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公安局长王立军。

　　重庆代表团内，作为今年新增补的人大代表，重庆市公安局长王立军最初几天并没引起太多关注。

　　3月6日，大会进行政府工作报告审议，王立军受命发言时，驻会记者们才猛然发现了这个涉及众多热点新闻却很少接受媒体采访的重庆市公安局长。

　　昨天，王立军接受专访，讲述他眼中的重庆打黑，讲述重庆警务创新，也讲述食品安全背后他的震撼与愤怒。

　　■谈食品药品安全

　　“现在三代人守一个单亲链条。食品、药品安全问题，我们这一代不考虑，下一代怎么办？”

　　本次两会，首次以人大代表身份亮相的王立军，领衔提交的“关于制定‘食品、药品安全犯罪法’，以严刑峻法惩治食品、药品领域严重犯罪的议案”受到多方呼应。最终，十二个省、市、自治区439名人大代表联名提出了该议案。

　　据悉，这是1983年以来有据可查的联名代表人数最多的一份议案。

　　>>对话

　　京华时报：你是一名公安局长，为什么会特别关注食品、药品安全问题？

　　王立军：去年2月时，我还不知道我今天能作为一名人大代表坐在这里。我的一个科研课题专门研究人体结构，DNA等等。我跟一些专家学者，走了药厂、工厂、小作坊、加工厂、塑料大棚、养殖场，发现食品、药品安全的问题触目惊心。

　　京华时报：怎么触目惊心？

　　王立军：一些工厂得戴着防毒面具才能进，在一些地方，苍蝇都不往肉上落。我们架了五六台摄像机在油菜花地里，观察发现有农药的（地方），蜜蜂都不去采蜜。特别是去年我到一些小幼儿园、福利院考察，见到很多残障儿童。非常震撼。

　　京华时报：他们的残障跟有毒食品有关？

　　王立军：至少80%以上与有毒食品有关。我见过的现场太多了，自然灾害的，成千人的死我们去抢救，凶杀现场死五个、八个的也见过，但是见到这些孩子，他们那种惨烈地活着的场面让我震撼。当时是为了研究，但过程中我觉得这个问题涉及到的健康和民生更重要。所以提了这个议案。

　京华时报：听说这个议案最终有400多代表签名？

　　王立军：实际上有500多个代表，有一部分没录进去。仅仅四天时间，还仅仅是12个省，（我）没有全部推开去（介绍议案）。这说明什么？说明问题的严重和大家的深恶痛绝！现在三代人守一个单亲链条。食品、药品安全问题，我们这一代不考虑，下一代怎么办？

　　■谈重庆打黑

　　“一个社会如果产生英雄，实际上是这个社会有病，这是社会的悲哀。”

　　坊间盛传，在文强被执行死刑前一天，王立军亲自到看守所探望，两人的谈话长达50分钟。正是这次会面，让文强从心事重重到恢复平静。有没有这次会面？王立军对文强说了些什么？

　　>>对话

　　京华时报：你怎么看老百姓叫你打黑英雄这事？

　　王立军：一个社会如果产生英雄，实际上是这个社会有病，这是社会的悲哀。

　　我为什么不接受采访，（因为）一旦成为焦点，对我来说是一种压力。形成压力，没有意义。一个人在社会当中想要很好地服务，首先应该学会沉潜。沉潜代表了一种专注，像抢注商标似的抢注热点有什么意义？能专注才能冷静思考、理性思考。我们的承载力和可融性很小，能力也很弱。这种情况下如果还把精力放到别的上面去，没有意义。因为你所做的事情，人们为了肯定你，支持你，把它冠以很多的英雄主义色彩，自己千万要冷静。

　　京华时报：你跟文强最后谈了50分钟的说法是属实的吗？

　　王立军：其实不要只关注这50分钟，再往前想半步，在那么漫长的时间里，我和文强的谈话仅仅是这50分钟吗？我和文强的谈话仅仅就这一次吗？不会。但是这50分钟恐怕是他生命进入倒计时至关重要的50分钟，让他多了一份平静和从容。（谈话）这里面有人性化的元素。

京华时报：你和他聊了些什么？

　　王立军：他之前很焦虑，第二天释然了。这就说明啊，我是犯罪学研究所所长对了。这就说明我是心理学教授就对了，（说明）我是社会心理研究室主任也对了，（说明我是）现场心理研究中心主任也对了。

　　京华时报：为什么？

　　王立军：只有这种职业，能让一个人很释然地对待一些事情，让一个人能平静下来，或者事态能够平和下来。仅仅有责任感还不够，需要有一种职业感。必须强调职业感。

　　京华时报：怎么对待文强的特殊性呢？

　　王立军：文强，他有他的社会资历和社会阅历，他的能力、他的智商，甚至说他有他超常的一部分。作为一个职业者，理解社会的时候不可能用一个公式解决所有问题。从学术的角度讲，应该用诸多的公式来应对一个问题、一个人，就好办了。

