正在调试，所以警方率先与移动公司取得联系，要求他们迅速完成调试接上存储设备，以便能够保存随后拍摄的影像。本刊记者在乐清市公安局采访时看到了当时的视频资料。

在警方的视频中，身着迷彩服的边防队员吕谢乐最先遭到村民围攻。公安局一位赶到现场的便衣人员用随身携带的微型摄像机拍下了村民扬着拳头打人的一幕，他说：“我不敢上去阻拦，因为我们当时来的人还很少。”最初，吕谢乐被误认为是肇事司机，几个年长的村民对着他的头部捶打，一个穿白色夹克的年轻人从远处跑来，横扫一脚，把吕谢乐踢出去很远。吕谢乐顺势摆脱了村民的包围，往田里跑去，但很快又被几个年轻村民追上，厮打中，他的上衣也被扒掉了，只能举起手来表示投降，又老老实实地被村民抓回包围起来。

蒲岐镇治安大队长侯金海带领4名警察穿便服进入现场了解情况。不久，侯金海被村民们认出，他们认为侯金海是来搜集村民罪证的。一名村民喊道：“你是治安大队长，不要走，把事情说清楚。”于是周边村民开始围攻这几名警察，最后造成3名警察受伤，其中侯金海肋骨、眉骨、鼻骨及踝骨多处骨折。

在现场，钱云龙被告知去乐清市交警大队，于是家属们再度前往乐清市。“他们让我先做笔录，我说我不要做笔录，我要看监控录像。接待我们的警察出去打了几个电话后打开了一个显示器，但是什么内容都没有。”钱云龙说。

家属重新回到寨桥村已经是14点多。

随着赶到的警察数量不断增多，村民们的情绪也越来越激动。上百个村民组成人墙，将警察阻拦在事故现场的外围，不允许他们“破坏现场”。货车被几根竹竿围起来，一个两米宽、四五米长的雨棚紧挨着货车车头，横在马路中间。天空中飘洒着时断时续的小雨，村民开始在此布设灵堂。

双方一直僵持不下，15点多，警方出动了防暴警察，面对全副武装的警察，村民们开始扔砖头和石块。现场便衣人员拍摄的画面里，防暴警察和寨桥村村民开始对攻，村民无论老幼，纷纷拿起路边建筑用的砖头往对面扔，不让警察靠近事故现场，而对面也不时有砖头飞过来。拿着盾牌的警察一点儿一点儿地往前推进，村民只能不断后退。乐清市公安局政治处副主任林建旺告诉本刊记者，16点多，警察才用这种方式逼退了村民，开始处理事故。

警车从蒲岐镇绵延至寨桥村，排成了两三公里的长龙。冲突中，十几名村民被警方带走，包括最初目击者钱成宇，而钱云会的二女儿钱旭玲和二女婿赵旭也被裹挟其中。

赵旭告诉我们，他们先被带到了边防派出所，22点多被送到乐清市看守所。12月26日17点多又被送到乐清市救助中心，至12月27日21点多，经过钱云龙等家属的交涉才被放回。前30个小时，他们俩每人只吃了一个馒头。在看守所，钱旭玲被抓起头发，要求交代10个扔石头的村民。赵旭在看守所上厕所时遭到了殴打，他说：“因为室内有监控器，他们不敢在那里打人。”

钱云会的“离奇”死亡成为一条迅速燃烧的导火索，将6年多来寨桥村和乐清市政府间的积怨瞬间引爆。晚间，很多男性村民们开始离开村庄，他们说害怕被警方连夜带走，有人甚至睡在柴草堆里。

