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重庆樊奇杭涉黑案二审宣判后当地有人传话给律师朱明勇，说你的辩护已经让有些人难以容忍。为了避风头，朱明勇往外“放了个风，说要到少林寺修炼，“其实我没有躲那里去，去了一个谁也不知道的地方，也不可能跟任何一个人联系，不用手机，也不上网，彻底消失了。”

朱明勇（图/郑文适）

　　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合议庭，涉及当地官商势力的合同诈骗案正在开庭。庭下，特警、公安成排坐在前列，后排旁听席上，几名当地律师正在讨论辩护人朱明勇办过的案件；庭上，朱明勇没有慷慨激昂地高扬公平、正义，寥寥数语直指案件要害，有法有据。公诉人没直面朱明勇所指，顾自照单宣读事先准备好的陈词。当事人哭诉受到的刑讯逼供，旁听席上一片静默。

　　庭审结束，一位特警转身要朱明勇的名片，旁听的本地律师告诉他：“你上网搜索，他就是安徽张氏叔侄案的律师朱明勇。”几天前，朱明勇在安徽黄山的当事人就是两名警察，罪名是对他人刑讯逼供致死。

　　十多年的职业生涯，“刑讯逼供”是朱明勇工作的主要对象，“冤案都伴随着刑讯逼供，我的工作是找出他们逼供所得的破绽，真相难以穷尽，但谎言总有破绽。”

　　不同的冤案结局

安徽歙县，被冤坐监10年的张高平（右）和张辉（左）叔侄俩

张辉的父亲张高发抱着一摞厚厚的申冤材料

　　5月17日，浙江省高院对因奸杀冤案入狱已近十年年的当事人张辉、张高平支付国家赔偿各110万元。叔侄俩拒绝接受：“我有什么满意不满意，满意又怎么样，不满意又能怎么样？我不关心这个，现在关心的是找工作。”

　　3月26日，张氏叔侄从冤坐十年的牢狱中出来后，关于国家赔偿的谈判就已经开始了。“当时谈到四百多万。但是张高平觉得少了。700万是他们自己提出来的。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算出来的。法院觉得700万太多，最后没有谈下来。”

　　最后朱明勇劝叔侄俩：“既然这样，那就先停下来，先回家。”朱明勇清楚，叔侄俩回家会给法院产生压力。第三方消息称，法院要“一次性解决”，即宣判无罪之后马上就把国家赔偿解决。

　　叔侄俩出狱之后，赔偿问题并不显得那么急迫。朱明勇考虑到，叔侄俩最初找的阮方民是浙江省高院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也是浙江省最有名的刑法专家，“他是当地人，比较好沟通。”

　　一度无力接管此案的阮方民在谈判阶段又找到叔侄俩，要求代理他们的赔偿，“他把委托书寄到我们家里了，不好意思不签。”叔侄俩问朱明勇该怎么办，朱告诉他们：“先让他去谈，不满意，我再来。”

　　阮方民告诉叔侄俩，谈判分两部分：法定国家赔偿和补偿。“上午谈法定的，下午谈补偿。”但上午谈完220万法定赔偿后，法院不再谈了。“阮律师跟我们说，他也被骗了。”张高平只能再给朱明勇打电话：“朱律师，我们又被骗了。”

　　朱明勇打开长期关闭、用以接案的手机，来电显示多个浙江省高院未接电话。朱没回。又几日，再开机，电话就来了：院长让带个信，希望你来杭州再沟通沟通。“还让我给他们以律师的视角写一份东西。国家赔偿，现在多了精神抚慰金，原来马廷新是没有的。”

　　在河南省浚县的修路工地上，马廷新出狱已5年。他从电视中看到多年未见的朱明勇。2008年4月17日，马廷新走出鹤壁看守所时，迎接他的便是律师朱明勇。他辗转亲戚朋友找到朱明勇新号码，只说他希望与叔侄俩见一面。

