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5月23日上午，韩国前总统卢武铉跳崖身亡。此前，卢武铉正在接受有关腐败案件的调查。

　　卢武铉出身平民，曾经为劳工的权益而斗争。2003年2月，卢武铉就任韩国总统，2008年2月卸任。在任期间，被认为处理与朝鲜的关系时过于软弱，政绩上也乏善可陈。最后，甚至在国内出现了“很卢武铉”的说法，意思是很失败。更糟糕的事，卸任以后有深陷腐败丑闻之中。

　　同中国的情况类似，韩国也是腐败的沃土。从全斗焕开始，历任总统都卷入到腐败问题之中。其中，金泳三和金大中是儿子出现了经济问题。尤其令人失望的是，像圣人一样的民主战士金大中和争取劳工权利的斗士卢武铉，都没有做到远离肮脏的金钱。

　　罗素曾经谈到过两种文化：知罪文化与知耻文化。他认为，知罪文化是认识到有些行为是罪恶的，不能去做。知耻文化是只有在罪恶被发现和受到惩罚之后，才能够感到羞耻。这段话，我看了好几遍以后才理解了大致的内容。罗素认为，古代希腊的文化就是知耻文化。罗素也许对古代希腊很有偏见，他说，古希腊人喜欢谈论友谊，可是为了利益会毫不犹豫地出卖朋友。古希腊人喜欢谈论正义，但很多哲人都去侍奉暴君。当然，上述引文还需要核对。

　　当时，我就感到中国和日本的文化接近知耻文化。今天在查找出处时，找到了对美国作家鲁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的介绍：“著者把日本文化的特征概括为‘耻感文化’，认为它与西方的‘罪感文化’不同，其强制力在于外部社会而不在于人的内心。”

　　应该说，中国、日本和韩国的文化都更加接近知罪文化或者耻感文化。这是我们的特点，也许不是很容易改变的。我认为，我们一方面要对文化进行改进，同时也要守住我们文化的底线——知耻。在日本和韩国，政界人物被揭出丑闻，商界人物在面对失败时，一定要鞠躬道歉，有人还要以自杀来谢罪。遗憾的是，在我们中国，此类事情已经是历史故事了。鞠躬道歉和自杀谢罪不一定是真诚的，但毕竟是承认了事实，承担了应该承担的后果。

　　反观今日的中国，在文革中犯下罪行的人不去悔罪，而且大言不惭地讲述光辉的历程。那些渎职的官员，很少有人承认错误。那些拍摄虚假广告，甚至直接或间接参与诈骗的明星，基本上不出来道歉。那些假唱者不但不脸红，而且振振有词。我还看到有上市公司通报欠款的官司，声称“正在积极应诉”。至于给股东带来的损失，以及自身信誉的缺失就只字不提了。同时，我们也要应该承认，贪官在法庭上还是悔过的。

　　大人物没有羞耻感，平民也没有。在伊卡洛斯的文章《反对流氓主义》后面，有网友这样说：“错的都是环境，自己总是对的，自己不对的那也是不得已的——这是流氓的入门必修课”。甚至犯了罪的人，还要大言不惭地说：有人的罪行更重。死不认错的人，会被冠以“率直”和“说真话”的美名，甚至会成为名人。无耻，是可以比赛的。

　　不仅如此，还有很多人不厌其烦地为历史上的暴君和贪官翻案。其做法，就是把在日常生活中自我开脱的手法延续到历史研究当中。如果套用旧的概念，就是把辩证唯物主义中的唯物去掉了，只剩下了辩证。我甚至怀疑，有些学者在等身的著作中，是不是在以颠倒黑白为能事。

　　我们应该怎么办呢？记得学者和作家黎明说过，要捍卫做贼心虚的传统美德。记得在旧电影中，反动派的办公室里面常有礼义廉耻四个字，当时很反感。现在看来，这四个字一个也不能少，尤其是最后一个字。

　　我并不希望卢武铉以这样的方式谢罪。面对悲剧，应该向南韩卢武铉前总统致以哀悼和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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