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石扉客说，在做重庆报道过程中，最纠结的是报道总被人解读为阴谋论。而在系列报道过程中，石扉客还曾被造谣，和操作重庆报道的女记者长期同居，在云南保山开房等。

　　我现在仍能记得很清晰，《起底王立军》这个专题正式开始操作的时间，是2012年2月8日，即王立军出走美领馆后的第二天。但之前我本人和《南都周刊》针对重庆事务所做的观察、铺垫和报道，则可追溯至4年前的2009年。

　　这个采写操作过程，可细分为萌芽、发展、发力、风波与全面启动等六个阶段

　　王立军调任重庆是2008年中，此前他在铁岭和锦州的高调做派早就在媒体视野范围之内，因此调任重庆此举，本身即成新闻。我在央媒任职时的同事曾跟我提起王对媒体人都很仗义，每到该地采访，一定要亲自接待。他们拍片时可随时到王任职的警局征用车俩，走时将警车直接扔回市局大院即可。犹记彼时一位同行曾拉我一起去重庆做王，我言没兴趣，盖因所有在媒体上过于高调的人物，均会让我本能警惕。而王在东北那一套手法，即便冷眼旁观也可知问题一定多多。

　　是年10月27日，“首届法医人类学个体识别技术应用专题研讨会”在重庆召开。我在重庆市局官网上查看到会议相关详情，以及对王显赫的学术身份介绍，颇觉震惊。有法学常识的人都知道，法医多是医科大法医专业科班出身，鲜见有自学成才的法医，更别说是法医专家。而王获得的这些殊荣，和铁岭公安局213研究所真正自学成才的颅面鉴定专家兰玉文之间，关系含糊。

　　我随机悄悄向两个人了解相关情况。关于王的学界兼职情况，我向贺卫方老师发邮件了解他的北大兼职情况。贺老师向我证实，王确实为北大法律系刑法兼职研究员。2009年底我赴美，次年1月，关于王的国际法医协会任职情况，我又向某著名打假人士咨询。

　　而年底爆出的李庄案，也让重庆打黑正式进入大众视野。《中国青年报》12月14日的李庄案报道是整个重庆形势中非常重要的一则媒体事件，这则著名报道的标题极长，含两个双引号，为《重庆打黑惊爆“律师造假门”——律师李庄、马晓军重庆“捞人”被捕记》。

　　是日我正在费城，晚上回到公寓，因为时差，正好看到这篇报道，非常震惊，于是在我的天涯博客黄亭子里写下一篇简单的博文。在这篇博文中我写道，这篇报道让我震撼，但震撼的“不是报道的内容，这个早在预料中，几个月前我就在推特上感叹重庆的小文革在逐渐成型”。

　　此中很值得观察的即是前文所述地方警局与权威央媒之间的微妙关系。

　　这篇博文随机被我的朋友、上海刑辩律师张培鸿转载到他的博客上，又随即被他的浙江同行，刑辩律师陈有西看到。陈随即在次日撰写了一篇名为“法治沉沦”的长文。这篇文章传播极广，反响极大。

　　陈在随后的一周里，又接连写了《论律师》、《论打黑》、《论智库》三篇文章来分别评论李庄案。

　　现在想来，如果说我那篇小博文就像是一场大戏里的小过门，那陈有西这四篇文章则犹如后面浓墨重彩的主角亮相。李庄案迅速成为外界关注重庆事件的焦点。

　　李庄案自此成为重庆的分水岭。

　　这年年底，我半开玩笑在推特上建议各大媒体应该设重庆站，因预判未来3年重庆都会是新闻高地。事实上《东方早报》、《财经》杂志和《时代周报》等在此期间也开设了重庆站或派专人常驻渝，这批外埠媒体驻渝同行发回的大量报道，让外界观察重庆事务提供了很好的参照系。如潇湘晨报倪志刚就从李庄案二审中最早发掘出李庄的藏头诗。而彼时还在新民周刊任职的季天琴也在重庆采访，她旁听黎强案、李庄案等的分析与感受，让彼时还身在国外的我得以更接近浓雾环绕的山城。这种密切交流，也打下了一年后我们合作重庆报道的基础。