　　同受过跨省狱侦耳目袁连芳的“威逼利诱，不给吃不给睡，逼抄认罪书”，马廷新觉得张辉一定是他的“知音”。

　　2003年，袁连芳在河南鹤壁市看守所，为河南浚县一家三口灭门案出具证言，指证同室疑犯马廷新“神态自若”写下“自首材料”。2004年4月，杭州拱墅区看守所，袁连芳称与奸杀案嫌疑人张辉同在羁押期间，张多次对他“神态自若地”提及强奸杀人经过。袁的指证成为马廷新和张辉被冤的重要证据之一。

　　“同在一间监室，我说他怎么知道我的事情，他说他认识公安局的人。后来就让我认罪，说如果不认罪，明天你的老婆要被抓了。第二天，他们就送来我老婆戴着手铐在看守所前的照片。但我还不认罪，他就说明天你父亲要被抓了，果然他们第二天带我到另一个看守所门口，看到我父亲被带进去……他又说，大丈夫自己做错事不要紧，别连累家人。我就怕了，想认了罪一死了之拉倒。”

　　朱的辩护词：“2002年8月31日，鹤壁市公安机关在立下军令状3个月后，案件没任何进展，为尽早破案，他们从北京请来测谎专家，对嫌疑人进行了心理测试。本案中对马廷新进行测试的测谎专家，就是曾酿造轰动全国的湖北钟祥四教师投毒冤案的那位专家。在此案中，他不仅认定马廷新是犯罪嫌疑人，而且还荒唐地认定另一位患骨质酥松病，连正常生活都要小心翼翼的马廷伟也是犯罪嫌疑人。”

　　马廷新案一审即判无罪，检察院抗诉，发回重审，又判无罪，又抗诉……从警方拘捕马廷新开始，历经5年8个月，马才最终无罪释放。朱明勇是2004年一审后期介入此案，他在此案27处提出了36个无法解释的疑点，其中包括针对公安部足迹鉴定专家的足迹鉴定结论提出的10点质疑，最终导致法院没有采信该结论。这些疑点悬疑至今，马廷新案成了中国的辛普森案。

　　出狱后的马廷新每天从早6点到晚6点在工地上卖苦力，以换取80元的养家费用。入狱前养的三千多只生蛋鸡“被偷的被偷，走散的走散，早没了踪影”。比张氏叔侄幸运的是，6年牢狱没有夺走他的妻儿。

　　马廷新的19万多元国家赔偿款被分了无数期：“多的时候给一两万，少的时候给5000，每次还要扣走一两千，说是给工作人员的感谢费。几年前就已经领完了，总额就少了一两万。”

　　不同的冤案有不同的结局，这让朱明勇对刑事辩护着迷：濮阳一处级干部，一审12年，申诉减掉四分之三犯罪事实，改判5年；福建南平联通公司副总经理职务侵占，二审后发回重审，后检察院撤诉；海信公司河南售后总监合同诈骗罪，二审改判无罪；成都律师诈骗案检察院做出不起诉决定；贵州律师涉嫌诈骗两次判刑15年后改判无罪；河南王和平等8人非法拘禁全部无罪释放；北海杨忠汉律师无罪释放；贵州“黑老大”黎崇刚无罪释放……

　　无法拒绝的当事人

　　让朱明勇无力挽回的死刑只有一例——重庆第二号“黑老大”樊奇杭。

　　马廷新无罪释放后不久，重庆“唱红打黑”红火起来。樊奇杭姐姐樊燕是看到马廷新被翻案后找到朱明勇的。此时，朱明勇正日夜陪护在癌症晚期的父亲病榻前，无心接案。“医生说我父亲还有两个月，我父亲听说涉黑案件也不同意我接。”

　　樊燕坐火车赶到朱明勇老家所在的县城医院。“她买了束鲜花，一直坐在病房里不走。她说她弟现在什么情况不知道，也不知道人到哪里去了，报纸上公布说是黑社会抓起来了，她说他不可能涉黑，如果你了解他的为人，你会发现我弟弟在当地是非常受人尊敬的。”