寨桥村的生计

钱成旭告诉本刊记者，他最后一次见到父亲是在2010年12月22日，那天他给了家里200块钱。由于常年上访，钱云会家徒四壁，连吃饭都成了问题。

模具是乐清的支柱产业。与很多年轻人一样，钱成旭早就离开了村里，在镇上搞了个作坊，承接工厂的模具加工。村子里的年轻人已经不多了，留下来的都是老人和小孩。

寨桥村位于蒲岐镇的东北，紧挨着南岳镇，距离南岳镇政府只有1公里左右，东南方向就是大海。村里共有900余户，一共不到3700人。村内房屋高低错落，贫富分化很大。最高的房子修到了六七层，穹顶高悬，门楼气派；破旧的则还由青瓦覆顶，必须躬身弯腰才能进入。有钱的村民多是在外面做生意，办服装厂或是模具厂，经济来源已经脱离了农业。钱、吴为村中两大姓，在村中各有一处祠堂。

周边村不同的是，寨桥村里的道路很差，和房屋一样参差不齐。水泥路、石子路、土路前后接驳，宽窄相间，很多地方汽车都开不进去。这是由于寨桥村的集体经济很差，集体收入很少，村委会没有钱统一修路，只能各家修好各家门前的路。

整个乐清市的人均耕地只有3分。寨桥村的耕地更少，只有750亩，平均每人两分采砂田。村子东南有一座200多米高的小山，当地称为打水湾山。这片510亩的山地也属于寨桥村集体所有，村民种了一些红薯和桃树，还建了两座砖窑、一座冷库、一个石料厂和一个采砂厂，这些企业租给了村民经营。山脚下就是滩涂和大海，海边有两座世代相传的渔船码头。

5口之家，一亩地，只能满足自家的口粮。靠种地无法维持村民的生活。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寨桥村毗邻东海，村庄周围有大量的滩涂。这些在外人看来荒凉、泥泞的滩涂，便成了村民谋生的主要来源和取之不竭的宝库。

“我们从小就在滩涂上抓跳鱼，拣海蛎子。”村民王世钗对我们说，普通人一天也可以有六七十元的收入，技术好的一天能有两三百元。现在跳鱼的价格每斤50元左右。更重要的是，这个活不分老少一年四季都可以干。从村里走到最近的滩涂只要20多分钟，六七十岁的老人仍旧每天“下海”。如果按照每天平均100元的收入，一年干300天，收入就要3万元。同时滩涂里还可以修一些虾塘进行海产养殖。1985年，乐清县专门划出一块815亩的滩涂，归寨桥村使用，并颁发了《浙江省乐清县浅海滩涂使用权证》（乐政渔权证字第60号），“使用权长期不变，受国家法律保护”。

这是大海对于村庄最好的馈赠。在这个意义上，滩涂是寨桥乡村经济的支柱。尤其对于不能外出的老人，文化水平低、没有专业技能的农民，这几乎是唯一的生计来源。

1992年，为了抵御台风，围垦海涂，寨桥村与相邻的其他4个村共同修建了一条长2256米的海塘，名为友谊塘。友谊塘位于寨桥村的南部，东接南岳镇红旗塘，西邻双屿港。5个村总共投资了1500万元，历时6年，终于在1998年完工。友谊塘共计围合了1400亩的滩涂，将其改造为海产养殖场，按比例分给各村，解决了这一地区人多地少的矛盾。

村民可以向村里承租友谊塘内的养殖场，搞海产养殖增加收入。主要品种包括虾、牡蛎、蛤苗、花蟹等，价格依据每年市场供应量而浮动，年际之间变化很大。村民告诉我们，如果养花蟹，赶上当年市场供应少，一亩水塘可以赚上几十万元。一般情况，一亩每年也有6万元左右的收益。

在这种结构下，寨桥村的乡村经济以一种二元化的模式发展。老人、妇女和缺少文化的农民在村内种地、赶海、养殖水产；脑子灵活的村民和年轻一代外出经商或者打工。两个群体，一内一外，共同构成了一个相对平衡而稳定的乡村经济模式。

各有所为，各有所依，也各有所退。但是，这种乡村平衡由于一座电厂的到来被打破了。

入侵的电厂

夜幕之下，4座发电机组闪动着光芒，如同一个空中堡垒降落在海边的原野上。一侧是大海，另一侧是稻田、虾塘和村庄。在过去的6年中，这个仿佛从天而降的庞然大物改变了寨桥村的命运。