　　2010年初，李庄案二审尘埃落定，对重庆事务的观察陷入低潮，一直到2010年下半年的“双起论”事件。

　　2010年11月15日，王立军在重庆市局党委第22次会议上提出的“双起论”出现在网络上。

　　王说：

　　“今后，凡是报纸歪曲事实真相攻击我市公安机关和民警的，就以单位起诉当事报社和撰稿人；如果他提及民警个人，且造成后果的，民警拿着证据到法院起诉记者，相关部门和民警所在单位要支持和协助。这就叫‘双起’，公安机关起诉报社，民警起诉记者。”

　　王进一步强调如何对付媒体：

　　“我们不是不懂政治，因为政治上我们没有驾驭权。但他如果把政治变成法制，这是我们的强项。如果他要把法制过程当中的问题变成案子，咱们搞了这些年案子，他行吗？搞政治我们只有一半的主动权；进入法制轨道，我们就有了全部主动权；要把这事变成案子，他就是观众了。”

　　王这些话，和前述中青李庄案报道一样，都是研究转型期警媒关系不可多得的样本。这番话之所以出现在网络上，是因王要求挂公安内网，并要求各单位组织学习，手写2000字以上感悟。有警察觉得这些话很给公安干警撑腰提气，就主动贴到外网上来。

　　当天我看到这个信息，吃惊之余随即在新浪微博爆出，北京律师浦志强也开始跟进，随后上海《新闻晨报》和《南方农村报》都有相关报道与评论。重庆警方迅速捕捉到我们这些言论上报并组织应对。事后我们获知的材料显示，在警方文件里的关键词，比如“网络舆情巡查”、“舆情预警研判”、“网络舆情引导战役”、“正面引导口径”、“淹没战术”、“转移公众注意力”、“淡化焦点”等，准确而生动地显示在当代警媒关系中，重庆警界的真实心态与技战术，针对性与实操性非常强。

　　当然，当时我并不清楚这些针对我们的技战术早已经在有条不紊地布局中。因同时期的上海“11·15”大火等其他新闻事件转移了视线，此事随后平息下来。

　　第三波，是2011年春天的发力。在杭州年会上，开始着手安排重庆事务的封面报道，这是《南都周刊》关于重庆报道的发力伊始。策划案上我定的标题为四个字：围观重庆。包括4篇稿子：文强案的遗产、唱红打黑中的西南政法大学、红色卫视经济账、酉阳官员监控风云。此时，已加盟南都周刊担任高级记者的季天琴熟谙重庆政情，于是由她领衔，和另外一位高级记者曾向荣联袂兵发重庆。

　　前期采访很不顺利，我们不久即收到指令，要求季曾两位立即撤回来。也就是说，重庆方面盯得很紧。

　　但这4篇稿子，除了文强案遗产因前期无法推进以致流产外，其他3篇后来都陆续以单篇的方式刊出。其中，为降低敏感性，由季天琴操刀的《唱红打黑中的西南政法大学》更名为《红岩下的西南政法大学》刊出，这是其中影响最大的一篇，也是和王立军关系最直接的一篇（采访详情，季在《南方传媒研究》第40辑上《我的2012》一文中有详细追忆）。

　　我的预设目标本要在这篇中解决王立军的西政教职合法性问题，季也在前期采访时和王直接间接有过核心问题的采访接触，西政为此连续给我们发来三份传真，表示聘王为教授合法合规，有理有据，如周刊报道有误，将追究法律责任云云。后考虑到风险，周刊总编陈朝华拿下了这部分内容。现在看来，这个决策非常明智，为此后操作《起底王立军》预留了足够空间。

　　回过头来看，倘以重庆报道为例，这个时期的警媒关系，得处处小心，时时谨慎。事后，我们拿到的相关材料也证明，这些担心确非多余，王立军时期的重庆警方依赖大情报系统，已经建立了一整套监控体系，上了黑名单的人，都在全方位监控中。其时，重庆本土有气节有想法的媒体人日子更不好过，被打压者有之，险些被劳教者也有之。

　　这批报道见报后，随即就是2011年4月的李庄案第二季，我们面临的情况已较紧张，无论是媒体管理方和重庆方面，都在提前布局，再次冲线的难度极大。由此我策划了一期剑走偏锋的封面报道，题为《大牌律师转型》，意即从李庄案等开始，一批大牌商业律师开始试水公共参与。这组报道含3篇稿子，其中最核心的一篇即为《李庄案背后的律师暗战》，操刀记者仍为季天琴。

