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胡德平
原标题:特殊利益集团是改革最大阻力 法治保护经济改革成果
新京报: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改革”一年来,谈谈你对改革的切身感受?
胡德平:过去有一段时间,特别是薄熙来在重庆“唱红打黑”时,我觉得很恐怖。王立军公开说:只要把政治问题变成法律问题来查,我们就有绝对的发言权。我曾给中央写信说过,这个说法很恐怖;后来我也公开发表过意见,认为主要是司法工作出了问题。十八大后,中央提出全面改革,惩治贪腐,法治往好的方向变化,虽然我得到的论据不是很多,但恐惧感逐渐解除了。这次中央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新京报:四中全会刚刚开完,您对这次会议感触最深的是什么?
胡德平:我感触最深的是,党提出用法治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既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又吸收了人类文明发展的成果,比如强调宪法权威,约束公权、保护私权等等。
新京报:三中全会聚焦“全面改革”,四中全会聚焦“依法治国”,两者在国家治理层面有什么逻辑关系?
胡德平:“全面改革”到现在一年时间了,很多经济领域的改革正在推进,比如土地、金融领域的改革。怎么来保护经济改革取得的成果,这就需要法治,这两次全会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结合得很紧密。四中全会提出的“依法治国”,属于上层建筑的改革,意味着政治体制改革已经开始了。
新京报:四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部分?
胡德平:当然。提倡法治,对权力进行制约,包括这次强调的立法,违宪审查,共产党要带头守法,这些都属于政治领域的改革。
政治体制配合,才能走出深水区
新京报:你认为在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最重要的是哪方面的改革?
胡德平:政治体制改革、司法体制改革已经越来越重要,全面改革需要各个领域互相配合,几个领域的改革一起往前走,要同步。否则体制不顺畅,改革的执行力层层衰减,地方层层截留中央的意见,这是不行的。
新京报:回顾1978年到现在,当前正在推进的改革有什么样的特点?
胡德平: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是很匹配的。除了经济领域的改革,当时提倡思想解放,打破思想枷锁,推进党的领导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但这以后很长一段阶段,对经济体制改革说得比较多,政治体制改革讲得少。
我觉得,现在又到了各个领域改革全面配合的时候。如果政治体制改革能配合上,改革进程会推进得更快,不会老是处于攻坚阶段,老是在深水区耗费时间,搞得“师老兵疲”。
新京报:你觉得到现在为止,中央是否已经完成了改革的顶层设计?
胡德平: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多年了,现在又进入了攻坚期、深水期,继续推进改革的顶层设计就是依法治国。社会上不同的利益群体,都要受到法律保护,如果出现矛盾,应该用法律手段进行调解。比如现在贫富差距很大,可以考虑征收一些相关的税,对于市场上出现不规范的行为,要考虑进行限制。
但是唯有一个不能保护的,就是权钱结合、凌驾于人民利益之上的特殊利益集团,这部分人和国家、和党都是对抗性的矛盾。
特殊利益集团一切非法所得应归还人民
新京报:这些特殊利益集团是不是现在改革面临的最大阻力?
胡德平:他们(特殊利益集团)是改革最大的阻力,也是人民群众和全党要极力打击根除的。虽然这部分人还有势力,但坚决不能让他们得逞,他们侵占人民的财产,侵占国家的财富,应该依法来处理。他们的一切非法所得,都应该归还人民。
新京报:十八大以来反腐力度很大,要清除改革阻力,现在走到哪一步了?
胡德平:十八大后,典型大案要案确实是大胆地揭露了。普遍性地大吃大喝、铺张浪费,我觉得也基本刹住了。但是,从制度建设、干部培养,包括对当前对抗性矛盾的认识上,我觉得还远远不够。现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这条路已经指出来了,要真正建设成法治国家、法治社会、法治政府,我觉得没有两代人的努力是做不到的。一代人算25年的话,两代人就要50年。
新京报:今年陆续通报了周永康、徐才厚案,你对中央查出两案怎么看?
胡德平:习近平同志说徐才厚的问题时提到,我们要很好地总结经验教训。如何从制度上反腐,还有待研究。他们是怎样走到人民的对立面,怎么贻害人民,和党之间是一种怎样的矛盾,这些经验教训需要认真总结。
新京报:怎么看反腐与改革之间的关系?
胡德平:反腐是推进改革的一个巨大动力。改革取得那么大的成绩,不但不能损害老百姓的利益,更要让老百姓有机会分享改革成果。唯有如此,才会拥护改革。新京报记者 关庆丰
要真正建设成法治国家、法治社会、法治政府,我觉得没有两代人的努力是做不到的。一代人算25年的话,两代人就要50年。
——胡德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