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在法制社会，执法依靠的是法律本身的权威，而非执法者的行政权威。丁学良因此总结道，“晋官难当”反映出中国政治的根本弊病——重行政权力而轻法律权威；重人际关系而轻规章制度。
　　
　　去年9月，山西临汾市“襄汾溃坝”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并直接导致时任山西省长的孟学农去职。孟走前留下四个字：“晋官难当”。
　　
　　对临汾而言，此四字一语成谶。自去年9月20日临汾原市委书记夏振贵停职检查起，临汾市委书记空缺了199天，直到今年4月8日，谢海出任临汾市委书记，才结束这一尴尬局面。
　　
　　在矿难高发的山西省，做官犹如坐火山，三年之内，山西就换了四任省长，以至有民谣说，“人说山西好风光，谁当领导谁心慌。”临汾又是火山中的活火山，三年之内，换了四任市长。据不完全统计，2000年至今，有新闻报道的临汾矿难至少达23起，共造成死亡失踪712人。于是，又有民谣说，“山西省长干不干，临汾矿难说了算。”
　　
　　但“晋官难当”，并非“不当晋官”的理由。在临汾市委书记空缺199天的背后，藏着众多官员的担当缺失。“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为了国家责任、民生疾苦，岂能因个人官位而患得患失，趋避不及？遗憾的是，我们却看不到“吾曹不出，如苍生何”的担当，也看不到“虽万千劫吾往矣”的担当。
　　
　　明末的黄宗羲以为，“出而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如今官员出仕，多数却既非为君，也非为天下，更非为万民，而是为一己之私。如此，自然极易导致担当缺失。
　　
　　清人洪亮吉曾上书嘉庆，指斥当时官员的集体担当缺失，其言利如白刃，“盖人材至今日，销磨殆尽矣。以模棱为晓事，以软弱为良图，以钻营为取进之阶，以苟且为服官之计”！而这些“模棱、软弱、钻营、苟且之人，国家无事，以之备班列可也；适有缓急，而欲望其奋身为国，不顾利害，不计夷险，不瞻徇情面，不顾惜身家，不可得也”。洪亮吉笔下的官场模样在今天或仍存活，与之相应的，是一段流传于体制内的新“佐治药言”：“搞定就是稳定，摆平就是水平，无事就是本事，妥协就是和谐”。
　　
　　在这种为官指导思想下，自然没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施政抱负，也没有“治乱在万民之忧乐”的悲悯情怀，有的只是趋利避祸、无能颟顸、苟且钻营、混天过日。然而，官员可以躲猫猫一样地躲避晋官之任，晋民却能躲到哪里去呢？当大坝崩溃，瓦斯爆炸，窑洞水浸，矿井塌方，官员们可以因没有赴任而免去责任，而弹冠相庆，坝下井内的矿工们，却要为官员们的不担当而担当，付出躯残乃至身亡的代价！那些遇难矿工，注定将死部瞑目。他们一批又一批被活埋地下，却不能换得幸存下来的兄弟们的安全保障。国际劳工组织的《矿山安全与卫生公约》已获中国政府承认，但专家指出，其中不少最基本的权利，中国矿工仍远未获得。
　　
　　不过，官员的缺乏担当，只是事件的表象部分，若我们往深处看，会发现更刻骨的隐忧。譬如说，有担当的官员，是否就一定能打破困局、改天换地？未必。请先看看明代海瑞的命运。
　　
　　在明代，应天府的经济、文化最为发达，历来又号称“繁剧难治”，是相当棘手的任区。海瑞被派任应天府巡抚，他有担当，没有逃遁，而是以澄清自勉，竭尽心力，一意挫豪强，抚穷弱，整饬吏治，矫革宿弊。很快收到成效，曾受贿的官员，望风解印绶而去，而权豪势宦，也敛手屏息，甚至移省避之。然而好景不长，不久海瑞就遭多人弹劾，被指“迂滞不谙事体”，“庇奸民，鱼肉缙绅，沽名乱政”等，最后竟因“志大才疏”而罢官。
　　
　　有担当的海瑞不能破局，因为他面对的是一个复杂的地方权力谱系，其中既有退休的高级官僚，也有当地的豪强大族，更有当轴有力者的亲朋裙带。这些政治、社会势力的利益格局一旦被海瑞打破，自会集体反弹，而海瑞以一己之力，很难与之抗衡，最终只能接受罢官的失败命运。
　　
　　在山西省，官员可能同样要面对一个复杂的地方权力谱系。谁能知道，在每一座矿山后藏着一双多么有力的手？谁又能知道，在每一个矿洞里的水有多深？具体到临汾，如果当地黑色豪门企业背后那看不见的手的级别，远高于临汾书记、市长，后者就很难有效运用行政权力，去澄清污浊、革陈除弊，去彻查安全生产问题。
　　
　　当然，“上面有人”也许只是一种猜测和幻觉，有志澄清的官员更可能面对的是“下面有人”的困局——那就是当地盘根错节的大小利益集团，商人与公仆的缠绵纠结，互为奥援。实际上山西豪财们从来就是盘踞一方，维系原始且粗放的经济，却能令多方束手。如此的社会土壤，更增加了官员有所作为的难度。然而，一旦发生矿难，地方党政负责人，又会因“问责制”而不得不接受免职或更严厉的处分。在这种态势下，“聪明人”自然会想方设法活动，避免去这种被诅咒的地方为官。
　　
　　社会学家丁学良评论说，临汾现象是中国社会过去20多年来，经济的发展进步、官员腐败和官商勾结问题的集中反映。问责制是一种进步，可以部分缓解社会矛盾，但不能根除制度隐忧。
　　
　　在法制社会，执法依靠的是法律本身的权威，而非执法者的行政权威。丁学良因此总结道，“晋官难当”反映出中国政治的根本弊病——重行政权力而轻法律权威；重人际关系而轻规章制度。
　　
　　此种弊病一日不被根除，则制度隐忧一日不能消解，而“晋官难当”及“不当晋官”的局面，就不能被扭转；“晋祸难止”、“晋工难活”的悲惨图景，也仍将不断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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