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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重庆农民付强的蛙场被划入工业园区，在补偿没谈好的情况下施工者放炮开山，大批蛙在炮声中死去。付强由此展开了诉讼。付强的律师查阅卷宗时，发现了一份当地管委会发给法院的“公函”，要法院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并警告法院不要“一意孤行”。
重庆农民付强的蛙场被划入了工业园区，在补偿没谈好的情况下，施工者放炮开山，大批蛙在炮声中死去。付强由此与爆破公司展开了诉讼。
不过，原以为胜算在握的付强，却等来了一场打输的官司。
今年6月，付强的律师查阅卷宗时，发现了一份当地管委会发给法院的“公函”，要法院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并警告法院不要“一意孤行”。
此前，与政府达不成补偿协议的付强，还被当地警方多次调查。目前，他在期待着不受政府干预的二审判决。
本报记者 杨万国 重庆报道
6月20日，重庆市涪陵区李渡工业园区内，长满杂草的荒地中，矗立着一座破败的2层楼。
荒地中央是一大片洼地，不时有低沉的蛙声传出。洼地四周，倒塌的围墙淹没在水葫芦中。
洼地是重庆市涪陵区义合美蛙养殖场。曾经，这里的美蛙（美国青蛙，食用蛙）吵得周围邻居夜晚无法入睡。
后来邻居们都因拆迁搬走了。去年底，蛙场里的大批美蛙在施工的炮声中死去。如今，池子里只剩零星的几只蛙，偶尔从浮萍中探出脑袋，呱呱叫几声。
79岁的付以顺和老伴还坚守着这片荒地。那座兀自矗立的楼房早已断水断电。
老两口还将坚持下去，直到儿子付强与工业园区的官司结束。
美蛙之死
44岁的付强是这个美蛙养殖场的负责人。
6月20日，付强介绍，2007年他筹款20万元、贷款13万，加上父亲的积蓄，并联合大哥付裕，三人联合投资，建起占地8.5亩的养蛙场。
2007年4月养殖场建成，当年8月开始购买数百对种蛙投入养殖。由父亲付以顺进行管理。
付强介绍，美蛙繁殖速度较快，3个月即可养成成品蛙，到2008年夏季，美蛙开始成规模。
付以顺估计，当年底就可以出售一批美蛙了，不过，变故出现了。
2008年6月，付强所在的义合镇双溪村被列入李渡工业园区拆迁范围，4家养殖场在拆迁范围内，其中3家养牛蛙，付强养殖美蛙。
规划占地20平方公里的李渡工业园区，是当地政府的大项目，目标是打造“千亿级”园区。
2008年6月27日，涪陵区林业局出台文件，认定牛蛙每亩年产值1.1万—2.2万元。按此标准，三家养殖场接受了补偿，但付强认为数额过低，不愿接受。
僵持过程中，2008年11月，重庆市爆破工程建设公司、重庆鸿宸建筑公司两家施工单位开始施工，在离义合美蛙养殖场不足百米处放炮开山。
付以顺说，最近的炮点离他家蛙池只20多米，放的是联排炮，“轰轰”连响，地动山摇。当时美蛙正在冬眠期，被震醒后，受惊乱跳。蛙池围墙震倒，池水渗漏，美蛙受冻。
付强估算，当时池内美蛙已繁殖到约30万只。当年12月中旬开始，美蛙大量死亡。
2008年12月19日，付强委托涪陵区环保局环境保护监测站对蛙场周边炮声监测，测得最高噪音88.9分贝。
此前，1992年河北省的一起案例表明，65分贝的噪音就能将冬眠的美蛙震醒和导致死亡。
2009年2月，在涪陵公证处公证员监督下，随机捕捞的3只美蛙被送到重庆市水产技术推广站解剖诊断，证实健康无病。
“那只能说明，蛙是被震死的。”付强估称，1个多月时间内美蛙死亡约27万只，造成损失200多万元。
