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年里 父亲病逝 母亲精神失常 女儿变成陌生人
胥敬祥领取国家赔偿金时,禁不住热泪盈眶。 赵国勤摄
法制网周口(河南)12月17日电 记者杜萌 胥敬祥今天从3家义务赔偿机关领取了总计529936.68元的国家赔偿款,结束了他申请国家赔偿长达4年半的苦盼。
2005年3月15日,河南农民胥敬祥蒙冤入狱13年被无罪释放。同年6月21日,胥敬祥以错捕错判为由,向河南省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了国家赔偿申请书,请求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鹿邑县人民法院、鹿邑县人民检察院共同赔偿。
由于河南省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没有作出赔偿决定,胥敬祥依法向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提出申请,请求赔偿其因错捕错判被羁押的赔偿金301915.90元(按2004年标准)、精神抚慰金130000元、被羁押造成疾病需要治疗费130000元。
今年11月23日,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在查明事实后作出赔偿决定:胥敬祥因错捕错判被羁押,有权申请国家赔偿。基于胥敬祥因错捕错判被羁押4732天的事实,赔偿委员会认为:应按2008年度全国在岗职工日平均工资(111.99元)标准计算,赔偿金共计529936.68元,由三义务赔偿机关共同赔偿。
赔偿委员会在赔偿决定书中称,“胥敬祥提出身体疾病是由羁押造成,但未能提供相关的有效证据,其请求赔偿治疗费不予支持。胥敬祥提出的精神损害抚慰金不属于国家赔偿法规定的赔偿范围,该项请求本院也不予支持”。
13年里 父亲病逝 母亲精神失常 女儿变成陌生人
法制网记者 杜萌
12月17日下午,胥敬祥来到银行柜台窗口,将刚刚领取的3笔国家赔偿款的一摞摞现金递进柜台。529936.68元现金变成一串数字存储在一张崭新的银行卡里,胥敬祥小心翼翼地把这张卡装入钱包夹层。
走出银行,钻进车里,胥敬祥呆呆地靠在座椅上,车子随后拐上了驶向郑州的高速公路。
不久,他头歪向一侧,沉沉地睡着了……
最想向疼爱我的父母诉说
12月15日,周二。
早上7时,当记者乘坐的从北京西站出发的K179次列车缓缓停靠在郑州车站时,从太原开往郑州的1551次列车也刚刚进站。
天黑漆漆的,片片雪花从空中飘落,在车站站台耀眼的灯光里十分抢眼。
胥敬祥头戴一顶毡绒大棉帽,手拎公文包,走出卧铺车厢。
第一次见胥敬祥,是在2005年5月18日上午,周口检察院会议室。那是胥敬祥第一次直面中央媒体记者的集体采访。他面无表情,语调平静;目光越过记者们的头顶,直直地盯住某个方位,泪水一次次从眼中淌落……
如今,胥敬祥再次站在记者眼前,气色看上去好了很多。他此行是专程前来申领国家赔偿金的。
走进宾馆房间,胥敬祥拿出盖有大红印章的赔偿决定书。
他说,他是在山西太原打工的工地上,接到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下达的赔偿决定通知的。省高院赔偿办工作人员让他亲自去领取,时间是在12月8日下午3时。因无法及时赶回郑州,他授权律师急急前往省高院赔偿办。拿到赔偿决定书后,律师用手机给他一段一段地念。
接到通知7天来,胥敬祥夜夜无法入眠,不得不求助于安眠药。最令他痛苦的是,他无法发泄,心头像是在杂乱地放映着无数部电影,脑海里喧嚣着无数种念头。而他此刻最想与之诉说的亲人,却因他蒙冤入狱而在悲愤贫病中失去了生命。
胥敬祥的父亲是一名教师,通情达理,对村邻温柔敦厚,教书育人多年,声名广传。胥敬祥说,父亲做人严谨自律,要求孩子几近苛刻。孩子只要与外人发生冲突,必遭父亲的严厉呵斥和痛打。
“父亲从小要求我们做好人,做正直的人,不欺负人。”胥敬祥说,入狱前,父亲已经身患中风,病情被及时控制后,只是吐字有些含混。入狱仅数月,父亲即病逝。没人敢将噩耗通报在监狱服刑的胥敬祥。后来,邻村有人犯罪入狱,与胥敬祥同住一监舍,那人咬耳朵告知他父亲病故,“我当时痛哭得昏死过去,5天5夜没吃没睡”。
出狱后,胥敬祥得知,父亲断气前用微弱的声音唤着他的小名……
出狱后,胥敬祥还得知,母亲因儿子入狱精神失常,时常冲出家门站在村道上呼唤儿子……
胥敬祥抬头望向天花板,哽咽着说,“我最想、最想,嗯,跟父亲、母亲说句话:我……连累他们了!”
