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手》：清蒸鲈鱼；《喜宴》：豆瓣鱼；《饮食男女》：红烧鸡。

据说李安曾用这三道菜来形容自己的“家庭三部曲”。同样的比喻用在《少年Pi的奇幻漂流》上，就该是Pi最拿手的“印度南部素食盛宴”：清淡的外表下，有重口味香料出其不意地教食客辣出眼泪。

很多人都看了不止一遍，我也不例外。太平洋上的奇幻漂流配上3D IMAX，恍惚迷离如梦。末尾那一记轻描淡写的回马枪，又瞬间令人如坐针毡，恨不能立刻起身离场，后面的情节就可以当它完全没发生过。

“语调是对的——深情而勇敢——但是细节似乎残酷冷峻。”扬·马特尔小说原著里这句话，拿来描述《少年Pi》，再合适不过。

反信仰也是一种信仰

隐喻、多义、层次感、明面与阴暗的交织……这一切都令“诺兰星人”为之欢呼——两年前《盗梦空间》里那只陀螺无休无止地转啊转，终于转进了华人导演的杰作。无论是“追随上帝者”还是“悲观现实死理性派”，观众都乐于化身日本保险公司探员的角色，从所有蛛丝马迹里巨细靡遗地寻找能够支撑自己论点的线索。

Pi、妈妈、水手、厨子。老虎、猩猩、斑马、鬣狗。许多人说，这个故事是关于信仰与希望、神性与兽行。但或许，实情正如电影里所言：人生就是不断的告别。太平洋上的绝境求生是一种本能，同样地，当良心无法承受过去的不堪时，编造出一个奇幻的外壳来包裹它，也是一种精神上的求生本能。老虎出场，一切各就各位，Pi才好彻底扔掉过去的包袱，不再回头地走下去，走向妻贤子孝的下半场人生。

私底下，我并不认为李安是在鼓励观众“追随上帝”。恰恰相反，散场的时候我见过不少观众，对影片的前40分钟和后20分钟表示不耐：“节奏太慢了吧”，“过分文艺”，“后面还讲那么多干吗”……却对中间那一个小时赞赏有加——这样地专心于人虎传奇，论“追随上帝”，他们一定最够资格。但假如真是希望得到这群观众的拥戴，李安还费那么多劲干吗？直接把中间一小时拉长一倍就好了嘛。而他这样不厌其烦地忠实于原著的章节安排、Pi的三种宗教信仰、日本探员的质疑，简直就是拿了扩音器在重申苏格拉底的名言：“未经审视的人生不值得经历。”

你甚至可以说他反信仰，而我也相信，这种反信仰，并不与原著相违。或者说，在信仰这件事上，李安与扬·马特尔观点相当一致。

小说中，当Pi的养母搞混印度教徒与基督教徒时，Pi说：“其实她错得不那么严重：就他们爱的能力而言，印度教徒的确是不留须发的基督教徒；正如就他们认为神存在于一切事物之中的观点而言，穆斯林就是留胡须的印度教徒；而就他们对上帝的忠诚而言，基督教徒就是戴帽子的穆斯林。”

信仰可以体现为宗教，也可以是万事万物。李安说，“我喜欢把电影称作上帝。上帝行事神秘令人费解，而我们只能猜测。”

从卧虎到猛虎

对他来说，猜测的其中一部分，就是“如何把小说变得更加平易近人”。

《少年Pi》不是李安第一次改编小说。事实上，这些年他改编小说的成绩辉煌。《卧虎藏龙》源自王度庐武侠作品，《色·戒》是张爱玲名篇，《理智与情感》、《断背山》、《制造伍德斯托克》也无不有名作奠基，但没有人怀疑他不是一个“作者导演”。

