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华民族的血管里，道德的血液已经奔涌流淌了五千年。充分肯定中国当前道德状况的主流积极、进步、向善，决不意味着任由各种严重存在的败德现象泛滥成灾，而是要树立必胜的信心去治理和根除这些败德现象。中国人民有足够的道德阅历、道德勇气、道德能力，解决自己的道德问题，完善自己的道德体系，主宰自己的道德命运。 
 

　　一、社会转型大背景下的道德发展变化

　　当今中国社会存在的道德问题，是在社会转型大背景下发生的，具有鲜明的社会转型期特征。正视这一点，是我们加强道德建设、治理道德问题的必要前提。

　　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不是对原有体制的细枝末节的修补，就其引起社会变革的广度和深度来说，是一场新的革命。改革开放给我国带来了历史性巨变，中国社会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都充分涌流，让一切有利于国家富强、社会进步、人民幸福的思想和道德都得到尊重。道德最基本的功能是调节社会利益关系。改革开放以来，在道德视野内，最根本的利益关系的变革，是个人正当利益获得了重新评价和肯定。道德在调节利益关系方面取得历史性进步的根据在这里，道德也因面对复杂的利益关系，自身出现了多元、多样、多变的复杂情况。

　　中国将发展阶段定位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找到了真实客观的历史方位。这对道德发展变化产生的最重要影响，是使人们深刻认识到社会成员道德觉悟和道德境界的多样性与层次性，认识到社会道德价值取向的多样性与层次性。这也就要求社会在倡导和进行道德导向时，必须考虑人们价值取向的实际状况，既强调道德的先进性，也照顾道德的广泛性，既追求道德的应然性，也满足道德的实然性。这种变化使道德建设从过去的“天上”回到了“人间”，现实性、针对性和有效性得到大大提升。这种变化带来的一个客观结果，是使多元、多样、多变的道德规范日渐活跃，社会主流道德规范的适应性和弹性也由此增大，道德舆论环境也更加宽松。

　　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是当代中国最具基础性的社会变革。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道德对更加多元多样的利益主体，对市场、利润、商品、货币、交换、分配以及消费等市场经济的基本要素，作出道德上的新阐释。一方面，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道德建设更加务实，道德对人们在合理合法基础上追求更多的个人利益，更多的商品、货币(金钱)，更高水平的消费、享受等观念及行为作出正当性的肯定和维护。另一方面，也要防止等价交换、利润至上、消费主义、嫌贫爱富等市场经济法则在人们精神领域的泛化，尤其要防止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对人们思想道德的腐蚀。

　　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转变，是中国社会实现的又一历史性变革。对外开放使中国门户大开，在呼吸到新鲜空气的同时，苍蝇蚊子也进来了。一个加入了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国家，一个链接了互联网的国家，再也不可能关起门来搞道德建设。一方面，中国可以在同世界各国交流交往的过程中，更好地学习借鉴别国优秀的道德文化；另一方面，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全世界配置资本、科技、技术标准和贸易规则的同时，也会“配置”其所谓的“普遍伦理”和“普世价值”，当今中国道德价值观念的多元、多样、多变，既有深刻的国内根源，也有深刻的国际背景。
二、新形势下道德问题的产生机理

　　毫无疑问，道德问题的主观成因是十分重要的。为什么处在大体相同的社会环境中，处在相同的制度、体制之下，同样经受着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同样面对着形形色色的诱惑，人们的道德境界、道德表现却差异甚大？“物必自腐而蛆生”，差就差在内因。少数官员贪污腐败，是因为他们在理想信念上出现了滑坡，而这是最致命的滑坡；一些企业和商人诚信缺失，是因为他们唯利是图、见利忘义；一些社会成员公德失范，是因为自私自利的思想意识在作祟。这印证了一句话：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

　　但是，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这难道需要经过深思才能了解吗？”在人类历史的本源意义上，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而不是相反。因此，分析道德问题的客观成因，对于我们加强道德建设、治理道德问题，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

