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顽固环境，刘万永倾向于面对现实，强调心态要热爱，行动有技巧。因此，他认为，不必要求坚持也不必抱怨，应凭着兴趣干活。他知道如今流行一种对自我“悲情化”、“道德化”的批评。他说，克服无力感更为重要

刘万永（图/郑萍萍）

　　坐在对面的大四女生罗彩霞突然说：“我不停问自己，为什么他们选中了我？难道就是因为我们家没有什么背景？”

　　刘万永感到内心被触碰了一下。从农村一路奋斗过来，他能理解这句话的全部内涵。“农村孩子出人头地只有高考和参军两条路，堵死它们，社会就太黑暗了。”

　　那时他已奋斗成为一名经验丰富的调查记者，他冷静倾听，继续让罗彩霞出示证据。第二天（2009年5月4日），《中国青年报》刊登了他采写的《公安局政委女儿冒名顶替上大学》，报道了罗彩霞被同班同学王家俊盗取身份证信息并冒名顶替上大学的遭遇，引发舆论轰动。

　　刘万永是在“天涯”看到罗彩霞爆料的记者之一，敏锐的新闻嗅觉和迅捷的行动力，使他成了最早的报道者。

　　罗彩霞问他，“刘叔叔，我找过很多记者，为什么他们都不能报道你却可以？”

　　他自信地说，这就是优秀记者和普通记者的区别。后来，被这场新闻改变了命运的罗彩霞也成了跑调查的电视台记者，她时常给刘万永打电话，她心中，这位前辈既闪烁理想光芒又生动活泼爱开玩笑。

要对年少无知的学生讲清楚

　　11月一个上午，走进《中青报》三楼空荡荡的办公室，我们看到了从隔间里迎出来的刘万永。果然和“铁肩担道义”的刻板想象不太一致，刘万永有点儿胖墩墩的，眼睛小小的，让人觉得他笑眯眯的。

　　2005年，当他采访阜新市原市委书记王亚忱时，对方兴许就以为他是好对付的家伙，自信满满地陶醉在自己的谎言中，甚至撂下正义凛然的狠话：高文华这样的人必须判刑，否则我就在网上公开退党！

　　刘万永在一边默默地想：好，我一定成全你。不久后，他发表了《退休高官的生意经》，详细披露了王亚忱与当地商人高文华之间的利益纠葛，以及王家利用职权涉嫌犯罪的行为。文章发表后第9天，警方专案组成立。最终，王亚忱被送进了监狱。有人跟刘万永说， “这个报道就像原子弹，把王亚忱的保护伞炸垮了。”

　　后来这篇报道被屡屡提起，刘万永说，那是他第一个真正的代表作，距离他入行有6年时间。之后几年里，他扎进一个个新闻现场，迅猛发出报道并几次引爆舆论。在这座新闻富矿，似乎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一些超乎想象的事件将全国各地的新闻记者迅速卷到现场，然后涌上各式媒体。但这一切如今听来已经有些遥远了。

　　他边刷微博边感叹报纸空间的缩小。他是“特别报道版”副主任，这版面每周要推出3期深度调查，不仅要和全国深度新闻同行竞争，还要对抗来自微博的冲击。

　　他曾听80年代的记者说，作为社会启蒙者，他们不必追逐热点，写文章也不着急。刊登一个苦闷青年的来信就能引发社会大讨论，人们严肃地思索：人生道路为什么越走越窄？如今，刘万永却在焦虑，纸媒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大伙都跟着微博赶呢，“报纸的节奏是按天来的，微博上是按分按秒。”

　　著名调查记者王克勤在微博发表议论：中国，是调查记者的天堂。有记者发出相反论调：中国是调查记者的地狱。

　　到底是天堂还是地狱？ 刘万永呵呵一笑，给出了一个“向内”的答案：用不着说天堂地狱，做一篇是一篇嘛。

　　“向外”地说，环境还是不自由呢？他又实在地取消了问题——抱怨是没用的！自由了就不需要我们调查群体了呢？

　　报酬过低？缺乏保护？问题种种。总而言之，针对顽固环境，刘万永倾向于面对现实，强调心态要热爱，行动有技巧。因此，他认为，不必要求坚持也不必抱怨，应凭着兴趣干活。至于那些“记者挨打”的故事，他则强调避免危险冲突的智慧。

　　《退休高官的生意经》发表后，他时常受到威胁。他去参加王亚忱案的开庭审理时，七十多人将他围了起来……

　　“最难的是你不知道有危险”。他说，有一次同事悄悄塞给他一封关于他的检举信，信里说他受贿十多万。他将举报信递给负责官司的副总编，副总编笑着说，哪有这么写举报信的？原来举报30万，怎么越来越少了……

　　他感到自己是“受保护的”，虽也写过检讨，但颇受各方认可。他那堆满报纸的办公室里挂着受访者送来的锦旗，上面写着：刘万勇（似乎勇字更符合他们的想象）——伸张正义，无冕之王。

　　“他们觉得你是无冕之王？”他又呵呵一笑，转过身问实习生“你信吗？”——“我没做过我不知道”。他被这回答逗乐了，说，这个要对年少无知的学生讲清楚。　

没人敢打我

　　锦旗来自于“中国防卫科技学院”的受害学生。在刘万永的报道中，这家学院谎称有军方背景，以不合格的教育部批文违规招生。“报道发表后，学校确实停止了招生，但那些被骗进来耽误了几年时间的学生们最终没有得到任何赔偿。然后这个报道就结束了，有什么影响呢？那么多的调查报道解决什么问题了吗？没有。”

　　未见报的总是更精彩，被湮没的总是更常见，苦难重复得丧失了新闻价值——对焦点外被模糊掉的世界，刘万永清楚自己“能力的界限”，但他仍说“理想”。问他，谈理想尴尬吗？回答斩钉截铁，不尴尬！

　　他常常想起学生时代老师讲过的一个故事：一名老记者，退休前准备出一本作品集，可翻遍自己所有的作品，竟拿不出一篇有分量的稿子。只能哭着作罢……

　　带着“不哭”的愿望，1999年，他开始在《中国青年报》跑教育新闻，发稿又快又多，被视为“疯狗”。5年后，他发现一切都在重复。2004年，他调入著名的《冰点周刊》，从事真正的“调查”，那被他称为“有硬度的新闻”。

　　15年过去了，他时常感到紧迫，“在中国做记者只有短短几年的生命力，到了一定的年龄，外间的舆论会逼着你千方百计地去搞管理。于是，无论是从生存计，还是从发展计，都要求记者在短短的几年做出成绩。”他也猜想着他人的目光，“当一个四十多岁的人还奔赴在第一现场，别人会想，他是不是没什么本事啊？”

　　在中国，作为“老记者”，他有时也感到疲倦。有一段时间，每天睁开眼睛，他就会不自觉地想：“人生有什么意义呢？”追问很快消逝在忙碌中。

　　他仍是被鼓励的。在两度获得中国新闻奖之后，他被授予“长江韬奋奖”——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最高奖。作为调查监督型记者，他在获奖名单中属于极少数。不仅如此，他还当选了十八大代表。

　　多了刘代表的身份后，他经常在微博上被@：刘代表能不能把这个呼声带到十八大，把那个呼声带到十八大吧……

　　总得问问他的代表计划。刘万永依然聪明实在：“首先得探索表达的渠道吧。也不能把期待订得太高啊。一步一个脚印，不然就会很失落……”

　　现在他更乐观了一些，他要放手做更多的报道，因为他成党代表啦。用他的话来说，就像“免死金牌”，至少去调查时——“没人敢打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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