浙能乐清电厂的规划始于2003年，其目的在于缓解浙江省尤其是温州市电力急剧紧缺的局面，被列入《浙江省2003～2010年电力发展规划》，为省政府指定为“五大百亿工程”之一。电厂规划建设规模为4台单机容量60千瓦的临界燃煤机组，动态投资108亿元。2008年9月，首期两台机组并网发电。2010年7月，4台机组全部建成投产。

电厂的选址在乐清市打水湾附近，地跨南岳、蒲岐两镇，这里交通便利、运输、航道码头、灰场建设条件好，地基处理的矿渣可以就地取材。为此，国土部门收回南岳镇长山尾巴至蒲岐双屿港之间的岸线滩涂。

2003年浙能乐清电厂开始立项，至2005年完成了土地审批，走完了征地前的所有合法手续。乐清市征地事务管理所所长卢韶华向本刊记者详细描述了电厂用地的审批过程。2005年4月，国家发改委批准了浙江发改委关于浙能乐清电厂的立项申请。同年8月，国土资源部批复了电厂拆迁安置用地的申请。共计批准了建设用地110.7282公顷，其中将农村集体用地40.3993公顷转为建设用地。工程总用地面积3365.42亩，涉及乐清12个村。其中，需征用寨桥村林地213.806亩。10月，乐清市国土资源局办理了《建设用地批准书》（乐土字【2005】109号）。

“浙能乐清电厂征收土地和项目建设全部符合城市总体规划，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符合项目报批程序，不存在违法违规征地现象，土地审批手续全部合法。”卢韶华说。

电厂工程需要建设用地54公顷，临时施工用地34公顷，灰库用地82公顷。厂区范围征迁土地涉及南岳和蒲岐两镇12个村庄。从土地利用的角度说，电厂只占用了10%的耕地和8%的林地，其他大部分占用的是滩涂和围塘，符合了保护耕地的原则。

但是对于寨桥村来说，这不啻于一场灾难。因为由于电厂要建在滩涂上，所以村庄附近的滩涂都将被围填，成为电厂的建设用地。村民将丧失来自滩涂的收益——这是目前村民最主要的收入来源。而受害者，恰恰是村庄里的弱势群体——老人、妇女和缺少技能的农民。

按照规划，电厂对于寨桥村的土地征用面积不大，仅限于村庄东南的打水湾山场的213亩林地。整座山场一共有510亩林地，电厂将剩下的297亩林地一并租用，没有触及寨桥村的耕地。电厂建设对于寨桥村的利益冲突点并非土地的征租，而在于电厂消灭了周边大量的滩涂。这些滩涂则是寨桥村的生计之源。

同时，政府收回了友谊塘外470亩的滩涂。由于滩涂资源属于国家所有，寨桥村村民只拥有使用权，所以并不算征用范畴，因而也没有征地补偿的费用，只向滩涂养殖户提供损失补偿和每亩2000元的迁移费用。滩涂的收回也并不可能给村民带来客观的补偿费用。

另一方面，虽然友谊塘养殖场并不在收回范围内，但由于周边滩涂成为陆地，养殖场受到了毁灭性破坏。

虹南公路的南侧是寨桥村的稻田，穿过稻田就是1998年完工的友谊塘。电厂在友谊塘边修建了一条海堤。海堤外的滩涂则被巨石围填，坚实的陆地不断向大海延伸。友谊塘失去了和大海的联系，潮水难以补充也难以退出，这些虾塘就成为死坑。当年投资1500万元的致富工程失去了价值。目前，村民如果想去滩涂赶海，必须要走两个小时去更远的地方。

民意之争

2003年底，电厂征地工作全面展开。

时任寨桥村村委会主任为吴康银，村支部书记为钱传勇。现在，由于征地事件带来的巨大压力，当年村两委委员现多已离开了村庄居住，只有原村党支部副书记吴再强还在村里务农。7年后，吴再强对本刊记者回忆，2003年10月份村两委召开了村民代表大会，向村民征求意见。但并没有形成共识。