　　1.为什么官员腐败问题易发多发？
 

　　少数官员贪污腐败，是由于市场经济条件下权钱交易易发多发，而相应的监督制约机制还不健全不完善。从这些年我国贪污腐败易发多发的时段、领域、人群来分析，一个基本规律是，贪腐现象严重的地方，往往是权力与市场的结合部，是新旧体制机制转轨的结合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围绕配置资源的权力展开的寻租博弈，是当前我国腐败现象的基本特征。而所谓寻租，最直接的表象，就是权钱交易。

　　这样的寻租或权钱交易现象，在计划经济时代是很难发生的。在计划经济时代，社会的经济结构简单、利益主体单一，全国的企业就像一个个生产车间，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产品如何销售、利润如何分配、工资如何确定，等等，并不由企业自己决定，生产要素的配置主要是政府主管部门按照计划指令执行。在这样的经济社会环境中，政府官员和企业负责人缺乏寻租的根据，也难有寻租的可能，各级政府对计划执行情况的监督管制是简便而高效的。

　　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后，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社会的经济结构日益复杂化，利益主体日益多元化。不同所有制企业所形成的不同市场主体，在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全流程展开竞争，其激烈程度，被形容为“市场如战场”。如果市场经济发育完善，体制机制比较健全，那么利益主体主要通过市场获得资源，政府应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以维护市场竞争的公正、透明，从而使权力寻租现象大大减少。然而，由于转型中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存在着诸多的不健全不完善，给权力与市场之间留下了许多空隙，权力可以通过这些空隙进入市场，金钱也可以通过这些空隙获得权力。正是所谓的“审批经济”，导致在一些时段、一些领域和一些人群中，权力寻租和权钱交易现象突出。该由政府管的，一些职能部门不作为，有权不用；不该由政府管的，一些职能部门乱作为，有权乱用。这些不作为和乱作为反映的正是制度上的缺陷，它为权力寻租和权钱交易，为一些败德的官员提供了贪污腐败的客观条件。如邓小平同志所说，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

　　这些年，我国积极探索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一个基本思路，正是从健全完善体制机制上，封堵权力寻租、权钱交易的源头。实际的成效是显而易见的，例如，土地的“招拍挂”制度，工程项目的公开招投标制度等，就大大提高了那些败德之徒权力寻租、权钱交易的难度和风险。

　　2.为什么商业诚信缺失问题易发多发？

　　商业诚信缺失问题易发多发，与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活动的复杂性大大提升，生产、流通、消费时间延长、环节增多、层次叠加等密切相关。

　　在自然经济和简单商品经济条件下，生产、交换、消费是在一种简单状态下进行的，生产的产品以单一的农产品和品种有限的工业制成品为主；交换的手段要么是直接的以物易物，要么是即时的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消费的物品是人们可以直接判定成分质量的产品。在这样的经济活动条件下，即便是恶意欺诈也很难得逞，因为每一个交易人都是有效的诚信监督者。简单的经济活动，造就了直接的信用监督机制和纯朴的诚信道德。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交换、消费的情形发生了根本变化。从生产环节看，人们原来直接从田地里收获食用的庄稼，现在往往只是现代化大工厂流水线上的原材料，食品加工业产出的商品五花八门，把超市的货架摆得琳琅满目。从交换环节看，原来直接的以物易物和即时交易行为，被越来越多的间接订货方式所替代，支票结算、信用卡结算成为基本的结账方式，期货交易、网络交易等成为新型的时空分离的交易方式。从消费环节看，过去，食品从田间到餐桌只有一步之遥；现在，不仅粮食蔬菜水果的生产可能被施以各种化肥和农药，而且还要经过复杂的加工环节，消费者个人很难有能力检测餐桌上的食物是否“绿色”和“有机”，更检测不出“地沟油”和“瘦肉精”。在这样复杂的经济活动中，可以制假贩假的链条全方位延伸，诚信缺失的风险空前放大，信用监督的职责，根本无法由交易的当事者独立完成，更不可能由消费者个人独自担当。在一定意义上说，市场经济就是信用经济，没有信用体系，就没有市场经济；信用体系有多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就有多完善。而建立、完善和维护信用体系，不仅需要有专门的监管机构，还需要统筹银行、商务、海关、税务、工商、质检、工业、农业、保险、统计等很多部门，共建共享质量信用信息平台，以有效防范和惩处诚信缺失者。显然，这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需要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的投入，还需要足够的时间。