　　京华时报：有人猜测他的平静源于死刑方式和家人安顿？如果涉秘，您可以不回答。

　　王立军：你所理解的警察，实际上只有三分之一。还有三分之一，永远不能说。还有三分之一，没有办法说，因为你没做成。他家里面是没问题的，他对家人的一种期待，对组织上提出的一些合情合理的要求，不仅仅是文强，任何人，我们国家都应该维护他的权益。一个人犯罪不等于家人都犯罪。

　　京华时报：打黑过程中有哪些犯难的时候？

　　王立军：外界可能会觉得惊天动地、出生入死。这其实是警察被人不理解和理解的结合点。不理解的是做了这么多高难的动作，有生命之危险，错综复杂，高难高压。但是理解的就是说：哦，只有这样才是警察，这才是一个合格的警察。

　　它只是一种工作。就好像一个杂技演员一样，他们给人们造成悬念的动作实际上对他自己是很平淡的一件事。

京华时报：那请你告诉我一个真实的警察重要的是什么？

　　王立军：警察这个职业是一个抛物线。就像发射神七，飞多高不重要，飞多久不重要，能回来很重要，要找到那个最佳的结合点很重要。警察的志向、目标？重要。更重要的是你应该知道老百姓的需求，他们在想什么，应该关注那些弱势群体。这是落点。

　　京华时报：作为新一任的重庆公安局长，文强案给你什么样的思考？

　　王立军：内除积弊，外消积怨。内部的积弊不除，外面的社会积怨就不会消失。

　　■谈警务创新

　　“这不是改革，只是勤务方式的一种转化。有的人为了让自己提升，做了一件事，马上说自己是改革。不要那样。”

　　本次两会中，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在回答治理官员的问题时出语严厉：“对于官员，严是爱，宽是害。”

　　事实上，与打黑同步，重庆也展开了一场警务创新。其中，去年2月起,该市展开交巡警合一改革，在全市部署交巡警警力近万，对社会治安进行24小时不间断管控。

　　>>对话

　　京华时报：把原来坐机关的干部赶到街头去当交巡警，是否有压力？

　　王立军：首先说，这不是改革，只是勤务方式的一种转化。有的人为了让自己提升，做了一件事，马上说自己是改革。否定了别人，（就）说是改革，不要那样。很简单，就是要适应社会需求。社会需求改变了，还干吗老是用建国初期的方式？如果说这种转变让人们失去了职务、失去了收入，增加了风险，它本身就是一种失败！恰恰我们这种勤务、机制、体制的转型，让人们职务没失去，收入没减少，形象还提升，百姓还称赞，这不很好吗？

　　京华时报：有没有人不理解，觉得你太强硬？

　　王立军：在历史的进程当中总会有人去破题。不然社会就不是发展的。这是一个概念。第二个就是，这种阵痛是让个人失去了还是得到了？待遇降低了吗？收入减少了吗？社会没受益吗？百姓不称赞吗？不是。

　　京华时报：衡量这种创新的标准是什么？

　　王立军：有些人事情还没干，先把理想说出来了。有的人刚起步就把结果说出来了。有的人事情还没干完，经验就研究出来了，多可怕。我们基本上不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老百姓说好的时候它肯定是好的。

■谈学术、家人

　　“防弹衣？可能吗？重庆社会治安那样吗？那我还在重庆干吗？”

　　公安局长之外，王立军的另一重身份是西南政法的博导，研究领域为无创伤解剖、刑事现场鉴定等。

　　本次两会，他的这一学者特质充分体现。“DNA、RNA、线粒体……”不时从王立军嘴里蹦出来。小组讨论时，他还同一位医学界代表现场讨论起了这些专业问题。

　　>>对话

　　京华时报：你怎么平衡公安局长和学者这两个身份？

　　王立军：我把学术看得很重，因为它能提升我的职业，帮助我理解社会、研究社会。和大家一起共事的时候，文化的承载力和科技的力量才能让人感觉到公信力。作为一个公安局的负责人，我就是一个班长。什么是领导？下完命令之后他一页一页翻资料，这是领。什么是导？自己先一寸一寸地走，防止有闪失。领导这两个字就是这个意思。

　　京华时报：时间安排得开吗？

　　王立军：我好像整个的时间，没有什么业余不业余的。

　　我已经把我的学术完全融入到职业里了。两者是互补的。不像有人想的，我就单纯去搞研究。

　　京华时报：除了之前谈到的这些身份，你还是一个父亲。

　　王立军：我肯定不是一个好爸爸，（我需要）更多的时间去履行社会责任，把家人舍弃了。

　　京华时报：多年打黑，有传闻说你平时穿防弹衣，更有一些人很担心你家人的安危。

　　王立军：防弹衣？可能吗？重庆社会治安那样吗？那我还在重庆干吗？不会。这都是人们在猜测。公安局长都是那样吗？至于（我的）家人，应该说（他们）是安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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