乐清市政府提出了总额为3800万元的征地赔付方案。其中，213.8亩打水湾山场林地（含青苗）补偿1061.81万元，收回470亩国有滩涂，地上养殖物迁移补偿94万元，铜娄山20亩插画林地青苗补偿1.6万元，对征用后打水湾山场剩余的297亩林地租用50年共1113.75万元。

其中，213.8亩的征地补偿费，每亩为4.8万元。卢韶华向本刊记者解释说：“地价依据的标准是2003年颁布的《乐清市征用农民集体所有土地管理办法的通知》（2003乐政发56号文）。按照寨桥村的林地类别，寨桥村村民的征地补偿应属市级，补偿标准是每亩3.2万元，但为了更多地补偿农民的损失，我们把标准提高了两级，最后核定的补偿标准为每亩4.8万元。但村民们仍旧认为这个补偿标准过低。”

剩余297亩林地的租金价格为每亩700元/年，租期为50年。同时电厂向村里支付青苗补偿费，每亩2500元。土地租金的价格由电厂与寨桥村协商达成。

由于滩涂为国有资源，政府无偿收回，只向养殖户支付每亩2000元的迁移费，并赔偿当年的养殖损失。

在乐清市政府看来，政府一方已经在政策范围内做出了最大的让步。根据浙江发改委2004年的稽查报告，2003年寨桥村经济总收入达7144万元，人均纯收入6507元。而全年该村与打水湾有关的经济收入仅3.84万元，所占比例甚微，而电厂承租剩余297亩林地的年收益远高于林地目前所产生的效益。同时，电厂负责建设将施工道路加宽至30米并延长400米，在围堤外建设一条3米宽的上山下海道路，供村民使用。同时市政府还安排了15亩旧村改造的用地指标。

但在村民看来，以3800万元的一揽子价格换取电厂落地，不管是否征地价格合适、合理、合法，其结果都是无法接受的。因为他们将失去赖以生存的滩涂资源。如果接受这个条件，意味着平均每名村民只得到了1万元，就卖掉了村庄的未来。

“我没有活路了。”村民王世钗对我们说，“不能去滩涂赶海，我们一家人都没了收入。”王世钗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在哈尔滨读大学，每年的学费要1万多元。他妻子是残疾人，89岁的母亲需要他赡养。现在他只能到外面去打短工维持生计，每年收入只有五六千元。为了供儿子读书，他家已经借了十几万元的外债。

2004年1月14日，寨桥村两委成员、党员、村民代表共57人对3800万元的安置补偿方案进行表决，但是仍旧没有结果。寨桥村提出了一个新的方案，要求补偿金18.94亿元。这18.94亿元包括，510亩打水湾山补偿3亿元，滩涂围塘补偿4亿元，电厂两座码头使用深水港补偿5亿元，矿山资源补偿3.2亿元，有关树木补偿1.5亿元，使用虹南路至打水湾山的道路和虹南路补偿2亿元，400亩山地补偿0.24亿元，冷库、油库、鹿场、养鸡场、育苗场和采石场30年后要归村所有。

这被政府认为是在漫天要价。乐清市政府称，2004年初政府成立了寨桥村征迁工作领导小组，分成20支谈心小组，深入寨桥村，进一步与村两委成员、村老年协会成员、水产养殖户等不同对象进行座谈。同时组织村两委成员和部分村民代表到宁海强胶电厂、北仑电厂进行考察。此时，涉及电厂建设的其他村土地征用安置协议都已签署，只有寨桥村卡在中间悬而未决。

2004年4月初，蒲岐镇政府与相关部门召集村两委成员到雁荡宾馆开会，对征地安置协议进行最后的讨论和表决。但是按照寨桥村部分村民的说法，此次会议带有很大的强迫性质，“公安警车把参会的村干部全部押送到雁荡宾馆，不准家人和村民见面，胁迫他们签署‘一揽子’意向的各个协议”。一位村民告诉我们，村干部一共9人，其中一人张松良借口上厕所逃了出来，所以最后签字的只有8个人。