　　操作这篇稿子的关键是时间踩点，既不能公然对抗管制，也决不能损害到李庄的利益。我们设计这组稿子的传播时间点有两个准则，一是在李庄6月11日出狱那天推出，二是确信他已平安抵达首都机场后才上网推广。事后证明，这期稿子的时间窗口非常侥幸，上网后第二天即收到非常严格的禁令，其他媒体已无法跟进。一家著名杂志的大规模李庄案报道，彼时因已无法见报，只好给记者发双倍稿酬以做安抚。

　　亦由此可见，在复杂的警媒关系生态中，媒体报道的时机把握，需要非常到位的判断。一着不慎，即满盘皆输。李庄案第二季这个报道经验，也为此后操作《起底王立军》提供了借鉴。

　　在随后6月，是著名的“一坨屎”劳教案，这个人神共愤的题让人联想起文革时著名的恶攻罪（恶毒攻击伟大领袖罪），但此案当时所有信源被重庆方面控制住了，无法跟进。

　　在这个时间窗口里，我的同事又操作了一期与重庆有关的封面报道《种树政治》。8月，南都深度记者姜英爽专访到了出狱两个月后的李庄本人，都市报不敢刊发，在报系领导支持下，我们拿过来作为封面报道《李庄说李庄案》在周刊有惊无险地刊发。

　　如此，周刊连续做了四期关于重庆的封面报道，这种攻势一直沿袭到2011年下半年。9月，获悉重庆警局和奥康威视公司签约天价监控设备，我关心这种“治安乌托邦”在技术上的可行性，于是策划做了一期有关监控的封面报道，但这时考虑到局势已积累到高风险态势，我们已不太敢再直接拿重庆来解剖，只选择了解剖这家公司。

　　总之，和其他媒体比较，《南都周刊》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在薄王倒台前即对重庆事务做了密集的报道。2011年，堪称是《南都周刊》的重庆年。但这一年最后几天爆出的一个小风波，倒是让我始料未及。

　　在做重庆报道的过程中，我最为纠结的就是，我们这些报道总是被人解读为阴谋论，既与事实真相完全不符，也让我有被侮辱的感觉。

　　2011年11月12日，我在黄亭子博客写下一篇博文，名为《关于南方系的标签》。在这篇文章里，我表达了这种被侮辱的感觉，也公开提出希望约访王立军，约访信贴出来后，杳无信讯。薄王垮台后我们得到的信息证实，王确实通过舆情监控管道看到了这份约访信，只是没有回应罢了。

　　这一年的最后两天，某著名打假斗士在新浪微博爆出“猛料”：“石扉客当时代表南方某报刊想整重庆公安局局长王立军的黑材料，找我咨询王立军的学历和学术成果有没有问题。我看了他提供的材料，告诉他看不出有问题。他们的报道就做不下去了。”

　　这一天是2011年12月30日中午12点44，在随后的几天里，我的个人信息和家庭成员情况以及家庭住址都被迅速泄露在网上，我收到几十个骚扰电话，造谣诽谤也不期而至，指称我和周刊操作重庆报道的女记者“年轻貌美的季天琴长期同居，在云南保山开房”等。

　　我能做的，就是发表回应声明。我还得隔空喊话，不卑不亢，挤兑住可能存在的暗黑力量，同时在上海和广州等地报警。在回应声明里，我如是写道：

　　“沟通总是最重要的，我本人确实希望采访王局长——我和我的同事并不希望妖魔化一个栋梁之才，也不希望轻易放过一个欺世盗名之辈，这也是为什么我一个多月前发《关于南方系的标签》这篇博文的缘故。”

　　“王局长真荣调公安部担任重要职务的话，只要恪守宪法和法律，更不是啥坏事。监控电话，调查隐私，制造意外，等等等等，这些下三滥的鬼蜮伎俩，我相信他一定干不出来，也不会允许他的下属干。当下的中国，也已经不是人命如草芥的时代了！”

　　从业十多年以来，我自忖没有私敌。我总以为到了一定位置的人，总会多少在意自己的形象，更兼自重身份，轻易不会使鬼蜮伎俩。所以我的反导防御系统，就像反右前夕的龙云一样，也只有公开说破和挤兑这两个盾牌。

　　当时，我无论如何想不到对方的政治生命已经在进入倒计时了。

　　王立军免去公安局长职务时，周刊正在广东南昆山开年会，山上无法上网，也没有3G信号，下得山来方知此消息。在免职同时，王的副市长职位也从分管政法调整成分管教科文卫，有和重庆熟稔的微博名人随即预言这是要重用和高升的迹象，因组织上准备增加其多岗位历练经验。于是马上有媒体做了王立军履新的报道。