拿最近的《少年Pi》来说，既然已经3D、又生来带有“奇幻”字眼，换作级数低一些的导演，断没有不拍成冒险大电影的道理，太平洋奇遇分分钟有可能变成一惊一乍的灾难片。但李安却教人放心——他总能践行他的名言：“每个人心里都有一座断背山”，让作品在大气的风格之外，富有争议的空间。还有什么比建立在良好基础口碑上的争议，更能吸引观众走进电影院呢？上映一个月累计近6亿的票房就是有力的证明。

李安很聪明，知道观众要什么。“成功取决于情感”，他这样形容《少年Pi》。原著小说中并未出现“阿南蒂”这一位Pi初恋情人的角色，电影中却费了不少笔墨来书写。

不过，这样“情感化”的处理，却不是每部片子都行得通。譬如放在《色·戒》，安排“老易”在片尾饱含热泪，就显得不伦不类。原著中这样形容王佳芝被处决后老易的反应：“有点精神恍惚的样子，脸上又憋不住的喜气洋洋，带三分春色。” 从陶醉到悲切，看似微小的一个改动既颠覆了老易阴狠老辣的个性，也将王佳芝的“自我成全”归结成“为爱牺牲”，汉奸与间谍的城府与计算纷纷消失不见，唯留下个“郎呀患难之交恩爱深”的苦情戏残留人间——把《色·戒》拍成爱情片，即使不谈忠实于原著与否，都不能算是高明之举，但无疑更容易被观众理解、接受。

我总觉得，在李安儒雅沉稳的外表下，一定还蕴藏着他独有的狡黠。有时候，他是数字老虎，有时候，他是真老虎。而当真老虎和数字老虎交叉出现的时候，我们也总像少年Pi一样，傻傻分不清楚。

“王叔”落地：红烧肉与等高线

61岁的王石 (微博)终于在公众面前现出了凡胎——他抛下公司琐事赴美游学，和比自己小30岁的80后三线演员走到了一起。这一回大家终于明白了，王大叔这么多年热衷登山征服等高线也许只是为了躲开没有感情的发妻，他的婚姻早在20年前就毫无温度；花甲之年而去国外闲云野鹤是有小佳人作陪，没事还愿意下厨做碗红烧肉。照理说，离婚是人家的家务事，爱和谁好都行，可王石给自己塑造的高大全形象太过深入人心，大众一下子无法接受“他也是个普通男人”的说法。

2012年10月底传出的王石婚变，不仅给人留下茶余饭后的绝妙谈资，也成为盛会前的微博头条。长江商学院火了，策划微博曝料的“徽剑”红了。王石却因此褪去了头上的光环，虽然他仍是万科最大的无形资产。现如今，王石成了一名事业成功以后追求个人幸福的小男人。

碎石行动

11月9日，微博认证为深圳市徽剑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CEO的“徽剑” 在接受《财经中国》采访时称，策划“王石婚变”是他接受的任务。根据他公布的“策划书”，目的是在10月28日至11月6日“十天内互联网再无焦点”。但“徽剑”给出的策划原因却是因为“有朋友觉得娱乐气氛不够，就想让大家高兴高兴”。当然，他拒绝透露这个朋友是谁。

无论“徽剑”所说是否属实，王石婚变的确在那十天成为最主要的网上新闻。先是10月28日，“徽剑”称万科董事长婚变，随后网友“慈冰CAIJING”曝料王石与前妻的离婚手续已办妥，新欢为80后女星田朴珺；网友“谷儒李晨”立刻发布了王石与田朴珺同乘飞机的照片。随后，潘石屹称王石常给田朴珺做红烧肉，“哈瓦娜呐”微博中的红烧肉图因此被网友疯狂转发。

老王的八卦点燃了网友的热情。有人继续曝料：田朴珺是在进入长江商学院学习后结识了王石。她曾在一家上市公司担任顾问，主营房地产的烂尾楼收购。2008年，田朴珺曾称自己私下里最欣赏的商界精英就是地产大亨王石，作为同行的她也会经常向王石讨教房地产的问题。“在我看来，王石可以算是‘男人中的男人’，他非常有思想，并且深知如何在得失间作选择，在很多方面都给了我很大的启发，算是我的良师了。”