　　在父亲的最后时光里，朱明勇和4个姐妹都在医院守护，“大姐已经去世。”一家人在医院照最后的合影，樊燕也被邀请一起参加。朱明勇突然觉得，樊燕就像是他已经逝去的大姐。这种瞬间的感动，加上樊燕执着地等候，让朱明勇无法拒绝为樊奇杭辩护。

　　指认李庄作伪证后，“黑老大”龚刚模免去一死。樊奇杭作为“第二号黑社会头目”却被判死刑。朱明勇感到无力，跟樊奇杭商议：“要不你也指证我作伪证，这样我最多坐几年牢，但是你可以免去一死。”朱明勇的意见遭到樊奇杭拒绝。2010年9月26日，樊奇杭被执行死刑。这位练过武术、闯荡过江湖的男人每提及此，声音总会低沉下来。

　　《新世纪周刊》记者罗洁琪未见过朱明勇，只听龚刚模专案组一名警察对其说起，“如果不在打黑这个畸形的环境，朱明勇和樊奇杭都是他们愿意结交的朋友，他们是‘好律师和真男人’。”

　　与当事人的纠结与辛酸在张氏叔侄案中重演。分别关押在南疆和北疆的张辉、张高平不约而同在《民主与法制》上读到马廷新案报道。

　　张辉撕下那页纸寄回家，张高平正要撕，遭狱警制止，只能找检察官张彪继续申诉，张彪此时才留意到袁连芳，并建议张高平大哥张高发找马廷新的律师朱明勇。张高平、张辉都写信回家让家人找朱。

　　朱明勇看到张辉在信中并不确信，“说不要急于确定，先摸摸底，准备准备家里还有多少钱，钱一定要用在刀刃上。”

　　接下去的两年里，张高发在北京一边上访，一边一家一家律师事务所打听朱明勇。遇到讹诈也多，“有人直接说我们给你搞定，最多的开价300万。”老家有人介绍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要价20万，张高发同意了，回家准备卖房子，房子不及卖出，对方又说给20万也不接了。

　　张高发第一次给朱明勇打电话时，朱并未在意，只让他把材料寄来先看看。张高发舍不得寄快递，寄了7块钱的挂号平信。

　　2010年秋冬季节，朱明勇又接到张高发电话，兴奋地说他到北京了，此时朱明勇却在郑州。张高发随即坐上到郑州的火车。朱明勇觉得他有农民朴实的执着。将近凌晨，朱明勇在一家修车店内的小旅馆见到张高发。

　　朱明勇在2010年凌晨3：07的微博记录道：“一位60岁的老人从安徽赶到北京，用木棍挑着一块腊肉和一包申诉材料，都是给我的。可是他到了北京却找不到方向，通过助理才知道我在外地，于是老人又马不停蹄乘火车赶到我所在的城市，刚刚看完他的材料，绝对的冤案，而且差一点两条人命归西。我心急如焚。的确我真的无力承受这样一起又一起的冤案。他住在30元一晚上的‘宾馆’，我踏着铁皮楼梯，在昏暗的灯光里找到房间，一看房间仅仅一张单人床，不仅没有卫生间，还没有门锁，两个人都站不下。我怕不安全，开车带他到一家快捷酒店，120元一晚。在这里听到他讲述一起惊天的冤案。我说申诉案子难度太大，不成想说着说着，这位老人竟失声痛哭。”

　　连续两天两夜的寻找让张高发困顿不已，在朱明勇看案卷材料的时候睡去。“我知道他回家没有睡，在看我的材料。第二天一早，他来到酒店，就说了一句话：你的案子我免费接了，你回去吧。”张高发难以相信自己的耳朵。

　　两年后的一个中午，当张高发和朱明勇一起站在浙江省高院门口时，张高发拍打几下法院门口的石墩，硬拉朱明勇坐下，“他自己几乎是跪在我身边。”有人给张高发打电话找朱办案，“他就那么跪坐在我身边，双眼认真地望着我，对电话那端说：你要找朱律师办案，那你得自己去找他，他到哪里你就去哪里找他。”这让朱明勇又想起那个严冬的凌晨。