　　事实上，世界上所有的市场经济国家都面临商业诚信缺失问题的困扰。西方发达国家建立现代市场经济制度已有一二百年的历史，但严重的商业欺诈事件仍然层出不穷。从美国安然公司、安达信会计事务所的假账丑闻，到震惊世界的麦道夫诈骗案，这一系列恶性案例表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信用制度远非完美无缺。而其金融信用欺诈导致的全球金融危机，不仅严重危害自身，而且祸害全世界。

　　3.为什么公德失范问题易发多发？

　　一些社会成员的公德失范，深层次的原因，是中国社会正在经历从“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的转型，以往调节“熟人社会”的道德机制受到削弱，而调节“陌生人社会”的道德机制尚在建立和完善之中。

　　在“熟人社会”，人们对自己的处境是比较了解和信任的，在作道德选择时，道德价值观不会出现大的混乱，比较容易拥有道德自信和勇气；而在“陌生人社会”，人们往往需要对新的道德处境进行分析判断，对陌生环境和陌生人容易产生不信任感，在作道德选择时，自信心和勇气都可能大打折扣。有一种现象很值得研究：当前中国社会的公德失范现象，绝大多数不是发生在“熟人”之间，而是发生在“陌生人”之间；人们照样会为亲朋好友“两肋插刀”，但面对陷入困境的“陌生人”，往往退避三舍。因此，不能简单地说当前中国人的社会公德水平普遍滑坡了，而更应该说，一些国人在从“熟人社会”走向“陌生人社会”的过程中，道德价值观产生了纠结，陷入了道德选择的困惑。

　　还有一种现象也值得研究：中国的“80后”、“90后”及现在的中小学生遵守社会公德的情况，总体上似乎要好于更年长的人。他们更快地适应着“陌生人社会”的公德规范——不随地吐痰、不乱扔垃圾、垃圾分类、过马路走斑马线、在公交车上主动让座、在公共场所不大声喧哗、在滚动电梯上靠右站、遵守银行和邮局的一米线规则——这些“小节”的变化，反映的正是中国道德进步的大趋势。

三、动员起全社会的力量，共建我们的道德家园

　　在对各种败德现象同声谴责的批评声中，我们听到的是对加强道德建设、改善道德环境、治理道德领域突出问题的强烈呼唤。对道德问题，既要回答“怎么看”，更要思考“怎么办”。

　　1.在思想上提高觉悟，在行动上加大力度

　　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就告诫全党：“经济建设这一手我们搞得相当有成绩，形势喜人，这是我们国家的成功。但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他反复向全党和全体人民强调，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要教育人民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
 

　　我们党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之初，江泽民同志就严肃指出：“如何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积极作用，同时有效地防止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的滋长蔓延，帮助人们树立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和道德风尚，这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课题。”他强调，如果只讲物质利益，只讲金钱，不讲理想，不讲道德，人们就会失去共同的奋斗目标，失去行为的正确规范，因此，要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结合起来，为社会保持良好的秩序和风尚营造高尚的思想道德基础。

　　党的十六大以来，思想道德建设的力度进一步加大。在分析腐败的思想道德根源时，胡锦涛同志指出：“一些人认为道德修养方面的问题是‘细节问题’，没有必要在这个问题上小题大做。这种认识是十分错误的、有害的。‘千里之堤，溃于蚁穴’。从近年来查处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看，腐败分子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大都是从道德品质上出问题开始的。”他强调，一定要把加强党员、干部的道德修养作为反腐倡廉抓源头的一个重点。他向全党和全社会提出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作为社会主义道德的根本要求。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进一步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把思想道德的建设任务，提升到更加重要的战略位置。

