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劳动者职业病话题备受社会关注，也牵动各级人大代表的心。全国两会召开在即，希望有关这一话题的“场外议政”，可以为代表委员持续关注提供参考——

　　职业病:劳动者不能承受之重

　　2010年12月至2011年2月，北京义联劳动法援助与研究中心(下称“义联中心”)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职业病调研。此次调查重点关注珠三角、长三角、中西部地区及北京周边等区域。调查抽样框包括:媒体报道的典型案例，如在深圳患尘肺病的79名湖南耒阳、张家界工人；义联中心直接接触的职业病案例646人；在广东、浙江、重庆等地中小型企业务工的301名职业病案例。此次调查在抽样框1026名职业病工人中进行抽样调查，调查通过面谈或电话访谈的方式进行，完成有效访谈问卷172份。

　　“调查结果很不乐观。”义联中心主任黄乐平说。

　　根据卫生部提供的数据，我国现有约1600万家企业存在有毒有害作业场所，约2亿劳动者在从事劳动过程中遭受不同程度职业病危害。有关职业病的案例，不时见诸媒体。最近发生的苹果公司供应商员工职业中毒、甘肃古浪尘肺病农民工集体维权等事件，再次牵动着社会神经。

　　这一话题也一直是近几年全国和地方两会上的热门话题。2010年全国两会期间，秦希燕代表提出对职业病防治法进行修改的议案;2011年四川省两会期间，张瑞雪代表的议案关注的内容，也是劳动者职业病防治。2010年以来，职业病防治法修改连续两年被列为一类立法计划。2010年8月，国务院面向社会公开征求修改草案的立法建议。

　　37.8%的职业病患者未获赔偿

　　30岁的白丛生，重庆人，广东一家首饰厂磨钻工。2001年9月进厂，2008年4月感觉胸痛、咳嗽、全身无力，被诊断为尘肺一期。白丛生告诉调查人员，厂里有170多人得了和他一样的病，他们没钱治病，又无法工作，去年厂方倒闭，他们不知该找谁说理，找谁索赔。

　　记者在义联中心提供的职业病调研报告中看到以下一组数据——

　　职业病患者出现病症的平均年龄为37.5岁;

　　职业病患者中最大的群体为尘肺病患者，占70.2%;

　　45.6%的职业病工人所在的单位没有为其上工伤保险;

　　55.9%的职业病工人所在的单位没有为其上养老保险;

　　86%的职业病患者表示，他们的单位没有工会，自己也没有加入任何形式的工会。

　　“调查之初，当问到患病后每月的医疗支出这一项时，很多被调查者的回答是‘没花多少钱’，进一步追问才知道，他们根本就没有钱可花。”调查员李晓亮说。

　　调查报告显示，37.8%的职业病患者没有获得任何形式的赔偿。

　　“职业病患者获得赔偿要过很多难关，哪一关被卡都不行。”义联中心研究员叶明欣说。

　　申请职业病诊断，是职业病患者要过的第一关。据了解，申请职业病诊断要准备如下材料:职业史、既往史;职业健康监护档案复印件;职业健康检查结果;工作场所历年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评价资料等材料。

　　“这其中最难的是，从单位手中获取自己职业病接触史的材料。一旦患者的职业病获得鉴定，就可能意味着单位要承担的赔偿责任。因此用人单位往往拒绝提供职业接触史证明，甚至干脆否认劳动关系。”叶明欣说。

　　调查显示，提出诊断申请的患者中，48%曾经因为材料不齐全而被职业病诊断机构拒绝受理过。这其中，因为缺少劳动合同、职业史证明而被拒绝的共达到83%。

　　一纸职业病诊断书，是职业病患者获赔的全部希望所在。然而，职业病患者却需要花费大力气，才能获得这张写着坏消息的纸片。

　　索赔程序最长需用1374天

　　周开顺，广东东莞某宝石公司切石工。2002年进厂，两年后身体感觉不舒服，2005年3月，被当地医院诊断为肺结核。2005年10月，周开顺在家乡四川职业病防治机构被确诊为矽肺二期。2006年6月厂方不同意四川的诊断结论，在东莞提出职业病鉴定，结论为无尘肺。2010年2月，经广东省职业病鉴定机构再次鉴定为矽肺二期。