从10月31日开始，“徽剑”把潘石屹和任志强也拉下了水，但这些所谓婚外情的猛料立刻遭到当事者澄清，网友们似乎更加热衷于王石婚变。当时仍在哈佛游学期间的王石一直通过微博传达出轻松自如的态度，并未公开发表任何回应。

“徽剑”的策划书称，10月28日至11月6日，分三个阶段“对地产界三位知名人士的外遇事件进行网络传播”，第一个阶段主要传播王石外遇；第二个阶段要让“任志强 和潘石屹加入讨论，并将话题进一步引向任潘二人”；第三个阶段则要延伸出新的话题。

被消费

王石这次被“消费”得厉害。

他的确离了，这是万科内部人士透露的消息。原来，王石与王江穗已20年没有感情，一直没有公开，直到女儿长大，遇到新的缘分才下定决心。两人的离婚手续已于年内办妥。

王石在自传《道路与梦想》一书中曾感言：“登山让我对婚姻有很多感悟，婚姻与登山有相通之处，都需要脚踏实地。”2010年5月，王石第二次登顶珠峰后，第一时间给妻子打电话说：“我登顶中的每一步，都如我们婚姻中走过的每一天，虽然平凡，但都为幸福积蓄着力量。我能再次登顶珠峰，改写中国人最大年龄登顶珠峰的纪录，离不开你和女儿的支持，我会珍惜我们的家庭，与你一起登上人生的顶峰！”这些话在今天看来，似乎不很靠谱。

智慧的网友发微博总结“王石婚变的启示”：1.没有拆不散的婚姻，只有不强大的小三。2.对于中国女人，房子比年龄更重要。3.年长时陪原配过好日子的男人有，但是稀缺。4.征服珠峰容易，逾越乳峰不简单。5.长江商学院，中国女人资本运作圣地。6.王石不是柳下惠，婚姻没有对不对。7.男人很难，更何况男人中的男人。

网友普遍觉得田朴珺配不上王石，她是一个小三成功上位的典型。相差30岁的恋情，虽然比不上当年杨振宁和翁帆的结合，但也足以让人怀疑其中的爱情成分有多少。虽然王石早年放弃了可能获得的万科大笔股权，但截至今年年中，王石持有万科约681.7万股，价值约为5600万元。再加上2006年至今万科给王石的薪水大约为4215万元。目前王石总财富近1亿元人民币。即便老王离婚是净身出户，田小姐也算是钓到了金龟婿。

素汤面终究抵不过红烧肉。不再需要打拼的王石，活回了自己。只不过崇拜他的普罗大众，直到2012年才明白了这一点。

“臭叔”石原：中日关系毒素

可以说，建国以来的中日关系史上，就对华强硬度而言，石原慎太郎若称第二，没人敢称第一。对于中国，其极端的做派、激烈的言辞使他成了日本右翼政客的代表性符号。

“超级毒素”

若是单论年纪，将出生于1932年9月30日的石原慎太郎称为“叔”，或许不太合适。但作为日本政坛的“常青树”，年过八旬，还能如此呼风唤雨，石原被称为“叔”似乎别有含义。

用《人民日报》的话说，这个“中日关系毒素”的搅局者，在日本国内人气却特别旺。无论其当选议员还是当选市长，都曾创下选票领先的纪录。

的确，在日本人眼中，石原慎太郎首先是一位才子：24岁写了一部“一夜情”小说《太阳的季节》，获得了日本文学最高奖“芥川奖”。虽然小说的内容褒贬不一，不过拍成电影后，却风靡了一代年轻人；其次，作为日本影坛“不灭的圣火”石原裕次郎的哥哥，石原慎太郎在弟弟生病过世之后，因为容貌相似成为其化身，成了无数男女的青春偶像；当然，他还是一个颇具野心的政治家，当过国会议员，做过运输大臣和环境厅长官，而且这个唯恐天下不乱的煽动滋事者的政治生涯出奇地一帆风顺。