最对不起妻子和孩子
胥敬祥育有3个孩子。
大女儿1987年出生,两年后二女儿出生。两个女儿已经结了婚,却与他这位父亲没有任何联系。小儿子是1991年出生的,“现在长得可精神啦,身高一米八一”。胥敬祥有些自豪地说。他庆幸,小儿子还能让他感受到曾经的家庭温暖。
胥敬祥说,他自己只读到小学六年级,便没再继续学业。16岁那年下煤窑背煤,第一个月领到78元工钱时的兴奋劲至今还记得,“那是1977年啊,大学教授一个月才56元工资嘛”。他寄给父亲60元,自己留下18元生活费。3年后,不满20岁的胥敬祥揣着上千元辛苦劳作的钱返回家乡,凭着果断和聪明,凭着诚信和坚忍,投身经商创业的摸爬滚打中,成为绝大多数同龄人羡慕的有为青年。
“不说谎、不骗人”,父亲的家教在胥敬祥心里扎了根。他坚持自己认定的处事原则,生意也越来越红火。
“一九八几年那时候我就是万元户了。”胥敬祥说,24岁那年,他出手4000元盖起全村最好的青砖瓦房,转年再盖起两间偏房,“那年月,村里大多数村民住房都是用黄土打垒墙的房子,没人盖得起青砖房”。
盖好房子张罗结婚,新娘子是邻村姑娘,结婚时花了一千多元置办大衣柜、方桌、条几、写字台、沙发,“那时县城里的人家也没多少人有我那条件的”。
提到妻子,胥敬祥的谈兴一下子消失了,他嗫嚅道:“如果她恨我,我也活不了。”
胥敬祥被羁押在县看守所那5年时间里,妻子每隔10天探望丈夫一次,带上家里做好的饭,骑车40多里路,风雨无阻,从不间断,“那些年,她没过过一个节,都往我这儿跑”。
胥敬祥入狱那年,三个孩子老大4岁、老二两岁,老三刚刚出生4个月。妻子受了多大的委屈和艰辛,他无从了解,但只要一想起,心里就阵阵刀割般地刺痛。
出狱1年后,他与妻子办了离婚手续,妻子坚持把3个孩子的抚养权揽走,“她离了孩子活不了,我不想让她伤心,放弃了”。胥敬祥说。
去哪儿找回原来的日子
出狱当年,胥敬祥回家种地,一年后卖掉收获的玉米和小麦。第二年,他去山东青岛打工,然后到山西太原给一家建筑工地看大门。
获悉赔偿决定已经下达,平静已久的心态骤然开了锅。
“7天里我瘦了十来斤!”他“六神无主”,“坐也不是站也不是”,不敢相信这是真的。随后,他向建筑工地老板请假,说:“我的赔偿决定下来了,我得去郑州,拿不到赔偿我就不回来了!”
在宾馆房间里,记者看着胥敬祥小心翼翼地把赔偿决定书捧在手里,用粗糙的右手抚过赔偿书上的一行行字低头细读,不时要抬头大喘口气再继续下去。
几遍读罢,他把赔偿决定书抛在床上,眼睛湿润着愣了半晌,缓缓地说:“就算赔我500万,我还能去哪儿找回我原来的日子?”
胥敬祥走到哪都不愿摘掉头上那顶毡绒棉帽。记者一再追问才得知,原来,他进看守所第7天,满头黑发就成片脱落,现今那光秃秃的脑袋让他看上去比实际年龄陡增十几岁,这令他无法承受。他拿出一张年轻时的照片,指着照片上自己浓密的头发,感叹连连。
12月16日清晨,周三。记者跟随胥敬祥乘车从郑州出发,前往鹿邑县法院和检察院。上午,这两家义务赔偿机关告知胥敬祥,他们已经将申请财政支付国家赔偿的报告呈递县里,目前在等待回信,什么时间赔偿到位不好说,因为决定权不在他们手上。
当日下午,记者前往县财政局了解情况。工作人员说,局长在外出差,经联系回复称,没有接到县法院和县检察院的申请报告。
记者随后走进鹿邑县人民政府。政府办公室副主任谷庆林联系县长刘政后向记者答复说:“这个钱虽然今天兑现不了,但明天一定兑现!”
从鹿邑县驱车赶到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时天色已晚,副院长梁维在办公室里告诉胥敬祥,3天前就准备通知他来院领赔偿金,因为中院正在审理一起大案,审判工作任务艰巨繁重,事情就耽搁下来了。正好胥敬祥自己来了,明天保证让他领到赔偿金。
胥敬祥彻夜未眠。他对记者说,今天(12月16日)对他而言是个特殊的日子,因为,今天还是他的生日。他是1961年阴历十一月初一生人,按农村习俗算,正好49周岁。
12月17日上午11时许,胥敬祥从副院长张云周手中领到第一笔赔偿金时,禁不住热泪盈眶。张云周握住胥敬祥的双手说:“把这钱拿回去好好筹划日子。”
下午1时许,胥敬祥来到鹿邑县法院领到了第二笔赔偿金,随后来到鹿邑县检察院领取了最后一笔赔偿金……
总计达52万余元的国家赔偿款被递进银行窗口,换来了一张崭新的银行卡。胥敬祥对记者说:“尽管这些钱不能换回我的生活和幸福,但我还算是个幸运的人吧。”
在胥敬祥诸多心愿中,有一个最最重要———他要为父母立块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