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N记者 许夏颖 北京报道 长城月报6月刊发

“患儿郭迪的病情诊断明确，肝功能异常与感染发热有关，与疫苗无直接关系，是偶合病例。”薄薄的两页白纸，工整的打印体，寥寥数百字，记载的是一个幼小生命曾经的生死攸关。

这份加盖太原市某区疾控中心公章的“预防接种异常反应诊断结论书”，并不能使郭江绾信服，儿子郭迪的病只是“巧合”，也无法给10个月来全家的痛苦和创伤加上注解。

一切源自2009年9月2日。

正在熟睡的郭江绾夫妇，突然被刚满周岁儿子尖利的哭声惊醒，只见孩子四肢颤抖，抽搐不止。

郭江绾与妻子紧急将孩子送进山西省儿童医院急救，住院期间，医生诊断孩子肝功能异常，并造成损害。

9月底，孩子又因惊厥两度住院，入院后复查肝功能更加异常高，医生诊断推测为皮肤超敏反应综合症，严重感染中毒性肝损害，并下达了病危通知书。

让郭感到疑惑的是，母乳喂养的儿子出生后身体一直不错，他与妻子也均未有肝病史，孩子为何突然有如此严重的肝脏损害？这令主治医师也百思不解。

郭更没有预料到的是，2008年儿子健康出生曾给家庭带来的欢乐，在这其后被孩子一系列不明原因的病情击碎。

郭江绾一家的经历，在数百名知患儿家庭中，仅仅只是冰山一角。

疫苗事件持续“高温”

一起并不时新的事件，在2010年的早春掀起舆论的波涛。关键词：疫苗、高温暴露、不明原因、致死致残。

5月22日晚七时许，《中国经济时报》办公室光亮依旧，王克勤撕开一份刚刚收取的特快专递，取出约一厘米厚的资料，内容是一名来自浙江的母亲在女儿于今年年初注射疫苗后患病的控诉。

尽管距《山西疫苗乱象调查》发表已然过去两个半月，王克勤还难以从这组历时半年的报道中“脱身而出”。在这期间，家长接连不断地通过来电、来信、来访等方式联系王的办公室，描述孩子接种疫苗后出现不良反应，乃至身患重症死亡的情况。

截至5月22日，据其办公室统计，已有患儿个案164例，其中死亡20例。除山西一省外，大陆其他省市患儿亦近半数，该数字还在不时被刷新。

郭迪只是其中之一。“孩子现在有后遗症，肝功能异常，还会抽搐，有时用手拍脑袋，很难受的样子。”郭江绾补充道，快两岁的儿子发育比同龄小孩要迟缓。

反复不明原因的高热、肝功异常、惊厥这一系列病症，让郭江绾和身为医护人员的妻子，将怀疑的焦点逐渐转移为疫苗的接种。

“2009年2月，（孩子）身上起红色疹子，当时认为是打完疫苗后的正常反应，以为没事。6月份又打乙肝疫苗第二针，孩子浑身发黄得特别厉害，医生问是不是南瓜吃多了。”郭江绾说。直到当年9月份孩子突然惊厥入院，才查出肝功能异常。

山西省临猗县居民张志霞2009年出生的儿子，当年7月10日注射百白破疫苗后，半夜高烧、呕吐不止，转院至运城医院才被确诊为化脓性脑膜炎，短短数日即不治身亡。

晋中市幼儿王丹，接种卡介疫苗次日发病，后被确诊为病毒性脑炎、重度脑瘫；太原市丁召平的儿子，2008年末、2009年年初接种麻疹疫苗半个月内一直出现发烧、脸色发紫、口吐白沫、浑身抽搐，被诊断为癫痫……

4月6日，据卫生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对山西“贴签疫苗”事件的通报结果，报道中涉及的15名患儿，有12名与疫苗无直接关系。卫生部新闻发言人邓海华称，“山西乃至全国的疫苗是安全的”。

蹊跷的异常反应“调查”