事实上，这个挑衅者一开始就在政治谱系上找准了自己的位置。与那些只会叫嚣的政治混混不同，石原慎太郎从踏入政坛的那一刻开始就有“自己的”政治主张。

石原被人议论最多的举措是2000年对财政部的一次攻击。国家税法规定允许地方政府征收一定的税款。石原慎太郎利用这一规定，对在东京经营的大型银行的利润征税3%。这项税收的预期收益预计为一年10亿美元，将用来消除东京的财政赤字。此时的日本民众被国家经济恶化所累，而大型银行却依旧赚得盆满钵满。石原慎太郎的激进计划让市民也意识到可以发挥他们的力量。如果他的改革成功，他可以通过把权威从中央政府转移到家庭、城市、乡镇来彻底改变国家的运作机制。

但也有人认为，石原这个人积有“二弱”：一是信口开河，因为他常常胡言乱语，随心所欲，不管别人痛痒；二是思想极端右倾，让人担心一旦让他掌握日本政权，石原毫无疑问地会变成“暴走老人”，谁也挡不住他。

不论在国内还是国际媒体，石原最常给自己贴的标签就是所谓的“爱国”。要表现“爱国”，如果没有领土问题可资炫耀，“爱国”表演就大为逊色。

在日本有人说：石原慎太郎恨不能让自己长出一个和大象一样长的鼻子，好随时嗅出领土问题，并用这个问题大做文章。

这不，在有关中日钓鱼岛争端的持续发酵中，“石原慎太郎”便成了一个在中国“臭大街”的名字。

麻烦制造者

今年4月16日，在美国访问的石原慎太郎看似意外地抛出东京都要购买钓鱼岛的计划，把中日两国民众最为敏感、最为关切的领土争端问题再次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上。

此后又是募捐，又是张贴宣传画，又是申请上岛调查，又是批评日本政府“软弱”，石原的一系列作为不仅把那几个小岛搅得平静不再，更给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带来浓重阴影。

其中，在中日两国政府谨慎处理中国香港民间团体“保钓”事件时，石原竟然高呼让日本首相亲自前往钓鱼岛。

事实上，石原慎太郎四处宣称他为了捍卫“尖阁列岛”(即钓鱼岛)已经奋斗了40年。早在田中角荣力排众议访华并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时候(1970年代初)，他就在策划侵犯中国领土钓鱼岛行动。

当时，石原率青岚会的成员，从关西一所大学的冒险俱乐部拿到钱，策划了去钓鱼岛建灯台的行动。接着他们又找到资金丰裕的右翼政治团体青年社，把青岚会的灯台扩建成了有些规模的灯塔。石原自己还用政治家的身份，指示日本运输省水路部加固岛上的灯塔，并一直绞尽脑汁把灯塔记载到海洋图上去。

当然，也有一种说法认为，石原慎太郎孤注一掷地要“购买”钓鱼岛，实在另有他念。去年初，日本政坛酝酿另树旗帜组建新党，石原慎太郎有望出任党首。谁料，风云突变，“石原新党”计划受挫，他在一旁坐了“冷板凳”。不甘心就此被踢出日本政坛，他又精心抛出能够引起争论的“购岛”话题，把民众的目光重新吸引过来，试图唤回胎死腹中的“石原新党”。

除了钓鱼岛问题，靖国神社也是右翼分子最得手的武器。在此次钓鱼岛风波之前，日本内阁成员还公然参拜了靖国神社。对于石原来说，他头脑中的靖国神社问题早已经超越了日本首相的级别。他在考虑的是让天皇也参拜靖国神社，意欲将问题闹得更大。