　　国际国内的教训一再证明，道德败坏了，一定会反过来损害经济社会的发展。一个“三鹿奶粉”事件，不仅彻底毁掉了一个著名的企业，而且伤害了全行业，伤害了相关地区，甚至伤害了国家形象。这样的教训，可以促使人们进一步认清新形势下加强道德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正视和治理各类道德问题，一个重要的先决条件，就是要在思想上进一步觉醒起来，决不能对道德建设有丝毫的轻视和懈怠；就是要在行动上进一步加大力度，决不能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没有道德领域的进步和发展，就不是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在道德建设上，要做实功而不要务虚名，要日积月累而不能急功近利。要真正把道德建设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纳入政绩考核指标，纳入干部奖惩评价体系。

　　2.让法制建设成为道德建设的坚强后盾

　　道德的后盾在法律，道德的底线在法律。使法治和德治紧密结合、相辅相成，是加强道德建设、有效治理道德问题的根本途径。

　　道德主要依靠良心的自觉发挥作用。人的良心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儿童道德发展心理学的研究表明，一个人良心形成的过程，就是逐渐社会化的过程，从根本上说，良心就是内化的社会道德规范。在这个过程中，符合社会道德规范的言行会受到肯定和奖励，违反社会道德规范的言行会受到否定和相应程度的惩罚，人们在激励与约束相辅相成的机制中经受着道德磨练。这一过程表明，道德良心仅仅靠正面的肯定和奖励是不可能健全成熟的，而是一定要有相应的否定和惩戒机制，才能促使人们形成“趋善避恶”的条件反射并养成道德行为习惯，逐渐形成健全成熟的道德良心。这就是说，道德良心既是“奖励”出来的，也是“惩罚”出来的。

　　道德需要终身学习和修养。儿童道德良心形成的过程，与成人遵守道德规范的良心机理是一致的。在中国社会转型的过程中，面对更多的利益诱惑和欲望冲动，面对新旧道德规范的碰撞激荡，无论是少年儿童还是成年人，新的道德良心的养成，既要靠学习教育、靠舆论引导，更要靠制度强制，包括靠法律惩处的“威慑”。人们往往只看到发达国家公共秩序良好的一面，却忽略了发达国家社会公德背后的法律支撑，当闯红灯、乱停车、随地吐痰等轻微违法行为的代价都高昂到承受不起时，人们自然就会变得更加“有道德”。中国自从实行“醉驾入刑”以来，酒后驾车的人数陡然下降。这是道德觉悟提高了，还是惩戒机制奏效了？答案显然是：双赢！因为法律本身也具有思想教育的力量，可以促使人们将道德行为由他律转为自律，并通过正确行为的反复强化、对不良行为习惯的反复矫正，逐渐使遵守道德规范成为一种不再需要外部监督和意志努力的自觉行为。治乱当用重典，治理当前的道德突出问题，必须更加重视发挥法治的作用。

　　3.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从小事做起

　　加强道德建设，治理道德问题，是一项全民共建共享的民心工程，需要全社会共同担当。每一位公民都应该成为道德建设的参与者，而不能只当旁观者；都应该成为良善道德环境的维护者，而不能只当享受者；都应该成为躬身行德的实践者，而不能只当评头论足的“批评家”。

　　道德领域存在的一些现象值得人们反思。比如，一些人一面抱怨“人心不古”、“人情冷漠”，一面又提醒家人“出门少管闲事”、“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一面抱怨假冒伪劣商品充斥市场，一面又对廉价仿冒名牌趋之若鹜；一面抱怨公共秩序混乱，一面又随地吐痰、乱扔垃圾、逆行闯红灯，等等。这种相互矛盾、“双重标准”的心态，这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正是当前道德问题突出的温床和土壤。

　　强调道德建设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从小事做起，就是强调道德建设人人可为、时时可为、处处可为、事事可为。每个公民都负有道德建设的责任，都是道德建设的主体；道德建设的成就人人有一份功劳，道德领域的问题人人有一份责任。一滴水能够反映太阳的光辉，一个人的德行能够折射整个社会的道德风貌。“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是我们理想的道德家园。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这些古训所揭示的道德哲理，在今天，依然是激励每一个国人立德向善的大智慧。一个具有五千年道德文明史的伟大国度，一个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伟大民族，继续涌动的，依然是波澜壮阔、大浪淘沙、奔腾向前的道德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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