内地媒体报道刊发后，中国卫生部下令，派出相关专家及工作人员，与中华医学会选派的临床专家组成联合调查组，在3月19日至4月1日期间进行调查。

中国疾控中心应急办主任冯子健称，除了调阅了孩子的病历、临床资料，和先期病史资料，专家组还对患儿逐一进行诊察、询问家长，补充了相关资料。同时还对患儿现在的情况进行检查，也包括调查的接种史的情况。

“第二次我不在家，说是中华医学会的人，也没看病历资料，去了就说疫苗事件与孩子没有关系。”儿子病亡的刘云斌回忆，他及家人之后也再未被通知参与调查，他曾前往传闻专家组驻地迎泽宾馆，但被告知“找错地方”，因而也就此作罢了。

鉴定结果公布后，刘申请过行政复议要求下发鉴定报告，日前收到不予受理的通知，至今他和家人都未见到结论为“与疫苗无关”的鉴定报告。

“中国最倒霉父亲”高长宏（长子“被问题疫苗”，次子“被问题奶粉”）透露，曾有自称为中华医学会的专家，在当地政府部门人员陪同下上门调查，但未出示工作证，他也不知专家姓甚名谁。

另据15名患儿家长之一易文龙指称，3月25日后几天，他曾将孩子的病历等资料交给“工作证忘带”的卫生部下派专家，在甚至未曾与患儿谋面的情况下，4月6日卫生部公布的鉴定结果为孩子的病与疫苗无关。“就是对我们念了一遍，至今未见到任何文字。”

原山西省疫苗中心信息科科长，三年来持续举报疫苗问题的陈涛安，突破两重“关卡”，终于被官方获准在3月26日与卫生部下派专家会面。

“当时卫生部来了三个专家给我见面，姓名、身份、工作单位都不公开，也不表态，我讲了一个多小时。”专家如此刻意保密，令陈颇为费解，次日他应要求递送书面资料时，要求专家告知其身份，依然遭到拒绝。

“我们专家下去以后，家长先要求我们提供工作证件，专家下去以后可能不是每个人都带着自己的单位工作证。”于竞进，时任卫生部疾病预防控制局副局长，对此解释道。冯子健亦表示，家长要求查验身份证明时，自己当场出示了身份证明。没有带工作证的专家提供了其他的身份证明。

另据CCN记者采访了解，上报孩子病情并得到回应的家长中，多有提及市或区县各级疾控机构委派的专家进行鉴定时，既不出示工作证，也不告知姓名，甚至不会诊患儿的“共同特点”。

郭江绾亦告诉CCN记者，在未见其子的情况下，区疾控中心就给出了调查诊断结果。

“看到有十几个家长取资料，诊断书内容大体一致，大多写的是偶合病历，有的是没有因果关系。”这是郭江绾取鉴定报告时目睹的情景。

因女儿2008年以来长期不明原因的喷射性呕吐，吴苏在今年向社区防疫站咨询女儿的呕吐是否与接种疫苗有关，“山西省疾控中心或者其他的什么人，连名字、职务都不告知，根本没有给小孩诊断，就说与疫苗没有任何关系。”

4月26日左右，吴苏接到通知后去领取鉴定结果，她过目后指出诊断结论书中的病情描述与女儿实际情况不符，拒绝签字，争执中工作人员当场将诊断结论书夺走，此后再未跟她联系。

更让吴感到愤怒的是，她无意中还发现，诊断结论在4月21日就已做出，而4月23日专家们才到她家登门“调查”。

而部分患儿家长在投诉或反映怀疑孩子致病与疫苗注射有关的情况后，其见闻和经历，则更为离奇。

遭遇“清算”的家长

山西省浑源县的李楠芩，因怀疑2岁半女儿发烧、抽搐及智力发育迟缓与疫苗有关，在今年3月向省卫生厅寄送了举报材料。

4月12日下午，县疾控中心的三名工作人员、乡卫生院院长在防疫员带领下到李楠芩父母家登记核实孩子伤残状况，工作人员不说明具体身份也未出示证件，质问李为何擅自向省里反映情况，并扬言没有经过他们逐级上报孩子接种疫苗后的怀疑，在网上胡乱发帖是要负法律责任的，因为“这已经牵涉到了政治。”