　　拿到这张职业病诊断书，周开顺用了近5年的时间，而这仅仅意味着他只是拿到合法索赔的资格证。

　　根据《职业病防治法》有关条文，职业病患者取得职业病诊断证明书以后，就可进入工伤处理程序。

　　据调查，57.8%的患者需要经过30天以上的等待，才能领取到工伤认定书，此后，51.8%的患者又要经过30天以上的等待，才能获得劳动能力鉴定结论。

　　叶明欣介绍，在和工伤认定系统衔接时，还有可能出现因为时效问题导致职业病患者无法被认定为工伤的情况。由于工伤认定必须在职业病诊断作出的一年内进行，一些患者如果因为不知情或者因为治疗的原因未能及时申请工伤认定，很有可能因为过期而不被受理。

　　受访者之一、福建某化工厂的杨先生，2001年被诊断为慢性铅中毒，由于超期问题，工伤认定申请没有得到受理。

　　调研报告以表格形式罗列了目前工伤处理实务的操作情况。在一般情况下，工伤处理的程序最多可以达到9项，分别是工伤认定行政处理、行政复议、行政诉讼一审、行政诉讼二审、劳动能力鉴定、劳动能力再次申请鉴定、劳动争议仲裁、民事诉讼一审、民事诉讼二审。

　　“如果走完上述全部程序要经过1149天，加上职业病鉴定程序需225天，职业病鉴定前置的工伤处理程序总计要用1374天。”叶明欣告诉记者。

　　调研报告提出，职业病患者的诊断和工伤认定两个程序应该得到简化，加以合并，由劳动部门和职业病诊断机构共同对患者的申请作出一次性的认定，从而使患者尽早获得治疗和赔付。

　　一次性待遇赔付被滥用

　　经过漫长而艰辛的索赔程序，职业病患者获赔的情况却并不乐观。调查显示，获赔患者中绝大多数属于一次性赔付，平均每人领取到的赔偿金额为90742元。领取了一次性赔偿的患者中的78%表示这些赔偿无法保障其后续的医疗和生活，47.5%的人表示这些赔偿最多只能维持两年以内的医疗和生活。

　　“死不了，活不好”，是很多职业病患者不得不面对的现状。

　　深圳一名尘肺一期患者通过法律援助，打了三年的官司，获得7万元赔偿；

　　河南一名尘肺一期矿工多次找相关部门反映情况，获得7.5万元赔偿，其中的5.5万元还是由包工头付的；

　　“我不希望上法庭解决，一次给几万元了结，以后生活怎么办?物价一直在涨……厂方只要按月支付生活费就行。”重庆一名尘肺一期患者说。

　　“职业病是特殊的工伤，不同于断手断脚，很多病会升级，不能简单地适用工伤保险条例处理。”在广东惠州打工的一位湖南籍镉中毒患者说。

　　职业病患者大多数是跨省流动的农民工，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早在2004年就出台有关文件对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予以规范——1至4级伤残长期待遇的支付，可试行一次性支付和长期支付两种方式，供农民工选择。在农民工选择一次性或长期支付方式时，支付其工伤保险待遇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向其说明情况。

　　“一次性赔付金额远远低于长期支付即按月领取的总数，许多患者是在不知道自己可以按月领取的情况下，不得不选择了一次性待遇。”叶明欣告诉记者。

　　北京市的一位尘肺病患者赵先生，45岁，尘肺二期，四级伤残，患病前月薪5000元，根据北京市的规定只获得了一次性共计133596元的赔偿。如果按月领取，累积到60岁其领取到的总额应为76万余元;而且如果不选择领取一次性待遇，他的工伤保险关系不会被注销，还可以报销其后续的医疗费用。但可惜的是，他在领取赔偿金时，相关方面并未告知其可以选择按月领取，甚至告诉他，如果不及时领取一次性待遇，以后一分钱也拿不到。