“刁民”被调查是否涉黑
美蛙大量死亡后，付强找到两家施工公司索赔。两公司称，他们取得了公安机关许可，由工业园区批准进行爆破作业，他们不承担责任。
2009年4月14日，付强将两公司告上涪陵区法院，索赔255万余元。
诉讼过程中，当年11月12日，涪陵区林业局出具新的文件，认定牛蛙、美蛙养殖场可参考每亩1.8万—3.6万元标准补偿。
按此标准，付强可获补偿25万元。付强仍不接受，他认为林业局先后两份文件随意性大，并将牛蛙和美蛙产值混杂。
6月20日，付强称养殖场对自己意义重大，是自己“浪子回头”的标志。他从前做过包工头，1998年因“非法买卖枪支”被判刑12年。
2006年4月，获得减刑的付强提前出狱，他称之后在朋友帮助下包项目赚了些钱，随后开始筹建蛙场。
付强说，他的蛙场手续齐全，管委会无法以此做文章，于是他的“前科”又被管委会拿出来说。当地政府官员称他是“横霸一方的刁民”，“敲诈勒索政府”。
6月22日，记者采访中，李渡新区管委会副主任邓中亚不断强调，“付强有犯罪前科，绝非一般农民”。
付强说，因重庆打黑影响很大，管委会曾希望公安调查他是不是黑社会的。去年底有段时间，他被传唤到派出所四五次。“他们监控我，电话要随时接听，向警方报告方位”。
涪陵警方证实，他们对付强进行过调查，不过拒绝透露详情。
“史上最牛公函”现身
2009年7月14日，涪陵区法院委托西南大学司法鉴定所，鉴定义合美蛙养殖场美蛙死亡原因。
付强说，法院曾多次调解，希望他接受30万元的赔偿额。他说法官曾劝他，司法鉴定很花钱，而且若鉴定出爆破公司没责任，将得不到赔偿。
2009年8月，鉴定书做出，认为爆破公司是造成美蛙大批死亡的原因，并认定蛙场损失额为63万元。
付强满怀希望等着自己胜诉，不过法院先后5次开庭，一直未判决。
付强说，他找到法院，法官称“园区和区政府干涉，不能下判”。
今年3月2日，涪陵区法院终于做出一审判决，不认可西南大学司法鉴定所鉴定结论，认可两被告自认的30万元损失责任，判赔30万元。
付强不服，委托律师贺恩权提起上诉。
律师贺恩权介绍，他在准备上诉材料时，到中级法院查阅卷宗，突然发现了一份李渡新区管委会发给涪陵区法院的公函。
“怪不得园区警告我打官司准输。原来玄机在此。”付强说。
他把这份公函内容传上了网，被网民称为“史上最牛公函”。
这份收在法院卷宗里的公函共4页，落款时间2009年10月15日。
内容为：“一审（法院）不应采信（西南大学司法鉴定所的）错误鉴定结论，应做出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的判决……如果一审法院不采信我们的意见，而一意孤行或者基于其他原因，硬要依据上述错误鉴定结论作出判决……将会造成原告缠诉或者上访，并且不利于处理另外三户养殖户的诉讼。我们想：这也是一二审法院都不希望发生的后果！”
管委会称只是表达意见
这份公函上，有涪陵区法院副院长黄建全“批示”：交承办人阅处。
6月21日，黄建全承认在这份公函上签了字。他称，公函是从自己办公室门缝里捡到的。对于“捡到”的公函为何进了卷宗，黄未作回答。
该院办一负责人称，公函来自李渡新区管委会副主任刘生荣。他说一般这类材料会进入副卷，可能是法院的人不小心弄错了，被编进了正卷。
公开资料显示，刘生荣原为重庆市三中院民一庭法官。2007年11月，李渡新区管委会成立，刘生荣被调任管委会副主任，分管征地拆迁和法律事务等工作。
6月22日，刘生荣向记者承认，该函是他组织人写的，代表管委会，“我们只是表达政府意见而已，有何不可？”