其后，李楠芩及其家属，多次接到当地卫生当局要求撤销省里举报材料的来电。

因遭他人无故挑衅，被当地派出所以“打架斗殴”为名扣押的高长宏，取保候审之后被四名乡政府经济办查黑煤窑的临时工作人员日夜紧跟，此前为给小儿子看病从太原刚返回吕梁家中，“他们也去了，跟我同坐一辆汽车，去哪边都有人跟着，”据高描述，在工厂当铲车工出卖苦力的他，甚至享受“专车”接送的待遇。

据高长宏提供的跟踪其人员之一张伟称，自己与高同村，只是见过他，并未与高“打过交道”，也否认有过跟踪行为。

CCN记者核实此事时，回龙乡书记朱记喜以“有事”为由迅速挂断电话，乡长任玉州同样拒绝对此回应。

为身患急性播散性脑脊髓炎女儿“讨说法”的易文龙，3月25日撞见临汾当地卫生局与女儿就读中学联合作假，此后收到匿名恐吓短信。

患儿家长王明亮、举报人陈涛安亦曾先后遭遇短信或电话威胁，并将短信保留至今。

吴苏提及疫苗事件曝光、高层介入调查后，当地有社区突然通知所有孩子打了疫苗的家长，在接种证上补签字。

痛失爱子的张志琴，因向当地卫生厅投诉孩子接种疫苗后病亡，防疫站的人员找她了解情况，强调孩子的死亡肯定跟疫苗无关，还“跟审问犯人一样”。

因张曾向医院补办过接种证明，“防疫站的人反复打电话问这个事，本来我已经不想再提，这是向伤口上撒盐，他们还一直追问我这个证明是谁给补办的。”她说。

鉴定程序之疑

据患儿家长高二清出具的一份鉴定材料显示，鉴定意见签字的专家中，有三名来自县疾控中心，鉴定结果为“与疫苗无因果关系，属偶合病例。”

“我本来控诉的就是你们卫生部门，结果还是由你们来进行诊断。我向省、市里都发过信，也没有任何回复。”郭江绾提出，肝功能异常是发热引起的描述与事实不符。

卫生部疾病预防控制局免疫处、山西省疾控中心工作人员均告诉CCN记者，家长如果怀疑疫苗有任何问题，可以上报当地疾控中心和卫生疾控部门，申请接种异常反应界定，让疾控单位再层层上报。

“在中国异常反应鉴定目前的体制下，鉴定异常反应的机构都被当地疾控中心所把持，”陈涛安反复强调，“等于曾经是高温疫苗的经营者、推广者，现在是高温暴露疫苗的鉴定者，这种鉴定结果必然缺乏公正性与科学性。”

此外被忽略的重要事实是，据《预防接种异常反应鉴定办法》，所谓的“疫苗接种异常反应鉴定”，是在疫苗本身为合格品和相关各方均无过错的前提下进行的。

如果在预防接种实施过程中违反预防接种工作规范、免疫程序、疫苗使用指导原则、接种方案造成受种者机体组织器官、功能损害，则属于“实施差错事故”，应当按“医疗事故鉴定”的程序处理。

在此次山西疫苗事件中，“贴签疫苗”未按规定冷储冷运是否属于“实施差错事故”，华卫公司对此又因承担怎样的责任，卫生部的调查纠缠于论证“高温暴露”疫苗的安全性，却将如此甚为关键的事实视而不见。

“是否为合格疫苗暂且不谈，疫苗的储存运输过程中当事方存在过错，接种了这样的疫苗出现了问题，应该进行的是医疗事故鉴定。”陈涛安说，如果能进行医疗事故鉴定，患儿家庭的胜算就大得多。

陈进一步告诉CCN记者，“不能先假定疫苗是合格的，华卫公司管理是规范的，所以进行异常反应鉴定，孩子病症与疫苗没有因果关系，反过来又推断由于两者无关，故华卫公司没有过错。程序上就涉嫌违法。”

