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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假骗官”行为绝不可小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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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户名：gx423ren 打分：85 时间：2011-10-08 21:20:14 |
应当重视广西人民对腐败分子韦纯束的控告
对韦纯束的上述三项重要罪行及其制造的冤、假、错案，二十多年来，广西有正义感的党员群众及当事者，一直控告申诉。除个人不断申诉外，先有八批约四千名受冤者联名向区党委及中央提出书面申诉，后来先后有一批老干部联名，其中有三名副省级、厅级干部联名，有二十五名厅局级干部联名，有九名副省级干部联名，另有一名区党委常委单独写两份报告。又有原区党委三位书记联名向中央写过报告。
二○○八年四月二十日，广西又有423名党员干部控告韦纯束，之后派出五名代表，长期不断地上访申诉。二○○九年六月，还派代表到北京各有关部门上访。在广西上访控告已达九十五次。可是，没有得到符合党规国法的答复。
我们真的难以理解，中央有关部门及广西区党委，为什么对韦纯束的罪行如此宽容？对他制造的大批冤案如此冷漠？这是违反“以人为本”、“让人活得更有尊严”、“建设和谐社会”、“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事要解决，依法依规”等一系列原则的。我们希望党中央和胡总书记能在百忙中过问一下我们的控告和申诉，我们也希望得到社会的广泛支持使问题得到解决。真正做到“正党心，顺民意”。
广西423名控申人代表：
苏礼峨（原广西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党组副书记、离休干部）
岑国荣（原第九、十、十一届中央候补委员、中央委员、广西区党委 常委、区公交政治部主任、党组书记、区总工会主席、党组书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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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户名：gx423ren 打分：85 时间：2011-10-08 21:17:39 |
强烈呼吁党中央严查广西腐败的祸根
二○○八年四月，我们广西423名党员、干部联名控告原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主席韦纯束的腐败罪行。二○○九年六月，又派代表到北京上访。现在，在广西已上访九十五次。
但是到现在三年多了，还没有得到符合党规国法的答复。我们希望党中央和全社会都能关心这个腐败大案，以正党心，顺民意。
韦纯束借“处遗”在广西制造大批冤假错案，应予纠正。
党中央在十一届三中、五中、六中全会上，明确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搞政治运动，不搞派性活动。但韦纯束出于个人野心，企图打倒韦国清取而代之，并以清理韦国清的社会基础为目的，搞了一次比“文革”规模还大的“处理文革遗留”的政治大运动。形成了三分之一的干部搞“处遗”，三分之一的干部被“处遗”，的局面。
运动一开始就大搞停、免、撤。仅一九八三年四月至八月的四个月中，全区停、免、撤的干部就达五万多人，其中厅局长以上干部240名。还秘密开列了156名包括省军级、老红军、老八路在内的厅局长以上的老干部名单，给他们定上“造反起家”、“支左起家”、“投靠造反派起家”等罪名，给予停、免、撤。至一九八七年，全区共审查干部一百多万人（连生产队长都不放过），其中立案审查23万人；处分党员116934人，是全国党内五种处分及缓登记、不予登记（453492人）的百分之二十五多。比广西历史上反右（15000人）、反右倾（19000人）、“四清”（20000人）、“文革”（23000人）四大政治运动处分总数77000人还多。全区定为严重违法乱纪分子（按中发[1982]55号文精神即为“三种人”）达27919人，是全国定“三种人”（5449人）的五倍多。判刑1894人，判死刑22人，已执行12人。
以上的主要数字是当时区党委副书记金宝生作全区整党总结在《广西日报》登载的。由于数字太大，致使薄一波同志在全国整党总结上，在全国各种处分的数字后面，都特别加了一个括号，注明不包括广西（刊登在《人民日报》）。可见中央是对广西“处遗”处分人数是不予肯定的。
由于大搞停、免、撤，各级领导机构处于瘫痪状态，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消极影响，粮食连年减产，年产量从1982年的274.8亿市斤减到1988年的209亿市斤；财政收入、全国人均为230元，广西仅为74元（为全国倒数第一）。
广西在“文革”中，是全国有名的。一九六七年元月夺权失败后，在中央“文革”小组派来的解放军报记者的操纵下，以区党委书记伍晋南为首的三位书记于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九日跑到广西大学的红卫兵总部去，发表一个“四·一九”声明，申明支持红卫兵造反，“砸烂区党委”、“打倒韦国清”。在他们的密谋下，于四月二十二日，夺了军管《广西日报》的权，为纪念这个日子，他们把自己的派名叫广西“422”，也叫“支伍”派。另一派为了捍卫军管的《广西日报》也联合起来，叫“广西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也叫“支韦派”。后来周总理在接见两派代表时，觉得名称太长，说就叫“联指”吧！后来便叫广西“联指”。
广西“422”是广西少数派，得到北京红卫兵“五大领袖”的支持；广西“联指”占全区成年人百分之九十，是多数派。
一九六八年，“422”中的一些坏人，在广西制造了一系列的犯罪活动，迫使中央于一九六八年七月三日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颁发布告（后来简称为“七·三”布告）。布告称“最近两个月来，在广西……连续制造了一系列反革命事件：第一，破坏铁路交通，至今不能恢复通车；第二，胆敢抢劫援越物资，拒不交还；第三，连续冲击人民解放军的机关、部队，抢夺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杀伤人民解放军指战员；第四、在中央发出‘六·一三’特急电报以后，拒不执行，继续顽抗。中央认为，这是一小撮阶级敌人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破坏抗美援越斗争，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反革命事件”。
党中央和国务院及中央军委从来都是肯定“七三”布告的。可是，韦纯束在广西“处遗”中，欺骗中央，把“七·三”布告说成是林彪、“四人帮”搞的，因而把当时受到惩罚的一批罪犯当成“受压者”，一律给予平反，并当成骨干派到各级“处遗”机构去工作，他们这些人成了“还乡团”，因而派性整人特狠，而“联指”中的大批骨干，因执行“七·三”布告而被认定为“严重违法乱纪分子”被投进监狱。就是在韦国清领导期间得到提拔的干部，也以各种“理由”定为“造反起家的人”。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
我们不能不大声呼喊：天理何在！公平何在！正义何在！尊严何在！
韦纯束在广西“处遗”中，大耍阴谋诡计。先以造谣诬陷把中央提出的自治区政府主席候选人梁成业同志说成是“杀人犯”“有血案”而打下去，自己当上了主席。在“处遗”中公开提出“打倒河北帮”，把大批南下领导干部撵出了广西。后来中央为“掺沙子”，陆续调来一批省部级干部，充实广西领导班子，他也以各种理由撵走，最典型的有从中组部调任广西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长郭锡权同志，在选举全国党代会代表时，他们串连造谣，使郭落选，被迫回到中组部去。从国务院生产办公室副主任调任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副主席的赵维臣，也因韦纯束与成克杰勾结，制造一系列矛盾，被迫回到国务院去。雷宇是广西人，从广东调任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副主席，也被撵回广东去。
中央对冤、假、错案历来的原则是“全错全纠，部分错部分纠，不错不纠”。《党纪处分条例》也规定“经查证确属冤、假、错案，而不予纠正的”，对有关责任人及其领导，给予党纪处分，直至开除党籍。可是，广西区党委及中央有关部门对这些冤、假、错案当事人的长期申诉不予解决，是非常错误的，应该予以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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