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０月１４日上午，山西省委常委会议决定，免去沈庆华临汾市纪委书记等职务。一名知情官员称，沈庆华被免职是因“年龄造假”的问题。此前，沈庆华被举报年龄造假，“１３岁参军，１５岁入党”，档案年龄比真实年龄小了５岁。

终于，“造假书记”倒下了。年龄造假被问责，标杆意义自不待言。虽说只是施政伦理的回归，它彰显出的管束理性，在高容忍的问责氛围里，仍难能可贵。

年龄伪造、履历虚构，历来是官场丑闻中的家常菜，频发不止，损伤了政府公信力。女干部党煦燕的“三年升四级”，年轻县长闫宁的诡异升迁路，都抹不去造假疑云。

离谱的是，尽管“造假门”屡发，遭严惩的，迄今殊为罕见。不少造假官员虽成舆论场的靶心，可任你质疑声汹涌，他愣是能全身而退。敷衍了事的回应，谢绝监督的姿态，都搁置了民意责难。

问责真空化，造假蒙混过关，也就见怪不怪。在低成本、高收益的造次环境下，年龄、履历造假难免大行其道。官员品行的污点，也在聚敛效应下，逐渐凝合成了为政伦理上的累累污斑；而公权信誉，则不断流失。

在此语境下，“造假书记”被免，裹上了养眼的示范价值。官场造假，总与走关系、搞寻租等权力失范隐秘勾连。按理说，严惩造假行径，不过是遵从反腐规律的寻常之举。但因非典型性的问责，它备受关注。从９月中旬被曝光，到１０月沈庆华被免职，反腐速效化，也让人深感慰藉。

“造假书记”被免职，虽是法治架构下的正常运筹，却仍留缺憾。毕竟，官场造假的败露，终属少数；简历、档案充当了发掘腐败行踪的线索，也极具偶然性。沈庆华的年龄造假痕迹太过明显——“１５岁入党”的自述，与１８岁的入党年龄下限冲突，才会被轻易察觉。倘若某些官员善于遮丑、造假更高明，简历与档案还会成反腐“引线”吗？

归根结底，盯着简历、按图索骥，不过是意外反腐的一种，弥补不了制度化反腐的亏空。只有反腐常态化、紧凑化了，“漏网之鱼”才会“无洞可钻”。

其次，造假仅免职的代价，难逃“打屁屁”之嫌。在外国，官员履历造假，引咎辞职外，往往还伴着法律究责。沈庆华凭造假谋私，难道应受法律上的豁免？问责之鞭，当抽向官场造假。制度化反腐若总是失灵，权力造次势必蔚然成风，背弃了为政伦理，玷污着政治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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