卫生部此前公开宣称，“疫苗接种异常反应不可避免”。陈认为卫生部的说法“非常糟糕”，“疫苗接种异常反应不可避免，但异常反应接种事故可以避免！”

他介绍说，异常反应出现的概率的确极其低微，但如果疫苗存储运输出现问题，孩子接种疫苗后，不良反应的比率会大大提高，危害性会大大加强。“今天的民众不会接受六七十年代的异常反应概率水平。”

独自承担的风险

中国，据官方公布的统计结果，疫苗针对的儿童传染病大概减少了3亿多人的发病，减少疫苗针对传染病死亡400多万，并有效遏制了群体传播趋势。

山西疫苗事件的爆发，却侧面印证了中国疾控中心主任王宇在此次政协会议的发言：有些疫苗质量在大规模人群使用中完全达不到质量标准，与进口疫苗相比，质量档次差很多。同时也将一场酝酿发酵的疫苗信任危机摆在卫生部当局面前。

疫苗的安全性与否、疫苗接种异常反应鉴定等与之相关的问题，固然是专业人士经缜密调研才可得出的科学论断，但事件前后，专家们来头的“神秘”、问诊方式的“神奇”，调查过程的“神异”，鉴定结果的“神速”，与民众常识的背离，让非理性情绪向火山喷发的边缘步步累积。

陈涛安担心，华卫公司的问题直接关系到民众对预防接种信心，当民众对卫生部门当局彻底不抱希望时，中国的预防接种工作可能面临崩溃。

由于疫苗接种不良反应发生机制复杂，从来就不存在“百分之百安全”的疫苗。一只普通的疫苗，要经过生产、储存、运输、接种若干环节最终抵达受种者体内，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有可能导致疫苗失效甚至产生毒害作用。

再以山西省为例，该省疾控中心2004年发表的一篇调查报告指出，在该省接受调查的93个县中，近三成的县冷链系统不能正常运转，疫苗运输车辆严重破损。

卫生部颁布的《预防接种规范》规定，接种工作人员在实施接种前，应当告知受种者或者其监护人所接种疫苗的品种、作用、禁忌、不良反应以及注意事项。告知可采取口头或文字方式。询问受种者的健康状况以及是否有接种禁忌等情况并做如实记录。

“北京那个本子很规范，一类疫苗写得清清楚楚，是国家免费接种的，什么是家长自费的二类疫苗。我们这却不是，今天打了以后填张表，等打了之后才问你要钱。”吴苏提出，各省接种疫苗种类等不一致，是否科学、合理？她还发现，即使在当地，各个社区的情况也不相同。

美国国会1988年通过并实施《疫苗伤害赔偿程序》，依照该程序，无论是个人接种还是群体接种，只要怀疑自身（或被监护人）在接种疫苗后受到伤害，则可以申请疫苗伤害救济。

在台湾，审理疫苗伤害案件时，倘若被诉方无法证明为何疫苗不会造成这一后果，或者不能确定有其他原因造成该后果，即认定因果关系成立。

而在中国，鉴于预防接种知识和信息的严重不对称，疫苗异常反应鉴定的复杂性，独立性鉴定机构的缺乏，索赔程序的繁琐——山西至今还未出台有关补偿条例，一些家庭对可能耗费精力与结果的无望，加之对当局不信任的加剧而放弃申诉。

“谁出这个钱给孩子去治疗？我也不知道找什么单位。就算弄出来个结果，还是白跑，”孩子身患癫痫的方青反复强调，“孩子因此没有得到及时治疗，会造成我一生的后悔。”

这意味着，给孩子接种疫苗的潜在风险，很大程度实际由家庭独自承担。

监管部门本应在其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正如陈涛安并不愿意站到卫生部的对立面，他希望卫生部能尽快化解疫苗信用危机。

此前，长城月报按照相关规定，给卫生部新闻处发去采访函，询问山西疫苗事件调查进展事宜，截至记者发稿时止，仍无任何回复。

“我两个孩子都成这样了，我要是连个说法都不讨不到，还有什么意义？”高长宏用疲惫、低沉的嗓音说道。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部分人物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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