还记得石原在右派报纸《产经新闻》上发表的给天皇的信中说：“我每年在8月15日那天参拜靖国神社，我热切地希望在日本战败60周年的8月15日，天皇陛下参拜靖国神社。”战前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的一个精神支柱，战后，日本天皇也参拜靖国神社，但在甲级战犯被供奉到那里以后，天皇没有参拜过。石原主张让天皇重新参拜靖国神社，其用意非常深。靖国神社问题不仅仅是个历史问题，里面更包含了战争与和平的关系。石原说得非常直白，参拜靖国神社是他反对战后建立起来的和平理念，解决日本社会现今存在的各种矛盾的一种方式。

在国际政治的游戏中，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底线和原则，一个聪明的政治家是不会轻易突破别人的容忍限度的。而“超级毒素”石原却在不停挑战中国的心理底线，最终只能是“聪明反被聪明误”，这场为博人眼球、耕耘“票田”而表演的政治秀，终究不能绑架中日两国人民的民意和感情，更影响不了中日关系发展的大局。

“表叔”的傻笑：鉴表故事

“表叔”语义学

如果你还有看《新闻联播》的习惯，就会发现有些官员出镜的时候，腕表表盘被调整到了手腕内侧，这样你看到的就只是一根皮带，几乎无法从中推测手表的品牌。这种做法也许会在爱表的官员中变成惯例——如果他们还有勇气戴表的话。说到这个话题，实在是让人尴尬。因为戴表——戴不戴，戴什么牌子，戴多贵的表，都是基本人权。因为没有官员财产公开制度，官员们无法证明自己的收入是合法的，无法证明自己的行为是清白的，他们的节操受到了普通群众不分青红皂白的怀疑，他们戴表的自由受到了不该有的限制和干预。这几乎是中国法治的一个倒退。

当然，官员因为喜爱奢侈品而被调查，也的确是一件常见的事，古今中外都不绝于书。但像前陕西省安监局局长杨达才这样的遭遇，虽然不是头一遭，也堪称离奇。2012年他被冠以“表叔”之名。这个词语中包含的意义如此微妙复杂，不但外国人很难理解，恐怕连不是这个时代的中国人都不能知悉。

曾几何时，“表叔”——这个革命文艺史上著名的爱称，支撑其语义的是“叔”而不是“表”，这本来是为了证明阶级感情可以超越血缘，并且把革命者与普通群众的命运紧紧捆绑在一起。现在，“表叔”的语义重心已经从“叔”转换到了“表”——此表非彼表，此叔也非彼叔，这个词见证了官员与公众的离心离德。在政治领域，中国人都是语言游戏的大师。由于不能直话直说，他们就把智慧花在了发明各种曲折的隐喻和反讽用词上。

表叔的故事也的确太老套了——甚至有人认为太老土了，因为杨达才的种种特色：贪婪、违法、趣味低下，当官却没有起码的政治伦理，乃是屡见不鲜的现象。杨达才的公众形象不佳：油乎乎的头发梳向脑后，有一个和人事级别相匹配的肚子，控制不住自己的欲望，也控制不住自己的表情，满嘴谎言，越说越离题，越说越可疑。更要命的是，他佩戴的昂贵手表与衬衫质地和款式非常不匹配。

就是这样一个人，不断地升迁，仕途一帆风顺。如果说这个人有什么值得一提的地方，只是证明了信息流动对一个国家的政治净化有多么重要的作用。因为如果没有互联网，如果互联网没有演进到如今这个阶段，如果没有微博和转发功能，如果没有这些，“表叔”——不，杨局长，也许还在任上呢。

转发开始了

要说“表叔”，就不得不温习一下互联网简史。

互联网还处于发展的第一阶段时，出现了微软这样伟大的公司和Windows这样了不起的产品。那时候，互联网差不多是空空荡荡的，一开始只有少数人能够接触到电脑，网络上也没有什么内容。只有少数人上传信息，并且分享别人的信息，从中得到先知般的乐趣。等到互联网发展到第二阶段时，电脑用户疯长，海量的信息被传送到网络上，先知的快乐很快被大众的狂欢所取代。在很短的时间里，互联网上的信息已经很多了——实际上是太多了，已经超出了个人电脑用户能够处理的极限。要在信息的汪洋大海中找到想要的东西，必须找一种有力的工具，对那些只对特定个人有价值的信息进行定位。现在我们都知道这个工具就是搜索引擎。正是凭借开发搜索引擎，谷歌迅速取代微软，变成了互联网公司中最拉风的一家。

