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年,“年龄门”在公众眼里已不是新闻了。有人为了当兵、结婚、病退,年龄往上加码;也有人为了考学、就业、当后备干部,年龄往下压缩,甚至有死刑犯家长,可以拿出不同年龄版本的身份证当“免死牌”,闹得司法部门拉着罪犯去体育学院测骨龄。久而久之,大家对这种虚报年龄、伪造档案的劣行有些熟视无睹了。这样就越有人把年龄看得如同裤衩上的松紧带,可以根据肚皮的需要随时松松紧紧,只要不是松垮得裤衩从腰间掉下来,就无伤风化,无妨大雅。
当下,需要保密的不是女人的年龄,而是领导干部的年龄。有戏言称官场“年龄是个宝、文凭少不了、能力当参照、关系最重要”,谁都知道岁月不饶人,都清楚年龄的重要,到什么年龄就不能提拔了,到什么年龄就要免职、退休了。这些规定是合理的,也是必要的,有了年龄这个“杠”,事情就好办了。许多官员为了延长政治寿命,多享受几年权力带来的福祉和乐趣,煞费苦心在年龄上做手脚,拼命“缩水”自己的生理年龄。
不论怎么说,年龄问题具体到官员头上,就上升到政治层面。这几天,网上有两则关于干部年龄造假的新闻,遭到网民围观。一是陕西武功县商务办(原商贸局)纪委书记张凌雁,通过私自改小十岁,从一个普通工人摇身一变当上局领导。二是山西临汾市纪委书记沈庆华涉嫌年龄造假,“13岁参军,15岁入党,‘档案年龄’比真实年龄小了5岁”。两人同属纪委书记,闹出年龄丑闻是一种巧合,纪委书记造假,自然比其他干部造假更具新闻性。
作家谌容有篇《减去十岁》的小说,虚构我们日常生活中一个“减去十岁”的红头文件,于是戏剧性地使生活中老中青三个年龄段的干部、知识分子的内心产生了骚动。这些“荒诞”的梦,真实地折射了当今社会的世风世俗。谌容的这部作品,是吸收了国外荒诞艺术的养份而创作出的中国式“荒诞体”小说。张凌雁和沈庆华的传奇故事,使荒诞的艺术在现实生活中又一次被坐实,公众除了讥之“老黄瓜刷绿漆——装嫩”,还呼吁深查深究,期待出现石家庄市团市委原副书记王亚丽骗官案那样“拔出萝卜带出泥”的效应。
一般说来,腐败大体有共谋性、勒索性两种,后者比较外显,涉及圈外人,相对容易败露;前者为内部游戏,利益均沾,比较隐蔽,难以取证。张凌雁和沈庆华浮出水面,源于其过于胆大,更源于当下某些地方的共谋性腐败土壤,品行不端的官员进入公权重地谋私寻租一路通吃,如入无人之境。如果不是互联网的空前发展和网民的举报热情空前高涨,大致可安然无恙。这里面值得反思的问题自然很多,诸如干部人事工作监管为何形同于无,网民举报为何总是走在制度纠错之前,等等。
谁都清楚生理年龄是不以人的意志而改变的,把年龄当做“松紧带”的人,自己多大自己心里有数,改小了年龄绝不是为了延年增寿,只不过为了利益需求而借助“钟馗”来唬弄“鬼”而已。改年龄的最直接动因是舍不得放弃手中的权力。毕竟,在位和不在位,工资、福利、待遇以及一些“隐形福利”“隐形待遇”是差别是很大的。乌纱帽具有增值效应和巨大的含金量,那些下马的州县级的贪官受贿金额动辄几百万就是明证,可见“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绝非妄言也。
中国官场很早就有官年和实年的说法。官年,是官员档案记录的年龄;实年,是自打出生以来的生命年龄。官年和实年不符,就是官员不厚道,涂改档案、谎报年龄的结果。宋代官员假报年龄可谓蔚然成风。洪迈在《容斋随笔》中记载,有官员实年已过七十,官年则少报五岁,还有的实年七十,官年报为六十七(“江东提刑李信甫,虽春秋过七十,而官年损其五”,齐庆胄“实年七十,而官年六十七”)。对“年轻”孜孜不倦的追求,是达官贵人的专利和梦想,对于普通人来说,享受柴米油盐,享受风吹日晒,享受箪食壶浆。而达官贵人享受强权威望,鼎铛玉石,金块珠砾,取之尽锱铢,用之如泥沙,于是乎真的还想再活五百年。如今一些干部纷纷投身造假运动,绞尽脑汁在档案上搞小动作,企图以假晋身,本质上讲亦是利益驱动。
仔细想想,不论古代还是现今,“官本位”都把职务、个体身份、地位相对应于或折合成一定级别的官阶,并以官阶定尊卑、高低,进而形成一种对权力、官位的崇拜和敬畏,导致长官意志、权力至上观念长盛不衰。演进到现在,在不少地方,官职似乎可以衡量一切:政治待遇、社会名声、经济收益、工薪多少、住房大小、专车档次等。说到底,中国历来是官本位社会,官员在年龄、学历、身份上造假,源于“官本位”积弊太深,权力不受民众和社会的有效制约,官位含金量高,升值潜力大。
记得今年上半年,美国劳工部华裔副部长莫天成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在美国做官,不仅政府不提供任何交际费,连手机话费都是自理。所以在美国,很多人都是亏本做官,经济负担很重。虽然如此,绝大部分美国高官在任期间都守纪守法,并不敢贪赃枉法,而是都想尽办法做好官,这是因为他们离开政界后大部分都会下海经商,如果当官期间出了事身败名裂,没有人敢再找他们做生意。这给了我们思考问题的新视角。
报道说,张凌雁因为造假已被免职,山西省委组织部也介入调查沈庆华年龄造假问题。官员造假不会止于张凌雁、沈庆华,不知道有多少造假干部在潜伏,也不知道还有多少官员会继续把假当真理,在假的道路上跃跃欲试。完善监督机制当然是必要的,如果不令行政权力从社会和市场的诸多领域退出,由社会力量和市场“看不见的手”参与和主导配置资源,使得官员除了合法的公务消费、职务待遇和薪金收入之外从此生财乏术,贪官们昨天改名换姓,今天减去十岁,明天还不知会发明什么猎取乌纱的新花样。行政权力的含金量降低了,当官即发财的迷信破除了,官员所承担的责任增加了,甚至弄不好做官还会亏本,谁还会铤而走险去造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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