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春伊始，央视高调报道了据说出动6500名警察的广东东莞大规模扫黄行动，镜头上一如既往是全副武装的警察，低头丧气的小姐和嫖客。历来国内新闻当中，扫黄的新闻是公众很喜闻乐见的，因为中国的社会传统上富于道德感，有“万恶淫为首”的说法，而嫖宿女性、包娼包赌历来被视为破坏家庭幸福和社会道德的不可恕之罪。然而，这一次，从微博等社交网络的反应看，本次扫黄并未赢得喝彩，相反，倒是出现了很多批评的声浪。这是很能体现社会思潮走向的现象。

　　一直以来，记者跟随警察行动，报道此类事件人们已习以为常，人们没有意识到，记者作为媒体行业的从业人员，与警方如此密切和合谋的工作关系，对于媒体报道的职业伦理本身就是一个很大伤害。因为，如此做出的报道无外乎是警方行动宣传和公关的工具，媒体报道的独立与自尊荡然无存。很显然，在如今到处是记者在采访行动中被政府部门呵斥、驱逐和骚扰，甚至殴打的环境下，与强力部门如此密切的合作，当然不是记者的原因，而是出于警方的需要和主动。所以，那些屏幕上参与此类新闻报道的记者虽然声音铿锵，姿态昂扬，其实也是对自身职业形象的一种毁坏。

　　这类新闻遭到社会鄙夷还有更基本的原因。当代中国在对待性交易这一社会现象时态度是很矛盾的。一方面，中国不承认性交易的合法性，因此也没有对这一职业的任何直接管理和管制法规，过去很多年里甚至不承认中国社会有卖淫嫖娼这一现象的存在，但与此同时，却又不时高调出动警力，严厉打击卖淫嫖娼，实行从刑法到罚金的处理。问题在于，这些不时严厉打击的行动本身就表明，卖淫嫖娼的存在是普遍和长期的，不可能靠简单的扫荡加以禁绝。因此，部分学者早已指出的卖淫除罪化问题是不可能回避的。社会的治理不可能从理想化的设想出发，而必须面对现实的情况，现实就是，中国与各国一样，都有以出卖色情服务为职业的人群。人们从传统道德观念出发鄙视这一职业人群，这并不能消除这一现实人群存在的现实，而且，这些人与鄙视他们/她们的人群一样，理应享有基本的人身与社会权利，对他们/她们基本权利的侵害同样是对社会权利体系的直接侵害。

　　人们厌烦央视这类得意洋洋的新闻，这些法理和学理的因素尚在其次。一般人对当代中国基层的治安形势都有切身感受。除了牵涉政治性原因的事件之外，一般治安和刑事的警务可谓效率低下之至。警察对事涉人民安全的本职反应缓慢，而对参与强拆、弹压公众集体表达意见及其他党政部门意图的行动频繁，一边是装备日益先进，武装到牙齿，一边是日益沦为简单社会压制的力量。在这些对卖淫女性的得意洋洋画面背后，人们看到的不是对治安和社会管制的诚意，而是对弱势人群的威风，一种欺压弱势群体而自以为得计的劲头。

　　从历年关于贪官污吏的公开报道中，假如人们稍有记忆，不难记得太多贪官都有二奶、三奶、四奶，乃至N奶，玩弄女性下属肆无忌惮，这些人有的直接就是警务部门的负责人物。他们也曾大力领导与本次东莞一摸一样的声势浩大的扫黄的行动。与出卖身体的卖淫女性相比，这些人的道德水准和社会危害，孰大孰轻，这是明眼人一目了然的。从以往的报道更可以知道，很多社会恶势力之所以能够在本地包娼包赌，甚至逼良为娼，正是因为与当地警方人员狼狈为奸，沆瀣一气。这是常识问题。没有当地保护伞，而能在某地开设卖淫嫖娼场所，这是难以想象的。所以，一地区黄赌毒泛滥，危害社会，说到底，不是因为该地方人民道德水准相比其他地方格外低下，而是该地区权力运行和意志的结果，是地方政治堕落、警匪一家的必然后果。

　　关于中国当代卖淫嫖娼等风气的兴起，还有些容易为人们忽略的历史常识需要记取。自上世纪80年代起，各地有招商引资的热潮。各地方为招徕投资和搞活经济，纷纷开设各种当时尚不为人民所知的高档消费业务，这些业务往往是各地商务投资的环境条件。又因为这些投资一般为外商或港台等外部资金，因此，这些所谓的高档服务实际上是与各地经济发展的政策相表里的。政府官员通过为外来投资者提供和保护此种服务，表达欢迎投资的决心与热忱，而他们自己也在这些场所与外来投资者一起享受这些”不正经“的特殊服务。他们的亲友子弟或关系密切者，则通过经营这些受到特别保护的销金窟掘取第一桶金，实现利益的自我输送。卖淫场所不是卖淫女性们能开的起来的。

　　所以，各地不时有的扫黄之类，不过是一种当权者自我需要的剪羊毛行动。一边眼开眼闭大肆发展色情或准色情服务，放水养鱼，形成类似东莞这样的色情服务天堂渊薮，一边不时竭泽而渔，在需要时通过扫黄廉价地树立自己高尚的道德形象。从本次新闻的画面上看到的一些细节令人发指，也是历次扫黄报道习以为常的标准动作。卖淫女性并非危险罪嫌，但五大三粗的特警一律使用手铐、警绳反剪双手，新闻记者则毫无顾忌拍摄她们的面部，以及她们的裸体镜头，当这些侮辱性的作为和画面通过国家最高公共新闻平台传遍四方，特别是与那些在法庭上可以穿常服和便服的受审者相对照，其实是在传达一种明确的信息：在这个国家，被视为低贱者的阶级是不被视为完全资格国民的，是没有尊严和权利可言的。

　　正是这种颠倒的是非观及其背后的权势的专横使得人们对本次东莞扫黄厌恶起来。有常识的人都会知道，广东作为当初经济开放的楷模，色情行业的兴起与经济发展的过程是同步的，而东莞作为当时加工业和商贸兴盛之地，色情行业的集中与产业的繁荣是互为表里的，这些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不言而喻的常识。没有什么地方是天然的道德低下之地。而在这一历史性的过程之中，卖淫女等色情行业的从业者毋宁说是当地发展与繁荣的伴生品，而在这一社会和产业的发达过程中，卖淫女肯定不是最大的获益者。那些巍峨的娱乐服务和情色消费场所，不是卖淫女有能力开设和经营的。谁是这些畸形繁荣行业背后的推手与庄主呢？谁是操纵、保护和经营这些事业的人物呢？央视对此不敢置一词，却装模作样渲染抓卖淫女的画面，这受到人们鄙视不是很正常的吗？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人类历史学的研究已经显示，卖淫和妓女是人类最古老的独立职业，其起源和在各时代与文明中的存续甚至比那些古来的传统道德学说还要年岁久远。随着文明与社会的进步，从事色情职业的人们在道德评价的序列中日益低下，直到现代法治和权利的观念兴起。按照最激进的当代观念，人们有自由支配自我身体的权利，而在现代的自由意志和市场原则之下，出卖肉体或色情服务并不比出售石油或水电，甚至担任公职更低贱。当然，对此人们在私下和公开讨论中历来充满争议。就现实而言，这些被许多人不假思索地视为最低贱的人们需要的更多是帮助和关注，而不是严酷的打击。单纯打击既无助于消除色情行业的丑恶，更无助于提升社会的道德水准。这是当今讨论中国色情行业问题不能回避的严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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