据说Facebook代表了互联网发展的第三阶段，换句话说，和上传和检索相比，分享变得更重要。信息太多了，定位也很方便，何不让我们找些有趣的事，娱乐一下自己？人性就是这样，先知被大众淹没之后，普通人的快乐变得比什么都重要。没有Facebook的国家也能享受这样的快乐，甚至更快乐，因为他们可以用很低的智力成本，发展出符合国情的特色产品，比如微博。

互联网发展的三个阶段，凸显了三种不同的价值：第一阶段，信息是最重要的，所以凸显了上传的价值；第二阶段，定位最重要，所以凸显了检索的价值；第三阶段，分享最重要，凸显了转发的价值。当然，价值也有细分市场，比如，上传和检索对全世界网民都很重要，但转发对关心时事的中国网民来说特别重要。一旦转发开始了，杨局长就变成了“表叔”。

鉴表日常化

历史当然是群众创造的，尤其是在一个转发的时代，看上去更加如此。但有些群众创造了更多历史，也是不争的事实。“表叔”的横空出世，开始于一个微博ID：“花总鉴表”。

鉴表故事始于检索。在谷歌或百度图片输入关键词“书记”、“市长”、“局长”，花总寻找官员的大尺寸图片，下载那些戴着表的图片，研究手表的款式、品牌和型号，查证价格。2011年7月发生动车相撞事故后，出现在事故现场的官员成了最早被检索的对象。在动车相撞事故一年后，另一场交通事故发生在陕西，杨达才面带笑容，神态轻松地出现在事故现场。检索的热潮开始了。他为自己做了不太有说服力的辩白。但语言似乎很难刷清他那昂贵的爱好带来的怀疑，反而激发更多人参加了检索与鉴定——“表叔”这个词开始流行。

曾经有一段时间，花总高频度地公布戴表官员的照片，结果是他再也不能在微博上发言。在放弃这个危险的爱好之后，他回到了微博，继续推广他和奢侈品知识有关的商业计划。花总淡出的结果是他的个人爱好传染给了很多人，并且迅速地方化。如今只要有官员卷入公众舆论，他们是否佩戴腕表，什么品牌，何种型号，价值多少，不可避免地成为微博传播的标准内容。这一切都证明了，技术会演化，最后和我们的生活结合在一起，最后谁也离不开谁，就像表叔离不开奶奶和铁梅——虽然不是每个鉴表故事的结尾都有纪委出现。

“黄叔”雷政富：情色反腐创纪录

雷书记，重庆市北碚区原区委书记雷政富，因网上一段12秒性爱视频而落马。这段拍摄于2007年春节期间的视频，让雷书记丢了官位。

2012年11月20日16时41分，北京民间反腐人的朱瑞峰在人民监督网上曝料——“重庆市北碚区委书记雷政富接受性贿赂与少女淫乱”，并公布了据称是雷政富在宾馆与其长期包养的18岁二奶淫乱的视频截图。

从视频曝光，到丢了官位接受调查，仅66小时，创了一个小小的纪录。雷政富不是2012年第一个因为情色事件而下台的官员。广西壮族自治区质量技术监督局干部段一中、河南省永城市市委常务副秘书长李新功、山东省农业厅副厅长单增德、新疆塔城地区乌苏市公安局局长齐放……清单可以拉老长。

后有来者

在雷政富被免职接受调查的同时，朱瑞峰称他手上还掌握着至少5名在位的正副厅级高官的淫乱视频。无独有偶，从重庆传来的消息是，除雷政富外还有5名官员被拍，其中3人为现任区县领导。44岁的商人肖烨一手策划了这个针对重庆地方要员的桃色陷阱。在他的公司中，有多名女员工负责色诱地方官员，由她们在开房时偷拍下性爱视频，并由其他人在下一次开房时扮演男朋友“捉奸”。

