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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新闻：最高检将建立批捕诽谤案件报上一级院审批制度
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规定，今后一段时间对于公安机关提请逮捕的诽谤案件，受理的检察院都要报上级审批。
最高检要求把握诽谤罪与非罪的界限,不能将对个别干部的批评甚至过激言论视为诽谤犯罪(8月8日扬子晚报)。
诽谤与批评，终于在舆情汹涌的各色公共事件后，有了司法的回音。最高检的规定一如及时雨，给正当批评、甚至过激言论厘清了身份，值得肯定。无论如何梳理新规的“亮点”都会发现，这些“亮点”更多的还是既有常识。
正如专家所言：自灵宝帖案以来，讨论批评政府官员的公民是否构成诽谤罪似乎多余。重庆的“彭水诗案”，山西的“稷山文案”，河南的“孟州书案”，陕西的“志丹短信案”，海南的“儋州歌案”，山东的“高唐网案”，辽宁的“西丰诽谤案”……那么多“诽谤官员”或“诽谤政府”事件，已经让即便是街头巷尾的民众，也知道刑法上并没有“诽谤政府罪”、这没有“诽谤官员罪”的常识。这次最高检的“新规”，只是对专业人士的继续普法，是重申、是提醒，形式意义或许大于实体意义。
其实，公安部2009年就下发通知指出“如果将群众的批评、牢骚以及一些偏激言论视为侮辱、诽谤，通过刑法解决，不仅于法无据，反而可能激化矛盾。”遗憾的是，2010年仍是一个“被诽谤年”。讲道理，有时候不如立规矩。
初衷良善的“诽谤罪”有时近乎成为权力大院的一条狗，当其主人与民博弈的时候，就会冷不丁咬你一口。这个过程，其实就是公器异化为私器的过程，是知法犯法的过程，那么，靠普法纾解症结显然算是开错了药方。真要有所纠偏，起码在累积的诽谤冤案中要让公众看到司法不阿的力量——对知法犯法者开出了怎样的罚单？对行政与司法权力之间的纠结作出了怎样的程序梳理？如果这些问题只是蜻蜓点水，就算诽谤罪的法理逻辑重申N次，就算诽谤罪的常识路人皆知，某些公权执掌者也不会停止对其“看家狗化”的诱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