　　危险的江湖

　　20年前，在河南家乡纪委工作的朱明勇从报纸上读到一条消息：司法考试从两年一考改为一年一考。“潜意识里觉得，律师才是能够伸张正义的职业。”他报了名，两个月不眠不休备考，通过考试后第二年，拿到了律师执照。

　　此后，朱明勇愈发厌弃原有的工作。他决定找个机会出去闯荡世界。

　　纪委的挂职锻炼给朱明勇创造了这个机会。他挂职到企业，办了停薪留职便踏上了刚刚开放的“南方热土”。

　　凭着在少林寺练武的两三年经历，朱明勇被东莞一家酒店聘为保安。“交了5块钱报名费，一个月工资470元。”40天后，酒店人事部老板发现他是大学生，还持有律师执照，让他给酒店写人事管理方案。

　　下班后，他在餐厅找了本稿纸，通宵给酒店写了一本“酒店人事部管理总体规划”，“那时还没有电脑，手写，还用艺术体做了个封面，包括车辆管理、电脑管理、后勤管理、消防管理、招聘、培训等等一系列。”老板看完后说：你从明天开始可以到人事部上班了，工资1200元。

　　朱明勇没有到人事部上班，而是被另一家酒店挖走当管理部经理，工资2300元。“我们那时候在老家的工资200还不到。有一次我姐给我打电话，说家里工资涨到200了，你怎么还不回来。”朱明勇在那家酒店做到副总经理，工资7000元。

　　“感觉很好了，高薪养廉，冲锋陷阵的事情我都去做。那时候广东是草莽世界。在几次砸店的械斗中，都差点送命。”直到纪委通知他再不回家上班就要辞退，朱明勇从7000元“高薪”又拿回纪委300元工资。“虽然工资低，纪委的工作那时在脑海中还是让人放不下的。”

　　打打杀杀的江湖并没有重庆江湖来得令朱明勇恐惧。

　　直至李庄案发，朱明勇还觉得自己是安全的，“李庄被抓那天晚上，我还准备去理发，好精神点去开庭，法院打电话说开庭延后了。”

　　樊奇杭案延期几天后开庭，李庄被抓后，法院为龚刚模指定了律师。开庭那天朱明勇并无顾忌，指责重庆警方“残酷的刑讯逼供，掠夺式地把人家的财物抢走，也没有登记，收走几十万，一百多人，一个证人都不出庭。枪支子弹，冰毒20公斤，一件物证都没有。既没有上线，也没有下线，不知道来自哪里，也不知道卖给谁，这都是可能判死刑的。现在大家注意到的公诉人是幺宁，最先出现的叫戴萍，也是全国十佳公诉人，像打了鸡血一样念网友的评论”。朱明勇在庭上说公安局新闻发布会的公开内容，审判长称，这个我们不信。

　　朱明勇意识到危险是在一审二审都宣判后，所有起诉罪名全部重判。“特种兵出身的樊奇杭3次试图自杀，撞墙、舌头咬掉一截，头上两道伤口，缝了8针。见他的时候，说话都不清楚。这么残忍的刑讯逼供，口供也不一致，又有翻供，怎么能判死刑呢？我当时对重庆还抱有幻想，觉得即使是演戏，二审也要纠正一部分，显示我们有两审程序，甚至一审判黑，二审不判黑，一审死，二审不死，我以为他们会故意搞些戏份。”

　　二审宣判后当地有人传话给朱明勇，说你的辩护已经让有些人难以容忍。到了死刑复核阶段，朱明勇依然决定，要不惜一切代价将樊奇杭所受的刑讯逼供，以及一审中的问题公布出来。这期间，他还试图为李庄出庭作证，最终未被允许。

　　回到北京，朱明勇将会见樊奇杭时悄悄拍下的原始视频资料寄给最高法院的庭长和院长，要求他们见律师。但是，毫无动静。直到文强被执行死刑，他才意识到“再等下去肯定就没戏了”。他只能将这些材料公布给媒体。但是媒体的报道很快被删除。