　　王免职与新任党委书记关海祥履职的重庆市局干部大会上，时任重庆市委常委组织部长陈存根与政法委书记刘光磊的讲话，都高度肯定了王在市局3年的工作。前述微博名人和媒体的判断，我估计主要受此影响。

　　我们也在判断这个消息的象征意义。《重庆日报》这几天报道的薄熙来关于意识形态的讲话让我怦然心动。薄说，我们这里一出点什么事，国外反动势力就幸灾乐祸。那么“这点事”，到底是什么事呢？

　　王闯馆是2月6日下午，2月7日是周二，周刊例行的截版日。是日，编稿到深夜11点半，微博上突然放出一条成都美领馆有事儿的消息，我记得比较早的一条消息是土家野夫的，他发微博隐晦称造访美领馆的可能是重庆那位来俊臣，当时也有消息称是藏区有事。

　　如是藏区有事，我想第三方机构和外媒一定会不久就有消息。如天亮时还无藏区消息，那重庆有事的概率就极高。是晚，我一宿未眠，通宵达旦追踪这些消息。8日早晨，王立军缺席9点召开的重庆教育工作会议的消息出来了；10时，重庆市政府新闻办放出那条著名的休假性治疗消息。

　　这回，是真的天亮了。

　　“起底王立军”的采写操作随即开始全面启动。那几天，我发的两条微博，可基本代表当时的思路：

　　“王立军应是媒体报道得最多的警察之一，也是报道得最少的警察之一。多，是指各种充斥着传闻和想象，或者语焉不详或者一厢情愿的包装与解读；少，是指极少有真正报道触及到他在辽宁和重庆官商两界上的权谋纷争核心问题，以及他的隐蔽内心世界。”

　　“未来一段时间里，既不简单化、也不妖魔化地尽量还原一个真实的王立军，是各大市场化媒体的一次重要同题竞争。”

　　采写过程主要是兵分两路，主笔季天琴集中攻重庆、合肥等地，另外一位记者周至美则主攻辽宁等地。资料搜集和整理则是来自复旦以及华东师大等地的五名实习记者唐爱琳、李韵、徐雨雯、常烨等。这几个孩子都很能干，令人欣慰的是，现在大多都已获得很好的Offer.

　　记者在前线采访时的各种经历，非常准确地证明了周刊此前两年进行的重庆报道是极端重要的。不少关键人物的突破，就是因为他们看过我们在薄王倒台前的报道。周刊不摇摆不投机的坚定价值观与正道直行、不拿立场换信息的操守，获得了对方的充分信任。

　　正如香港大学钱钢老师所说，“哪里有你的敌人，哪里就有你的朋友”。整个前期采访过程中，我们的最大感受，也是这样。敌人最多的地方，也是帮你的人最多的地方。

　　之前的诸多谜团也在抽丝剥茧地逐渐显露出真相。在一份互联网突发事件专报材料上，王立军的亲笔批示是：

　　用正义呼声对付流氓，用群众惩治地痞，用专家来揭露内幕，用事实来揭示南方系是流氓。

　　王的批示被常务副局长、分管副局长和政治部主任等层层批转落实到网安总队和宣传处等执行机构，批示要求“宣传、网安等异地策动XX、XXX等名仕、网民力挺XXX，攻击南方系，每日报舆情”。

　　这份专报材料的时间为2011年12月30日16点04分，编号为第544期，我不知道还有多少这样的材料。一直到看到这些材料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原来危险曾经如此之近。

　　前期采访完成后，后期加工是个重要问题。在方向上，鉴于王立军的特殊身份，我们决定做人物而非事件，以解剖这个当代中国警媒关系的集大成者。在结构上，我设计为以下八个部分：

　　1. 王立军是怎么炼成的

　　2. 东窗事发

　　3. 治警

　　4. 打黑真相

　　5. 学者王立军

　　6. 化妆师王立军

　　7. 从铁岭到锦州

　　8. 王立军词典

　　上述8个部分里，除第7篇由周至美承担外，另2、3、4、5、6、8六篇均由季天琴负责。第1篇综述则是我自己操刀，确定整组报道的基调与前进方向。

　　其中分量最重，风险也最大的为第2篇“东窗事发”。季天琴在《我的2012》一文中回忆说，我当时交给她的任务是要在新华社尼尔·伍德案通稿之外，搞出一篇我们自己的通稿来。其实，我设想的是在新华社通稿的骨架基础上做填空题。通过补充被省略的情节，被遮蔽的背景，来逐渐还原出来此案的脉络，呈现王立军在案中的真正地位与作用。“搞篇我们自己的通稿”的说法，听起来比较豪情万丈。但“做填空题”这个路径，似乎更准确与可行。

