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杀人者”的收治缺陷

政府“在必要的时候”实施强制医疗，但法律没解释什么是“必要的时候”

专家认为，对于精神病患者的收治，现行法律中的制度设计也有缺陷。

广东化州市文楼镇的刘亚林是一位精神分裂症患者，至今已有三人命丧其手。2009年以前，他在老家先后将两个老人杀害分尸，警方将其抓获后，因其精神分裂症又释放。

精神卫生法主要是规范对精神障碍患者的治疗和救助，同时也通过法定程序预防精神病人对社会造成危害，通俗地理解就是针对“还没有犯罪的精神病人”。

像刘亚林这样已触犯刑法但又“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犯罪人”，该如何看管治疗？刑法规定：“应当责令家属或监护人严加看管和医疗，在必要的时候，由政府强制医疗”。

刘白驹认为这种制度设计存有先天缺陷。政府只是“在必要的时候”实施强制医疗，而相关法律没解释什么是“必要的时候”，在实践中执行结果相差很大。

这类精神病人一般病情比较严重，家属或监护人很难看管。而囿于精力和财力，家属或监护人也难长期承担看管或住院医疗的责任。此外，法律也没明确规定家属或监护人不履行义务，应承担什么责任。

据了解，刘亚林无配偶、子女，父亲88岁母亲79岁。他第一次杀人后，警方将其交由53岁的哥哥看管。2009年哥哥在海口将他丢下。当年9月6日，刘亚林在海口将一8岁的女童杀害碎尸。

这次，政府仍没有对其实施强制医疗，海口警方又将刘亚林交由其兄，要求写下保证书严加看管。

刘白驹认为对具有杀人、伤害、放火、强奸等严重危害行为的精神病人，应一律由政府强制医疗，而不是含糊其辞的“必要的时候”。他建议刑法对此做相应修改。

“非自愿”被滥用

因“非自愿住院治疗”被滥用，近年来频繁发生“被精神病”的事件

缺乏精神卫生法，非自愿住院治疗无法可依，难以避免“被精神病”的情况发生。

刘白驹说，精神障碍治疗应遵循自愿原则。当然也不是绝对的，在特别情况下，可以实施非自愿住院治疗，这是各国精神卫生法的共同态度。但必须依法进行。精神卫生法应当明确规定标准、程序和社会监督、司法救济。

近年来，法学界和社会上许多人士也发出同样的呼吁。

根据我国立法法，对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的事项，只能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法律。

但国内精神医学界有另一种观点，认为有些精神病患者，已经丧失认知能力，听任本人拒绝住院，可能贻误治疗。对他们实行“非自愿住院治疗”，是医学问题。

刘白驹说，目前我国实际存在的“非自愿住院治疗”缺乏法律依据。全国而言，主要依据是卫生部在2001年11月23日发出的《关于加强对精神病院管理的通知》的一个附件《精神病人入院收治指征》。该指征列举了五类，其中第二类是“拒绝接受治疗或门诊治疗困难者。”刘白驹认为这是荒唐的，一个正常人如果被强行送去住院治疗，他当然要拒绝。

律师黄雪涛说，近年来频繁出现的“被精神病”案例，都是因为“非自愿住院治疗”被滥用了。

精神病院常说的有些精神病人没有行为能力，不能自主决定是否住院治疗的观点，黄雪涛指出，我国立法实际已经为行为能力的判断规定了法定程序。民事诉讼法就规定：认定精神病人无行为能力或限制行为能力的案件，须由精神病人的近亲属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提出书面申请，由法院经审理后裁定。但在精神病人的收治中，精神科医生却僭越了法律，成为决定一个人有无行为能力的主体。

由于这样的争论不止，精神卫生法也迟迟难以出台。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委员马力参与了精神卫生法立法调研工作，接受本报采访时说，这既有部门间的协调，也有各利益集团间的博弈。

记者从相关途径获悉，第三次征求意见稿已于去年12月开始征求意见。今年3月10日，吴邦国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中提到精神卫生法已列入今年立法计划。

(本报记者高明勇 对本文也有贡献)

■ 对话

精神卫生法有望确立司法救济

专家称被送治人或监护人若对强制住院治疗有异议，可向法院起诉

【对话人物】

刘白驹，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研究员、精神卫生立法研究者，曾发表《精神障碍与犯罪》、《性犯罪：精神病理与控制》等专著。自2003年以来，提交了十多项关于精神卫生立法和相关问题的政协提案，并对近年的几个精神卫生法征求意见稿提出过修改建议和意见。

使用“强制住院治疗”