　　记者还注意到，在职业病五至十级患者中，34.4%被用人单位非法解除了劳动关系，此外，他们中的34.4%的用人单位注销了。对于他们来说，这无疑是雪上加霜，因为按照法律规定，他们不享受工伤保险基金支付的每月伤残津贴，无法按月从单位领取到伤残津贴或者工资。五至十级的职业病患者，虽然伤残等级较一至四级患者轻，然而由于病情多不可逆，甚至会逐渐恶化，他们仍然需要持续不断的治疗。

　　调研报告指出，在立法上，对于五至十级职业病患者如何提供更全面的保障，是一个亟待解决的课题，否则，这些职业病患者即使得到了工伤保险待遇，一旦病情恶化，仍难逃晚景凄凉、家贫人亡的结局。在执法层面，政府要加强对用人单位非法解除劳动合同、恶意注销行为的处罚。

　　应尽快明确安监部门的监管地位

　　当你发现自己患有职业病时，找过谁求助?

　　调查结果显示，求助于劳动部门的人数最多，占50%，卫生部门26.2%，安监部门12.2%。获得响应的情况是，14.5%的职业病患者获得了劳动部门的帮助，得到卫生部门帮助的有7.6%，得到安监部门帮助的有2.3%。

　　“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劳动者朴素的法律意识，职业病损害的应该是一种劳动权利，所以他们才会想到首先去找劳动部门。从调查中可以看出，职业病患者并不了解负责职业病防治的主要监管机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卫生行政管理部门。”叶明欣说。

　　2001年颁布实施的《职业病防治法》第五十五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依照职业病防治法律、法规、国家职业卫生标准和卫生要求，依据职责划分，对职业病防治工作及职业病危害检测、评价活动进行监督检查。

　　“生产环节的卫生标准与普通的卫生标准不一样，什么样的企业应该有什么样的防护设施，卫生部门很多时候并不了解详情；如果企业违规生产，卫生行政部门既没有颁证权，也没有处罚权，责令整改，企业根本不当回儿事。”　叶明欣说。

　　鉴于这样的现实，卫生部(2005)31号文件(《卫生部、安监局明确职业卫生监督管理职责分工意见》)明确指出，安监部门负有“组织查处职业危害事故和有关违法、违规行为”的职责。中央编办(2010)104号《关于职业卫生监管部门职责分工的通知》再次明确了安监部门在职业病监管方面的职责——“监督检查和督促用人单位提供劳动者健康损害与职业史、职业危害接触关系等相关证明材料”。

　　“可以这么说，从2005年开始，生产作业场所的职业病的监管工作在文件上已经从卫生行政部门转到了安全生产监管部门，但目前的情况是，基层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在能力上显然与其应负的职责存在较大的落差，近几年，职业病防治工作几乎处于一种真空状态。”黄乐平说。

　　据黄乐平介绍，此次调查发现，目前县一级的卫生行政部门、安全生产监管部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在职业病防治工作中处于边缘化状态，对于地方上的一些职业危害严重的利税大户，根本无从行使监管职责，更多的作用是善后。只有出现了大规模的职业病案件后，为了维护社会稳定才会由地方政府牵头处理，但牵头的往往是信访局，而卫生行政部门、安全生产监管部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只是列席参加，处理相关善后事宜时才体现出应有的工作职责。

　　更应该引起重视的是，大量职业病案例，尤其是煤矿集体案件，都存在着单位注销后政府买单的情况，这反映出地方政府在作出煤矿关闭等行政行为时，严重缺乏职业病防治意识，致使无良企业顺利注销，最终加大社会成本。

　　“当务之急是《职业病防治法》应尽快明确安全生产监管部门的监管主体地位，使其权责统一，能真正担负起保护劳动者职业健康、为职业病患者提供畅通救济渠道的职责。”黄乐平说。

　　(文中职业病患者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