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委组织部近日会同省纪委查处了恩施州原州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吴希宁受贿案涉及的买官卖官问题，对触犯刑律的干部给予了刑事处分，并责成恩施州有关机关对认定有“买官”行为的25名干部给予了相应的纪律处分和组织处理。

    民间对类似的吏治腐败显然已经有了较高的心理承受能力。因此，也难有“震惊”或“热议”。在这个审丑疲劳的时代，民众对腐败的痛心与痛恨，从一些地方流传的段子中足可窥见一斑：“不跑不送，降级使用；只跑不送，原地不动；又跑又送，提拔重用。”跑与送当然也要懂得规矩，官帽都是待价而沽，量“财”录用。

     段子虽然夸张，以偏概全，但近十几年来，为这些段子作注的大案要案却屡有可见。光中组部和中纪委公布的典型案例，就已累积不少。严惩吏治腐败的各色“强调”、“加强”、“坚决”、“深化”等等，每一年度都在三令五申。中央有决心，选官有纪律，缘何买官卖官就屡禁不止？

    破解此难题的关键一是责任机制，二在选任机制。就责任机制而言，光有“严惩”的政策宣示是无济于事的。“严惩”必须体现在每一宗个案里。买官卖官之所以久盛不衰、屡禁不止，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收益远大于风险。买官者瞄准的，就是官位的含金量高，升值潜力大。“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曾是对清朝买官者心理的写照。如今的三年处级岗位，不知有无十万银。但从一些被查处的腐败官员来看，贪腐金额上百万甚至超千万的，已属平常。从犯罪心理学上分析，投资官位，实则是在投资一定期限的腐败机会，而腐败的机会又来自于基本不受制约的绝对权力。要遏制吏治腐败，就必须限制官员的权力，大幅降低官位的含金量，加大腐败的成本，提高腐败被查处的概率。只有当做官就意味着与发财无缘，而一旦腐败却必定会受刑责，买官卖官这个市场才会逐渐萎缩。

    但事实上刑责和买官并没有必然的联系，相反这两者之间有时还很遥远。以湖北恩施州的“吴希宁案”为例，虽然25名干部被认定为有“买官”行为，但我们在报道中却未看到这些“买官”的行贿人被刑责。公布的25名干部处理结果如下：免去6人职务并由恩施州纪委进行立案调查，视情节再给予相应的党纪政纪处分；对有行贿行为的9名干部，分别给予党内警告、行政警告和行政记过处分；对其余7名有行贿行为但情节相对较轻的干部，进行诫勉谈话。

    报道未公布这些“买官”者行贿的数额。按行贿罪立案标准，起点数额只有一万元。而即便行贿数额不满一万元，向党政领导、司法工作人员、行政执法人员行贿的，也应立案侦查。这25名“买官”者向一位州委常委（亦即党政领导）行贿，不管数额多少，都合乎立案标准。但上述报道和我们的生活经验都在告诉我们，像这样的“买官”者多数都不会受到刑事追究。甚至他们的官位还可能原职保留，只领个“罚酒三杯”式的警告或记过就能安然过关。如此“严惩”，岂能遏制买官卖官案的明滋暗长。

    自然，就算“严惩”买官卖官者能够落地，也只是“治标”。着眼于“治标”的打击还得与“治本”的制度预防相协调。近年来，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经历了从单项突破到整体推进的艰难历程。党政领导干部的选拔任用也有了一系列的突破和规范，但这种突破主要发生在委任制范围之内。也就是说“上任下”的“选贤政治”不断得到完善，“下选上”（民选官）的“选举政治”却一直步履蹒跚。十七大报告中提出“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依此观察，从“选贤政治”到“选举政治”的政改路线图清晰可见。如能沿此路线切实推进，有效实施，官员跑官要官的对象将从原来的上级官员转向普通公众。在选举制度之下，“跑官要官”将成为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而“买官卖官”的难度却大大提升了——贿赂一位上级官员易，而贿赂本选区多数选民则难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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