至于公函要求法院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刘生荣说“听不听是法院的事”。
6月21日，该案承办法官严廷海称，他不记得这份公函，至于是否影响了该案判决，他也不记得。
6月22日，涪陵区国土局副局长、李渡新区管委会副主任邓中亚承认，政府之所以介入付强与爆破公司间的纠纷，是因爆破公司放炮是政府允许的，如果爆破公司要赔偿，最终还是政府埋单。
他称，涪陵区在施行城市化的过程中，政府已最大限度考虑农民利益，在征地时，都是按林业局出具的赔偿标准上限赔偿，但农民“欲壑难填”。
双方的“道德”之争
6月22日，李渡新区管委会副主任邓中亚认为，4户养殖户养蛙致富是假，赶在征地前建蛙池，套取国家赔偿才是真。
他称这几家蛙场原本没有什么蛙。而因蛙藏于水底，很难估值，给农民套取国家补偿留下空间。
“他在法律上钻了空子，林业局糊里糊涂给他办了养殖证，我们政府只能打掉牙齿往肚子里吞。”邓中亚说，付强的道德有问题。
他向记者怒斥付强，“要是还有点做人的基本良知，对人民政府就不会这样！”
对此，付强认为，这是管委会发公函干预司法败露后，“在道德上给我上纲上线戴大帽子”。
“我的蛙场各种手续齐全，我完全是依法维权。哪里套取国家赔偿？”付强说，农民们听说过隔壁的李渡镇在建工业园区，以为可能五六年后园区会扩展到义合镇这边，没想到一年就把义合镇双溪村划入了园区。“我们的本来目的还是养蛙致富的”。
双溪村4组人刘伟介绍，2008年他在付强的养殖场看到美蛙很多，“密密麻麻到处都是”。同村人张建东也称付强蛙场里的美蛙“多得不得了”，因夏天夜晚蛙鸣声震耳，影响他睡觉，他还骂过付强。
双溪村支书王天荣介绍，该村4家养蛙场“都是真的养蛙”。他介绍，2007年，义合镇政府大力提倡养殖业，村上农业结构调整，村里鼓励付强搞养殖。蛙场成立初期，义合镇镇长等领导还到蛙场视察，并“一致好评”。
目前付强还在等二审判决。那份随卷宗进入中院的“公函”，是否会影响二审法官，付强说：“心里没底。”
邓中亚则认为，付强利用法律规则“玩得滴水不漏”。他感叹，“如果农民都这样善于利用法律，无疑将对政府依法行政提出更高要求”。
不过，原以为胜算在握的付强，却等来了一场打输的官司。
今年6月，付强的律师查阅卷宗时，发现了一份当地管委会发给法院的“公函”，要法院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并警告法院不要“一意孤行”。
此前，与政府达不成补偿协议的付强，还被当地警方多次调查。目前，他在期待着不受政府干预的二审判决。
本报记者 杨万国 重庆报道
6月20日，重庆市涪陵区李渡工业园区内，长满杂草的荒地中，矗立着一座破败的2层楼。
荒地中央是一大片洼地，不时有低沉的蛙声传出。洼地四周，倒塌的围墙淹没在水葫芦中。
洼地是重庆市涪陵区义合美蛙养殖场。曾经，这里的美蛙（美国青蛙，食用蛙）吵得周围邻居夜晚无法入睡。
后来邻居们都因拆迁搬走了。去年底，蛙场里的大批美蛙在施工的炮声中死去。如今，池子里只剩零星的几只蛙，偶尔从浮萍中探出脑袋，呱呱叫几声。
79岁的付以顺和老伴还坚守着这片荒地。那座兀自矗立的楼房早已断水断电。
老两口还将坚持下去，直到儿子付强与工业园区的官司结束。
美蛙之死
44岁的付强是这个美蛙养殖场的负责人。
6月20日，付强介绍，2007年他筹款20万元、贷款13万，加上父亲的积蓄，并联合大哥付裕，三人联合投资，建起占地8.5亩的养蛙场。
2007年4月养殖场建成，当年8月开始购买数百对种蛙投入养殖。由父亲付以顺进行管理。
付强介绍，美蛙繁殖速度较快，3个月即可养成成品蛙，到2008年夏季，美蛙开始成规模。