　　此外，这8篇中，第8篇是被传播忽略的一篇稿子。我们通过精研王立军的讲话、批示以及其他一手材料，以港大钱钢老师教授的搜寻KEY WORDS的方式提炼出若干关键词，编成“王立军词典”。这些关键词，既是王立军个性风格的生动体现，也是当下警媒关系的准确写照。

　　在整个采编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对风险的把握与评估。经过反复甄别与衡量，经领导批准，我们确立了以下6条原则：

　　1. 任何采访都需要有文件、案卷和照片资料印证；

　　2. 和尚未审结的案件做一定程度的切割；

　　3. 涉及到媒体同行尽量不点名，以减少不必要的树敌；

　　4. 舍弃可能导致消息泄露和报道夭折的高风险采访；

　　5. 切割掉部分高风险的敏感细节；

　　6. 舍弃可能引发伦理问题的敏感照片和文件资料。

　　按照上述原则，大部分稿件在2012年8至10月都已经先后完成，接下来就是见报时机的问题了。报道出版的时机选择，恰好是在十八大之后，2013年新年之前。盖因此时，重庆人事调整重新布局，局面开始从王立军事件后的维稳过渡期向十八大后的调整甄别期发展。

　　现在想来，这几乎已经是唯一可能推出来的机会了。实际上，到那个时候，我们也已经疲累不堪，几乎是强弩之末了。12月初，当领导告知我稿子很难见报时，我给领导写了一封邮件。在详述稿子应当抓紧推出的第四点理由时，我写道：

　　“这个题从2月份开始操作，周期非常长，我们开始拿到的料绝对是全世界媒体的独家，操作的方向也证明没有问题。但稿子久久不能见报，导致战线拉得极长，大量本来非常独家的信息不断被解密被消解，甚至成为街货，只能非常痛心删除；而新的信息又层出不穷，每个重要信息，都得去重新调查求证；与此同时，我们必须随时监控这些情况，与之保持同步赛跑，唯恐错过与遗漏。至于操作这个题过程中遭遇的那些风险与波折，自不用再说（每个参与的成员甚至实习生都被喝茶，我个人也深深地被搅入其中）。这个漫长的工作，让记者和我本人都非常疲惫，说身心俱疲，一点都不夸张，所以都希望早点见报就能早点解脱。”

　　这份邮件是2012年12月3日晚，我在成都去重庆的动车上写就的，彼时心情可见一斑。

　　这封邮件发出几天后，恰逢南周的一篇王立军花絮稿见报，再加上此前财新传媒等兄弟媒体的李庄案申诉报道等预热和造势，终于促使领导下定决心出货。

　　重重努力之下，12月17日，这组报道终于顺利见报出街。

　　这组报道出来后，反响很热烈。但也有些比较特别的反响出乎我的意料，如以下几种看法：

　　1. 认为妖魔化王立军（部分网民）；

　　2. 认为八卦（腾讯今日话题等）；

　　3. 认为不够深入透彻（杨海鹏、李庄等）；

　　4. 认为在美化王立军（司马平邦、锵锵三人行等）。

　　这些看法都很有意思，造成这样的观感也不奇怪。

　　首先，事实本身已经足够八卦。如尼尔·伍德案，在2012年8月新华社通稿出来之前，我也想不到还会有“一记耳光”这种动作，“酱油壶”这种道具，“化作青烟，驾鹤西去”这种台词。种种匪夷所思的细节，犹如一场光怪陆离悬念百出的好莱坞大戏，又好比刘老根大舞台上的乡村爱情故事，即土且二，充满八卦及恶搞元素。

　　其次，是王立军和重庆事务的口径限制，导致报道受限，报道不充分。这种报道限制，不仅存在于薄王倒台前的重庆。重庆问题，事实基本面的还原都远远没有做到，更谈不上检讨、反思和清算。对执着于重庆报道的媒体，不明就里的外人以及部分业界同仁们还屡屡责以“落井下石”的罪名。这就是重庆问题上媒体面临的悲哀现实。