　　为了避风头，朱明勇往外“放了个风，说要到少林寺修炼，其实我没有躲那里去，去了一个谁也不知道的地方，也不可能跟任何一个人联系，不用手机，也不上网，彻底消失了”。此后有了媒体报道的《朱明勇的恐惧》。

　　他这么做，是基于重庆成立了“7·27专案组”。他从家乡和所代课的学校都获悉前后有好几拨人去找他。

　　两三个月后，朱明勇重新登录自己的邮箱时，发现里面有一封信：尊敬的朱律师，我是你的粉丝，前段时间因为一直没有你的消息，我们非常关心你，所以不好意思我们破解了你的邮箱，现在还给你，希望你谅解。

　　直到薄熙来被抓之后，朱明勇都不敢去重庆。

　　刑辩是非

北海律师团成员（左起）：伍雷、朱明勇、陈光武、张凯（图/洪坚鹏）

　　人物周刊：目前的刑辩律师里，谁是你比较叹服的？

　　朱明勇：客观讲没有。上学时拜服田文昌，他是全国刑辩第一人。十年前，我把他所有的辩护词、代理词，基本上每个案子都研究透了。毕竟时代不同，律师界也风云变幻，但他的精神给我的鼓舞还是很大的。

　　很多知名的律师事务所拉我加入，我最后还是拒绝了，理由有两点，一是我就没把律师这件事当事业来做，就是想做的时候做一下，不想做的时候就不做。我可以去练武，品茶，休息。我根本没想把这个工作像别人那样做成全国最大的品牌。还有个原因是这东西也没办法继承，不是我做成驰名商标，我的子孙后代能继承，做得再大，一命呜呼也就没有意义了。

　　我下半年不打算接案了，手头的案子办完，打算重回少林寺研习少林心意把。

　　人物周刊：什么事有意义呢？

　　朱明勇：如果我觉得这个案子有意思，我就做，不赚钱也没关系，甚至我贴点钱也没问题。张辉、张高平这个案子我贴了有10万，无所谓。

　　我们所里同事总给我打电话，说好多人到所里等你，有的等了一个星期，每天上班都来等我，他说价钱费用都谈好了，我说这案子我不做，你要做你做。就是这段时间，每天都有人去所里找我。我也知道张氏叔侄的案子给我形成了最好的广告效应，但我把接案子的两个电话都关了。我觉得我没有精力去做这么多的案件，我不想把自己搞得像流氓一样，什么案子都接，大案小案，敏感的不敏感的，有意义没意义的。

　　人物周刊 ：你接案子的标准是什么？

　　朱明勇：第一得有意义，案件本身有值得辩的空间；第二这个案子本身很冤，出于伸张正义都要帮他一把，像张氏叔侄案；第三可以了解另外的领域，比如上海李旭利案，涉及证券领域，金额也巨大，但说出来可能没人相信，这样的案子还是没有钱的，人家账户全部查封了。

　　还有的案子，本身事实简单，证据充分，辩的空间不大，花上几十几百万请个大律师，他请个普通律师花5000块，照样也能辩护好，达到同样的辩护效果。反而有些案子，没钱，但是有很大空间，就有了意义，钱多钱少都无所谓。这对我也是积累，我就想积累一批这样的案件，做研究。有那么十几二十几个案子，都是自己翻案的，找些规律来研究也是很有意义的。

　　有些同行办申诉案件分步走，先签委托书，写申诉状收多少钱，到法院递送申诉状收多少钱，法院接受申诉状再给多少钱……我觉得这跟骗子差不多。递申诉状，可能你今天递上去，明天一走，人家就扔了。有很多案子一看就是没有任何改判可能性的，收人钱是有问题的。这还不像医院，医院那些绝症确实治不好，但是他们能延缓你的生命，改善生活质量。律师跟那个是有差别的，对结果没有任何可期待性，只能决定你努力的程度，不能预期结果。特别是不能承诺，承诺达不到，就埋怨司法机关黑。我觉得这样不好。现在大部分是这样的。