当年一位在场的村干部告诉我们，会议开到了第三天开不下去了，政府领导要求最后一次会议必须签字，“否则的话就强制执行”。

此时，寨桥村内已经闹了起来，村民将村委会主任吴康银家团团围住。半夜3点，村委会的公章才从家里拿出。最后，8名村干部签署了《征地补偿协议》、《租地协议》、《浙能乐清电厂工程政策处理协议书》、《塘渣补偿协议书》、《浙能乐清电厂项目征地补偿安置补充协议》等一系列文件。

“我们回来后，村民们到我家来捣乱辱骂，说我拿了几十万元，但根本没有。”那位曾经的村干部说。

协议的签署，引发了村民内部的一次冲突。按照乐清市政府提供的材料，4月9日至11日，钱云会、吴章瑶等人多次聚集部分村民到村干部家中威胁、辱骂，并破坏他们的财产。部分村干部及其家属被扣押至村办公楼，没收村干部的通讯工具，人身自由受到限制，衣裤被撕碎，身上多处被抓伤，致使部分村干部尿血，强迫村干部按照他们的意图写下协议签订的经过。直到4月12日凌晨，最后一名村干部才被放回。

这次冲突的直接后果在于，村民们提前一年“罢免”了原来的村干部。他们在祠堂内重新选举了7人，作为村民代表与政府重新谈判征地安置协议。村民们认为原先签署的“一揽子”协议没有法律效力，原村干部根本没有召开村民大会，没有得到村民的认可，所以不能代表村民意愿。

在这次1000多人参加的村民大会上，从福建养殖蛤苗回来的钱云会被推举为7名代表之一。钱云会的当选带有一定的偶然性，因为他很长时间都没有在村里，文化水平只有小学。“当时钱云会说，他愿意为村里人去争取利益，哪怕每亩的补偿款多一毛钱也好，所以村民就选他了。”另一位村民代表钱文峰（化名）对我们回忆说。农民需要的是愿意为他们说话的人。

怨恨的链条

2004年4月中旬，寨桥村的7人代表小组开始与镇政府和市政府进行接触，重新讨论征地安置协议。村民的基本意愿有两点：第一，原先签订的协议不能代表民意，没有效力；第二，电厂的最初规划地应该是在南岳镇的东打水湾山，而不是他们这里的打水湾山，所以电厂应该建在那边。

但是交涉没有结果。4月26日，代表小组决定由钱云会和另外两名成员一起去北京上访。他们并没有从乐清出发，而是转道台州前往北京，但事与愿违，钱云会3人在台州的黄岩被拦截带回了乐清。被截访的消息传到村里，立刻引起了轩然大波。

4月28日，200多名村民前往乐清市政府聚集，要求政府放人。乐清信访局副主任杨浩锋对那次围堵时间记忆深刻。他告诉本刊记者：“当时信访局就在老市政大楼的旁边，我们跑过去说好话，请他们过来，到信访局里喝喝茶，讲讲情况，可他们就是不听。有200多名村民过来，老的少的都有，最后发展到把整个市府大楼门前的路全堵住了，里面的人出不去，来办事的市民也没法进去。”在杨浩锋的记忆里，此次事件是寨桥村民闹得最凶的一次。

事件的发展最终导致村民和警察对峙，造成了流血冲突。寨桥村的村民将其称为“4·28流血事件”。按照村民的说法，在那次冲突中，共有40多名村民被逮捕，几十人重伤。而乐清市卫生局称，7名住院者“伤情一般，无抢救经过”。

“4·28”事件后，包括钱云会在内有4名村民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被起诉。一审判决的刑期较长，钱云会被判3年有期徒刑，另外3人被判有期徒刑5年。村民不服进行上诉后，钱云会改判为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两年。其他人改判为有期徒刑3年。