　　第三，过去媒体包装的结果以及受众的英雄情结。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王立军从警28年来，一直在浓妆艳抹的包装之中，媒体以及网络所打造出来的英雄与硬汉形象，上“绑架”领导，下“浸润”群众，已成源远流长的“立军文化”，影响深远。

　　最后一个问题是技术上的传播困境，包括网络传播与纸质传播、部分传播与整体传播、传播与发行、管制之间的矛盾。这种传播困境造成的一个后果是，相当数量的评论者仅仅看到八篇报道里的一篇稿子，遽下以为窥斑见豹实为盲人摸象的结论。

　　但必须要承认，因种种原因，这组报道并非完美无缺，仍然有相当多的缺陷，我以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没能涉及到王立军案的辩诉交易内幕，特别是没能交代清楚王薄关系；

　　2. 没能涉及到王立军本身的贪贿问题，这点其实已由纪委和法庭坐实部分；

　　3. 打黑资金流向问题没能涉及；

　　4. 王的作风问题。此点已为纪委通报证实，恰恰是这个最为八卦的部分，我们也没有涉及。

　　令人欣慰的是，前述财经、GQ和新世纪等几家媒体的后续报道，某种程度上弥补了我们的缺陷。由此更见市场化媒体针对不应回避的共同标的，基于新闻专业主义的时代使命与艰辛努力。

　　周刊这组报道能顺利出来并有惊无险，和这些兄弟媒体此前的铺垫，此后的跟进有莫大的关系。和那些一直在前线搏杀，承受着种种压力，至今默默无闻的同行比起来，和那些在重庆不受制约的权力之下，被荼毒被侮辱被伤害的不幸群体比起来，端坐后方其实毫发无损的我，受些惊扰实在是算不了什么。念及这些，我内心深处，充满感恩。

　　在《王立军是如何炼成的》一文中，我写道，王立军是一把手独大的干部人事体制、警权独大的公安司法体制、警界内外渴望变革的情绪等多种因素的产物。我特别想说的是，他同时也是畸形警媒关系的产物。

　　在过去三十余年中，转型中国的警媒关系经历了《法治在线》式的伙伴与同盟关系、“孙志刚案”式的监督与反制关系之后，现在已经进入了互不信任与互相利用的第三阶段。

　　操作这组报道，我的终极目的，即是想探讨建立现代警媒关系的可能性，探讨警察权与媒体监督权如何在健康的轨道上运行，而不至于成为特务政治与民粹情绪的牺牲品。我想，依法用警与依法治警，以及新闻操守与新闻专业主义，这些关键词所寄予的，正是未来中国所迫切需要解决的。

　　监督公权力特别是监督警权，从来都是南方报业特别是南都报系的核心价值观之一。十年前陈峰、王雷的《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是这样，几年前龙志的《彭水诗案》和安元鼎截访公司的报道是这样，四年前我本人的《上海乌龙剿匪记》也是这样，今天我们团队的《起底王立军》还是这样的报道。

　　这组报道，后获南都周刊2012年度大奖和首届南都全媒体年度大奖，也被收入南周2012年传媒年度致敬丛书。

　　在2013年3月30日的南都全媒体颁奖晚会答谢词里，我如是写道：

　　“ 《起底王立军》，是我和周刊的新闻团队做得最艰苦的一次报道。操作这组报道过程当中，”

　　“没有南方报业薪火流传的企业文化，没有集团领导的包容，报道出不来；没有分管社委黄常开、总编陈朝华、执行主编许庆亮的担当，报道出不来；没有我的搭档潘葱霞过去一年来在日常采编事务上的分担，没有主力记者季天琴等的前方突破，报道出不来；没有那么多冒着各种风险用各种办法给我们提供了巨大帮助的人，没有那些在最艰难的时刻也死死守护着正义和良知底线的热心人，没有那些我们还没有办法公开言谢的朋友们，报道出不来。”

　　“为了守护南都的传统和文化，在过去十多年中，南都报人付出了昂贵的代价。让我们记住那些用鲜血和自由，用泪水和汗水捍卫我们的核心价值观，那些本应该也来到今天这个颁奖现场的前辈和师友们。这组报道今天获得的这些荣光，不止属于我们，也属于这些筚路蓝缕的前辈和师友们，属于南都报系的核心价值观。”

　　（作者系资深媒体人，时任南都周刊编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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