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大地震不仅改变了中国的地貌，同样震撼中国人的心灵。

最令人动容的莫过于，5月12日，当汶川大地震的消息传出后，名列2008中国慈善排行榜榜首的江苏黄埔再生资源利用公司董事长陈光标，立即做出去现场救灾的决定。离灾情发生仅2个小时，在灾情的严重性还不为大多数人所知的情况下，陈光标率60辆挖掘机、吊车等大型工程机械和120多位操作人员组成救灾队伍出发了。日夜兼程，14日凌晨3点，车队几乎与军队同时抵达灾区，成为自发抗灾抵达地震灾区的首支民间队伍。

生子当如陈光标。陈光标的当机立断揭开了此次民间力量大集结的序幕，也向我们呈现了改革开放三十年后中国民间力量有着怎样的成长。回顾此次地震发生后的种种，从灾民自救到公民和企业的自发参与，陈光标与其他无数救援者殊途同归地向政府、向全世界展示了民间社会在化解危机时具有不可或缺、无可替代的自觉与力量。

一个国家是否强大，关键不在于国家，而在于社会，在于民间力量的养成；一国政治是否文明，同样取决于政府对民间社会采取怎样一种态度。不可否认的是，今日中国的一个显著进步在于民间社会的成长，在于体制内外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民间是个好东西”，意识到一个自发自为、自由自我的民间社会的存在，是一个社会永葆创造精神，在日常生活中谋取进步，并在关键时候化解危机的力量之源。

历史一次次证明，如果政府不以保护公民基本权利为首要目标，甚至逆势而为接管公民日常生活的权利，则不太可能发展出先进的文明，因为在此条件下社会的发展注定会被“强大的”政府所中断。今天我们知道，近现代历史上“政治全盘设计社会”所导致的种种悲剧，不过是启蒙运动后全能理性的幻灭，国家至上主义的破灭。用哈耶克的话来说就是，一切打算对整个社会实行计划的企图，无论是出于怎样一种高尚的动机，在它的背后都写着一种“致命的自负”。在此意义上，改革开放三十年，是中国社会脱胎换骨的三十年，是重新发现社会的三十年。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中国改革的破土即是发端于民间。

民间永远在时代的风口浪尖上，在生活的最深处；民间在日常生活中感知社会的进步与腐朽，通过一点一滴的改造使社会不断地告别绝望走向新生。此次民间救灾力量的异军突起，再次证明了民间力量对于社会的黏合作用，对于社会创伤的修复作用。这些作用是无可替代的。显而易见，民间是个好东西决非徒托空言。

但即便如此，仍有某些地方政府对民间力量颇多疑虑，甚至断言部分志愿者客观上给灾区“添乱”。其实灾区民众的评价恰恰相反，他们对志愿者的贡献早就给出了公正而又权威的判断。当然不可否认，在志愿者工作与地方政府工作的衔接问题上，确实谈不上尽善尽美。但这不仅不能构成我们对中国民间力量正当性的怀疑，反而让我们看到这个时代的当务之急，即中国民间力量的自我组织需要政治与政策上的扶持，需要政府从制度层面为民间社会的专业化、组织化发展松绑。在这点上，民间需要学习，政府更需要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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