付以顺估计，当年底就可以出售一批美蛙了，不过，变故出现了。
2008年6月，付强所在的义合镇双溪村被列入李渡工业园区拆迁范围，4家养殖场在拆迁范围内，其中3家养牛蛙，付强养殖美蛙。
规划占地20平方公里的李渡工业园区，是当地政府的大项目，目标是打造“千亿级”园区。
2008年6月27日，涪陵区林业局出台文件，认定牛蛙每亩年产值1.1万—2.2万元。按此标准，三家养殖场接受了补偿，但付强认为数额过低，不愿接受。
僵持过程中，2008年11月，重庆市爆破工程建设公司、重庆鸿宸建筑公司两家施工单位开始施工，在离义合美蛙养殖场不足百米处放炮开山。
付以顺说，最近的炮点离他家蛙池只20多米，放的是联排炮，“轰轰”连响，地动山摇。当时美蛙正在冬眠期，被震醒后，受惊乱跳。蛙池围墙震倒，池水渗漏，美蛙受冻。
付强估算，当时池内美蛙已繁殖到约30万只。当年12月中旬开始，美蛙大量死亡。
2008年12月19日，付强委托涪陵区环保局环境保护监测站对蛙场周边炮声监测，测得最高噪音88.9分贝。
此前，1992年河北省的一起案例表明，65分贝的噪音就能将冬眠的美蛙震醒和导致死亡。
2009年2月，在涪陵公证处公证员监督下，随机捕捞的3只美蛙被送到重庆市水产技术推广站解剖诊断，证实健康无病。
“那只能说明，蛙是被震死的。”付强估称，1个多月时间内美蛙死亡约27万只，造成损失200多万元。
“刁民”被调查是否涉黑
美蛙大量死亡后，付强找到两家施工公司索赔。两公司称，他们取得了公安机关许可，由工业园区批准进行爆破作业，他们不承担责任。
2009年4月14日，付强将两公司告上涪陵区法院，索赔255万余元。
诉讼过程中，当年11月12日，涪陵区林业局出具新的文件，认定牛蛙、美蛙养殖场可参考每亩1.8万—3.6万元标准补偿。
按此标准，付强可获补偿25万元。付强仍不接受，他认为林业局先后两份文件随意性大，并将牛蛙和美蛙产值混杂。
6月20日，付强称养殖场对自己意义重大，是自己“浪子回头”的标志。他从前做过包工头，1998年因“非法买卖枪支”被判刑12年。
2006年4月，获得减刑的付强提前出狱，他称之后在朋友帮助下包项目赚了些钱，随后开始筹建蛙场。
付强说，他的蛙场手续齐全，管委会无法以此做文章，于是他的“前科”又被管委会拿出来说。当地政府官员称他是“横霸一方的刁民”，“敲诈勒索政府”。
6月22日，记者采访中，李渡新区管委会副主任邓中亚不断强调，“付强有犯罪前科，绝非一般农民”。
付强说，因重庆打黑影响很大，管委会曾希望公安调查他是不是黑社会的。去年底有段时间，他被传唤到派出所四五次。“他们监控我，电话要随时接听，向警方报告方位”。
涪陵警方证实，他们对付强进行过调查，不过拒绝透露详情。
“史上最牛公函”现身
2009年7月14日，涪陵区法院委托西南大学司法鉴定所，鉴定义合美蛙养殖场美蛙死亡原因。
付强说，法院曾多次调解，希望他接受30万元的赔偿额。他说法官曾劝他，司法鉴定很花钱，而且若鉴定出爆破公司没责任，将得不到赔偿。
2009年8月，鉴定书做出，认为爆破公司是造成美蛙大批死亡的原因，并认定蛙场损失额为63万元。
付强满怀希望等着自己胜诉，不过法院先后5次开庭，一直未判决。
付强说，他找到法院，法官称“园区和区政府干涉，不能下判”。
今年3月2日，涪陵区法院终于做出一审判决，不认可西南大学司法鉴定所鉴定结论，认可两被告自认的30万元损失责任，判赔30万元。
付强不服，委托律师贺恩权提起上诉。
律师贺恩权介绍，他在准备上诉材料时，到中级法院查阅卷宗，突然发现了一份李渡新区管委会发给涪陵区法院的公函。
“怪不得园区警告我打官司准输。原来玄机在此。”付强说。