这样一种捉奸在床的把戏，类似于旧上海的“仙人跳”，提前布好局，让色鬼上当，捉奸在床，就可听任摆布。

有意思的是，上当中计的官员并非雷政富一人。除了长相有几分似猪二哥的雷政富，还有5人“未能幸免”。

而在过去的一年，官场的情色事件，也一再被网络披露。乃至于有文章称这种网络反腐形式为“情色反腐”。据不完全统计，过去的5年有39个网络反腐典型案例。其中，2008年2例，指数一路上扬，今年达19例，可见网络反腐成功的例子逐年递增。而这39起案例中，有13起涉及性丑闻，占30%以上。据现行《婚姻法》修改起草专家小组主要负责人巫昌祯教授的统计，被查处的贪官污吏中95%都有情妇，腐败的领导干部中60%以上与“包二奶”有关。

当然，“情色反腐”和制度性的反腐、法治反腐相比，还是处于反腐的初级阶段。日前，媒体披露的一个调查数据是——“中国式“情色”反腐：90%的曝料人来自官场内部”。换言之，“情色反腐”也很有可能被利用，成为官场内斗的工具。

特色反腐

其实官员的情色丑闻并非中国独有。比如意大利的贝卢斯科尼，乃是情场老手，其丑闻之大，流播之远，远超雷政富之流。再比如当年的克林顿与莱温斯基丑闻，更是轰动全球。其丑闻的级别之高，反响之大，非中国内地能比。还有以色列原总统卡察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原总裁卡恩，则因性丑闻落马。而在近日重庆官员“不雅照”曝光前不久，美国也发生了一场轰动全国的性丑闻——陆军四星上将、曾经的伊拉克和阿富汗战场统帅、时任中央情报局局长彼得雷乌斯，自曝婚外情宣布辞职。

可综观中外性丑闻，以中美两国为例，据不完全统计，1970-2012年美国共有58名主要政治人物(多为国会成员或联邦高官)染上情色丑闻。若按种类划分，外遇为17例，性骚扰17例，有育私生子7例，召妓6例，猥亵未成年人(或未遂)的5例，为情人谋求便利的4例，其他2例。然而，绝大多数的性丑闻都属于“私人问题”，不牵涉其在职期间的政治操守。按性质分类，这58例政治性丑闻中，41例属于私事，比如婚外恋、外遇或育有私生子；13例为犯罪(或涉嫌犯罪)，比如性骚扰或诱奸未成年人；4例涉及政治腐败，比如为下属情人涨薪等。虽然绝大多数性丑闻属于私事，但当事人往往会主动请辞。

令人印象最深的，还是克林顿。其与莱温斯基一案，并不影响美国选民支持其任美国总统。

可国内的性丑闻，为何需要“一勺烩”？

首先，这是中共党纪所规范。《党章》第三十三条规定——“党的干部是党的事业的骨干，是人民的公仆。党按照德才兼备的原则选拔干部，坚持任人唯贤，反对任人唯亲，努力实现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换言之，在个人私生活上有问题，自然属于违反《党章》，可以靠党纪来查办。

另一方面，最高检曾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透露：“性贿赂目前在行贿犯罪中已相当普遍。” “贪官多好色”，在当代中国成为了一个不争的事实。

在雷政富事件被网络传播得纷纷扬扬时，还出了另一新闻——犯罪嫌疑人赵某等3人，通过网络搜索全国各地成功人士的个人信息，并通过合成色情照片进行敲诈并获利66万。其发出的200封信，仅有30人报警。

这，就颇有点黑色幽默的味道了。

人民监督网相关报道链接：

重庆北碚区委书记雷政富淫乱视频门 专题

http://www.jdwsy.com/article/html/special-035-1.html

真相的喉舌——人民监督网简介

http://www.jdwsy.com/support/declar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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