2005年5月17日，蒲岐镇镇长徐创海到寨桥村组织村民代表大会，继续讨论征地问题，以期获得村民的支持。共有60余名村民参加了会议。在一张写满名字的纸上写下了会议纪要：“2005年5月17日上午，寨桥村召开党员、村民代表大会……主题是浙江浙能电厂征地问题，大家展开了讨论。原则上同意征地，但要求政府公开、公平、公正。群众没有意见。”并在其上加盖了村委会的公章。

后来这份证明材料的真实性被钱云会否认，他认为当初并没有达成“同意征地”的共识，那张纸仅仅是一张签名单，所谓会议纪要是后来加上去的，公章还是已作废的老章。而当时村委刚刚完成换届，钱云会当选村主任，并启用了新的公章。此外，钱云会的签名也被认为是伪造的，因为他一直用繁体字签名，这上面是则是简体字。

2005年6月16日，乐清市国土资源局举行了征收土地听证会，钱云会和几名村民参加。同时，他们还邀请了一名来自北京的律师陪同。会议纪要显示，争论焦点在于保证征地后“生活水平”不会下降。但双方对“生活水平”的标准无法达成共识。

此后村民继续上访。乐清市政府、温州国土资源局、浙江省国土资源厅、浙江省发改委都曾进行核查并给予了书面答复。但是这些回应都没有让村民们满意。

随着工程展开，村民们与地方政府的关系更加紧张，冲突不断升级。

2005年10月，政府要对打水湾山上的墓地进行拆迁，遭到了村民的对抗。“政府给予每个墓穴500元的补偿费，但市场上买一个墓地则要三四千元。”钱文峰说。为此，800名村民在山上驻守了一个星期。据村民们说，10月16日，政府动用了1000多名警察驱赶村民，强制拆迁，造成七八十名村民受伤。

乐清电厂主体工程施工后，村民们与施工人员冲突不断。依据乐清市政府的信息：“钱云会在缓刑期间，仍然举众阻挠浙能乐清电厂的正常施工，殴打施工人员，破坏施工设施，导致工程多次停顿、延期，给整个工程建设带来巨大损失。2006年4月13日裁定撤销缓刑，收监执行1年6个月。”

在2005年，乐清政府先后分两次将总额为3800万元的征地安置费打入寨桥村的专用账户。但村民认为补偿款过低，拒不接收款项。最后政府将这笔资金冻结。

与政府对抗的升级，使村民的怨恨与仇视情绪不加强。兴建电厂最大的利益受害者是老人和普通农民，他们参与对抗活动的激情最高，行动力最强，受到的伤害也最大。

60岁的侯旺奶举着自己的满脸鲜血的照片在钱云会遗像前痛哭。他在一次冲突中被打成重伤，花费了两万余元的医药费，至今左臂仍不能抬起，已经部分丧失工作能力。钱云会81岁的父亲，曾经两进看守所，第一次被关押了22天，第二次关押了32天。王世钗的妻子是个驼背的残疾人，她见到我们后立刻跪下磕头，然后演示她在看守所被殴打的过程，她说：“我不说话，他们就抽我的脸。”“每次静坐上访，我妈和老婆都不让我去。如果我被抓了或被打伤，家里就没有依靠了。”王世钗说。

极端不信任的情绪，循着怨恨的链条，如同瘟疫一般蔓延。两年前，村民陈珠迪16岁的儿子遇害身亡，尸体在乐清总工会职业学校对面的山上找到。警方至今尚未破案。陈珠迪相信，儿子的死和电厂征地有着直接关系。“因为我曾经接到过恐吓电话，如果我再参与这些活动，就要把我丈夫和我儿子弄死。”陈珠迪说。

村民们始终坚信钱云会是被人陷害致死的，被人扔到了车轱辘下面碾压身亡。目击者钱成宇也因袭击警察被逮捕，而另一位钱云会的上访搭档王立权在出事当日下午失踪，这些都使村民不信任任何解释和证据。“我不能跟你说什么，也不能给你带路，因为我会被警察带走的。”每天都有很多村民对我们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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