　　人物周刊：你怎么解决生计问题？

　　朱明勇：那应该不成问题吧？一年办一个有点收入的案子就已经足够生活了。

　　现在有人讲“律师营销”，有人讲“业务拓展”，我听了这两个词觉得烦得很。我十年在这个律所没有动，很小很没有名气，没有影响力，我连办公室钥匙都没有，但我懒得换。我自由的前提是，不占用他的任何资源，办公室也没有。北京干十年的律师基本上都换过两三家，我觉得换来换去都差不多，无非是提成高点，我们所25%，有的所一分钱不拿你，只要交税。

　　如果奔着赚钱的目的，哪里要做刑辩律师，冒这么大风险。民事我也不是不会做，做生意也不是不行，没上过学的堂兄弟都做得非常大。一个名声很大的刑辩律师一年赚几百万，在全国刑事领域就是最大的了，除非是黑律师。

　　很多律师有名，下面有一个很大的所，很多人，他们的思路跟我不一样。我就一个人，一年办一个案子有点收入就够了，一人吃饱，全家不愁。而且我随时可以不干，回学校当老师，清清淡淡。赚那么多钱有什么用呢，孩子没有能力，给他多少钱都没用。所以心态淡定以后，很多事情就想通了。看着身边的律师，漏接一个电话都很遗憾，生怕自己漏掉了一个案源。我就没有把它当成一个赚钱的职业，说当成事业就更谈不上。

　　人物周刊：可是你喜欢做的事情不就是做有挑战的案子吗？

　　朱明勇：如果说高尚一点，是希望通过做一起又一起的案子，维护一个又一个个案上的公正，挽救一个又一个具体的人的生命和自由。我没高尚到要为国家的民主与法治奋斗终身。也不会低劣到像有些人那样为了忽悠名气，然后赚更多的钱。

　　人物周刊：你是觉得在这些案子里，你能获得成就感？

　　朱明勇：这种成就感可能是最重要的。我有无数的机会钻到利益圈里去，但我总是刻意要跟他们保持相当大的距离。全国律协会长两次给我介绍案件，我从来不认识他。他介绍山西首富郝建秀的案子，我谈了下，他们嫌我收费低了。我说这种案子可能要50万，但是会长介绍，我觉得就30万。后来他们去找了个要价几百万的律师。

　　像我这种律师一定做不大做不强，但我好像也不想做大做强，去成为什么全国名气最大的律师。但是全国名气最大的律师和我接触，他依然对我保持谦逊，我不跟他争名夺利，他们也都喜欢通过各种渠道跟我合作。我相信，水平才是说服人的。哪怕坐在审判席上的法官，即便他没有按照你的意愿判案子，但也要让他们心里想起你在庭上的表现时，是诚服的。

　　人的心态和他的能力有关系。我始终没觉得我离开律师行业就没饭吃。人只有经历过生死，才真正能把人生看淡。

　　人物周刊：你说过做经济案件觉得没有挑战，没有意义？

　　朱明勇：一点意义都没有。比如欠银行贷款三四个亿，去打这场官司，根据标的，开一上午庭可能一个小时，你可以收回几十万上百万都有可能，甚至在庭上5句话就说完了。欠钱了吗？欠了。还钱呢？没钱。还有什么好说的，没有任何意义。

　　还有一些非诉讼业务，有些同行可能认为赚钱更多。是的，能赚很多钱。比如给某个房地产项目提供全程的法律咨询，帮银行按揭办具体的手续，填单子，赚钱再多，毫无意义。甚至我都觉得这些人不应该称之为律师，应该称之为法律工作者。衡量标准只有一点，你这项工作换任何一个法律工作者，做出来的结果都是一模一样的，让实习律师和让最大牌的律师做结果都一样，程序也一样。唯有刑事案件的辩护，就像一个魔方，转在不同人手里，转来转去的结果都会不一样。这几年办的案子， 80%-90%经过我的手摸一下，就会发生变化。我自己已经感觉很神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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