新京报：目前一些被“精神病”的案例都是因为“非自愿”被滥用引起，什么情况下可以对精神障碍患者实施“非自愿住院治疗”？

刘白驹：在精神卫生法范畴里“非自愿住院治疗”被分成两类。

对可能即将发生危害社会和他人行为的患者强制实施的住院治疗，叫保安性非自愿住院治疗。

对病症危及自身生命健康，生活不能自理的患者，如果本人不愿意治疗，出于人道主义也可以对其施以强制住院治疗，这叫救护性非自愿住院治疗。

新京报：我国尚未建立保安性非自愿住院治疗制度，制订中的精神卫生法，有可能建立吗？

刘白驹：目前了解到的信息是有可能。不过不会用“保安性”这个名称，可能使用“强制住院治疗”的概念。

新京报：这与你说的“保安性”一样吗？

刘白驹：从几个征求意见稿来看，与我说的有些差异，与西方国家的精神卫生法也有所不同。

新京报：有哪些不同？

刘白驹：第一，它不仅针对“可能发生危害行为”的患者，也针对正在发生或已发生危害行为的患者，甚至似乎是主要针对后者。而“保安性”应该针对前者。

第二，在针对“可能发生危害”行为的住院治疗问题上，征求意见稿更强调监护人或近亲属的义务。只有在“已经发生”后，并且在监护人或近亲属不履行相关义务时，公安机关才走上前台。而我认为，在防止“可能发生”方面，公安机关应承担更大责任。

新京报：关于“保安性”的规定，应该注意什么？

刘白驹：为防止这种制度被不当利用，其适用标准和程序必须非常严格。尤其是要规定司法监督、救济程序。

新京报：据你了解，其他国家是怎么规定的？

刘白驹：各国做法不尽相同。英国、法国规定已被强制住院的患者，有权向法院申诉解除。美国的一些州则规定在开始决定强制住院时就应经过法庭听证。

新京报：我国正制订中的精神卫生法，对“强制住院治疗”会有相应的司法救济规定吗？

刘白驹：征求意见稿不仅规定了复诊程序，而且规定了司法救济程序。

新京报：司法救济在什么环节可以启动？

刘白驹：被送治人或其监护人如果对强制住院治疗有异议，可以随时向法院起诉。

地方条例难保权益

新京报：全国有上海、北京等6个地方制定了地方精神卫生条例，它们对救护性非自愿住院治疗是怎么规定的？

刘白驹：地方条例大多将住院分三类：自愿住院、医学保护性住院和强制住院。但没使用“救护性非自愿”的概念，而是将其暗含于“医学保护性住院”之中。

新京报：能否举例说明？

刘白驹：例如某地规定，诊断患有重性精神疾病的患者，诊断医师应当提出医学保护性住院的建议，由患者监护人或者近亲属办理住院手续。

字面上没提到自愿或非自愿。实际上包括了“非自愿”。

新京报：地方规定暗含了非自愿？

刘白驹：地方条例的实际意思，重性精神障碍患者无辨认能力，由监护人、近亲属代为行使决定权，由此办理住院等于“自愿”，不属于对人身自由的限制。

根据这些规定，即使患者拒绝，但如医生认为需要，只要监护人或近亲属办理手续，就可实施。对患者而言，其实是非自愿。

新京报：后果会是什么？

刘白驹：缺乏有效制约和监督。精神病院的“权力”很大，家庭的“权力”也很大。一旦精神病院把关不严，或与某一方家庭成员串通，甚至会造成精神正常者遭非法拘禁的后果。

而如果有人“被精神病”，但“条例”不承认其人身自由受到了限制，他就无法主张和维护权利，也难以追究有关方面侵权责任。

这种做法不应以任何形式在我国精神卫生法上得到延续。

非自愿是否属限制自由？

新京报：那么，正在制订中的精神卫生法，对于“救护性非自愿住院治疗”会有什么样的规定？

刘白驹：实际上，我们说立法的焦点是非自愿住院治疗，主要就是指“救护性非自愿住院治疗”。目前看，争议不小，悬而未决。

新京报：为什么会这样？

刘白驹：虽然“救护性”和“保安性”都构成对公民人身自由的限制甚至剥夺，但“保安性”主要基于对社会利益的保护，其决定可能有公权力(例如公安机关)介入。“救护性”的主要基于对患者的医疗救护，由近亲属、监护人与医疗机构共同实施。

长期以来，我国精神医疗界认为“救护性”的是单纯的医学问题，不涉及法律意义上的人身自由问题，无须执行法律上关于保护人身自由的原则和规定。

但法学界的一般观点则相反，认为“救护性”也是强制性的，构成对人身自由的限制甚至剥夺，而且可能被滥用，必须由法律规范，必须有司法干预。

新京报：住院治疗毕竟是专业性很强的问题，外界如何监督？

刘白驹：医学专业问题当然主要应由精神医学专家来判断。社会、司法对救护性非自愿住院治疗的监督，主要针对的是其适用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