他把这份公函内容传上了网，被网民称为“史上最牛公函”。
这份收在法院卷宗里的公函共4页，落款时间2009年10月15日。
内容为：“一审（法院）不应采信（西南大学司法鉴定所的）错误鉴定结论，应做出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的判决……如果一审法院不采信我们的意见，而一意孤行或者基于其他原因，硬要依据上述错误鉴定结论作出判决……将会造成原告缠诉或者上访，并且不利于处理另外三户养殖户的诉讼。我们想：这也是一二审法院都不希望发生的后果！”
管委会称只是表达意见
这份公函上，有涪陵区法院副院长黄建全“批示”：交承办人阅处。
6月21日，黄建全承认在这份公函上签了字。他称，公函是从自己办公室门缝里捡到的。对于“捡到”的公函为何进了卷宗，黄未作回答。
该院办一负责人称，公函来自李渡新区管委会副主任刘生荣。他说一般这类材料会进入副卷，可能是法院的人不小心弄错了，被编进了正卷。
公开资料显示，刘生荣原为重庆市三中院民一庭法官。2007年11月，李渡新区管委会成立，刘生荣被调任管委会副主任，分管征地拆迁和法律事务等工作。
6月22日，刘生荣向记者承认，该函是他组织人写的，代表管委会，“我们只是表达政府意见而已，有何不可？”
至于公函要求法院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刘生荣说“听不听是法院的事”。
6月21日，该案承办法官严廷海称，他不记得这份公函，至于是否影响了该案判决，他也不记得。
6月22日，涪陵区国土局副局长、李渡新区管委会副主任邓中亚承认，政府之所以介入付强与爆破公司间的纠纷，是因爆破公司放炮是政府允许的，如果爆破公司要赔偿，最终还是政府埋单。
他称，涪陵区在施行城市化的过程中，政府已最大限度考虑农民利益，在征地时，都是按林业局出具的赔偿标准上限赔偿，但农民“欲壑难填”。
双方的“道德”之争
6月22日，李渡新区管委会副主任邓中亚认为，4户养殖户养蛙致富是假，赶在征地前建蛙池，套取国家赔偿才是真。
他称这几家蛙场原本没有什么蛙。而因蛙藏于水底，很难估值，给农民套取国家补偿留下空间。
“他在法律上钻了空子，林业局糊里糊涂给他办了养殖证，我们政府只能打掉牙齿往肚子里吞。”邓中亚说，付强的道德有问题。
他向记者怒斥付强，“要是还有点做人的基本良知，对人民政府就不会这样！”
对此，付强认为，这是管委会发公函干预司法败露后，“在道德上给我上纲上线戴大帽子”。
“我的蛙场各种手续齐全，我完全是依法维权。哪里套取国家赔偿？”付强说，农民们听说过隔壁的李渡镇在建工业园区，以为可能五六年后园区会扩展到义合镇这边，没想到一年就把义合镇双溪村划入了园区。“我们的本来目的还是养蛙致富的”。
双溪村4组人刘伟介绍，2008年他在付强的养殖场看到美蛙很多，“密密麻麻到处都是”。同村人张建东也称付强蛙场里的美蛙“多得不得了”，因夏天夜晚蛙鸣声震耳，影响他睡觉，他还骂过付强。
双溪村支书王天荣介绍，该村4家养蛙场“都是真的养蛙”。他介绍，2007年，义合镇政府大力提倡养殖业，村上农业结构调整，村里鼓励付强搞养殖。蛙场成立初期，义合镇镇长等领导还到蛙场视察，并“一致好评”。
目前付强还在等二审判决。那份随卷宗进入中院的“公函”，是否会影响二审法官，付强说：“心里没底。”
邓中亚则认为，付强利用法律规则“玩得滴水不漏”。他感叹，“如果农民都这样善于利用法律，无疑将对政府依法行政提出更高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