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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科技部通告撤销西安交通大学原教授李连生获得的2005年国家科技进步奖，李连生学术造假事件又唤起了舆论的回忆，同时也引发了人们对该事件6位具名举报者4年举报路的思考。
“刚开始没料到举报会这样难。”昨日，6名举报人中最年长者、83岁的西安交通大学退休教师陈永江在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仍有许多感慨。“幸好最终有了撤奖的决定。”陈永江说，“这是以儆效尤。”
“我们几个人10号早上收到了撤奖的消息，这是我们盼望已久的。”电话中，陈永江的声音透着欣慰。
发现报奖材料窃取他人成果
2007年年底，西安交通大学校园内，一个申报教育部科技进步一等奖的公示，让长期从事压缩机技术研究的退休老教授杨绍侃觉得很奇怪——— 报奖者是当时的西安交大能动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李连生，然而45岁的李连生却并没有专门从事过所报奖专业的研究。
于是，心存怀疑的杨绍侃从学校拿到了报奖材料。结果材料让他很惊讶：报奖内容中，很多都是别人完成的东西。
随后，杨绍侃找到几个老同事，也就是后来一起进行举报的5名教授。他们发现，李连生的报奖材料中存在严重窃取他人成果的行为。比如，李连生把上海压缩机厂1965年的大型机身整体铸造技术，说成是自己开发的；把沈阳鼓风有限公司1998年和2001年获奖的两种产品，都说成是采用他的技术研发的。
校领导曾说“放他一条生路”
“我们一开始是希望弄虚作假的行为得到惩罚，年轻的教师和学生能从中得到教育，但没有想到举报学术造假会那么难。”陈永江在电话中感慨。
据了解，6名教授详细整理出材料中的30多处造假信息，向学校进行口头举报，要求学校进行核实。
随后，校领导约见6名教授。陈永江曾给媒体放过一段录音：“这涉及到不光是西安交大的脸面，也是国家的脸面。这几年造假现象越来越多，越来越厉害了，也就是说，写个检讨，也可以放他一条生路。”
参与举报几名教授备受压力
由于6名教授坚持举报，2009年5月，西安交大成立专门调查小组。然而直到2010年3月《焦点访谈》记者采访前几天，学校才最终给出了一个明确结论：该项目的申报材料部分内容不实，存在占用他人成果进行拼凑及包装的严重问题。
当年3月21日，即《焦点访谈》有关节目播出后次日，西安交大宣布李连生存在“严重学术不端行为”，决定“取消其教授职务，并解除其教师聘用合同”。
据悉，在这3年中，参与举报的几名教授备受压力。“好像是我们要跟学校过不去。”陈永江说。
评估体系“指标化”催生腐败
首先，“官本位”、“行政化”的科研体制是学术造假屡禁不止的重要原因。据了解，近年来科研和教育经费总量急剧增长，但这些经费中的大部分集中在主管部门和官员的手中，又缺乏必要的督管。而相对于研究队伍的迅速膨胀，增加的经费依然是“僧多粥少”，造成了恶性竞争。
华南师范大学一位教授还指出，评估体系的“指标化”也折射着同样的问题，“现在很多评估指标都跟拿到多少钱和哪些类型的项目结合起来。如果申请到科研经费和项目，不但有经济收益，而且提高单位地位和名声。所以很多单位把钱拿来公关，你申请到项目后，给你配套，给你荣誉。”
在李连生学术造假事件中也发现类似的问题：在6位老教授坚持举报的过程，校领导还曾告诉陈永江等人，西安交大地处内地，2007年科研成果排名16来之不易，希望他们高抬贵手，不要搅黄了。
惩处评判机构反成“保护伞”
其次，在一些高校内，本该视学术腐败为仇敌的高校学术调查评判机构--学术委员会，却成了学术腐败者的“保护伞”。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在一些高校，要么学术规范(或学术道德、学风建设)委员会尚未建立，要么就形同虚设。“有时候被举报者就是学术委员会委员，怎么可能保持公正？”广东商学院一位教授说。
“腐败—举报—包庇—劝阻(或报复)，而这个链条的两头常常是相连的，形成一个封闭的生态系统。如果没有强大的外力介入，这个封闭的系统便牢不可破。”媒体评论员张显峰指出，这种来自权力的袒护，比任何道德评判和指标评价都具有力量。
曝光后没有得到应有惩罚
再次，学术不端曝光后没有得到应有惩罚，其负面作用甚至超过学术不端本身。
在接受电话采访时，陈永江也表示，学校去年3月撤销李连生的教授职务时，处分文件也被限制在极小范围内传达，其他相关人等也没有得到处理，这并不能起到教育的效果。
同时，他希望陕西省能学习科技部，撤销李连生造假获得的奖项；教育部也应追回他在担任“长江学者”时相关的获利。“这样才能对年轻学生起到正面的示范。”
3年多的举报最终把造假者“拉下马”，成为我国“第一例”因学术造假被撤销的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获奖项目。表面看来这是一个“积极信号”，但不少学者认为“李连生事件可能只是一个特例”。
这一事件当中的诸多戏剧性因素，如造假导致巨额亏损却被说成效益巨大；校方施压阻止举报、电视曝光次日即被解除职务等等，整个历程背后，展现了中国学术圈的复杂生态。
中国的学术腐败，说起来人人喊打，但丑闻却接二连三，究竟有没有一条可以真正管用，能够治本的呢？
消除社会腐败
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在去年全国两会上曾提交提案，建议在普遍的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教育的基础上，设定一个期限。这个期限以前，除非有人追究法律责任的学术腐败问题，一般不予追究。“让大家从以前的阴影中解脱出来……关键是今后要从严”。
此外，他还认为“从根本上讲，只有整个社会廉洁了，消除了腐败问题，高校的学术腐败才能彻底杜绝。”
建立追责制度
不少学者建议，尽管李连生事件是一个“积极信号”，但惩处还应更严厉。除了解聘职务，收回奖项、奖励证书、追回奖金之外，李连生被指获奖项目中存在造假、侵占他人学术成果进行拼凑和包装等严重学术不端问题，拿造假的项目去参评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是否涉嫌诈骗、是否引入刑罚也应有所考虑。一名举报者也表示“还应该追究纵容他报奖的人的责任。不能像捉小偷一样，把东西还回来就完了。”
保证学术独立
更多的有识之士指出打击学术腐败重在制度建设。
葛剑雄建议，首先要给科研和学校必要的自主权，保证正常的科研和教学不受到外界的干预。各级政府和各单位对科研和教育的发展目标要实事求是，不能指望大跃进，更不要将科研和教学人员的职称、待遇、地位简单地与项目、经费、成果挂上钩。“还要建立保证学术独立的机制，如学术委员会等都不应听命于领导或行政部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