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平先生曾自嘲地说：“我是法大历史上最短命的校长。”的确，江先生只做了一年半的校长，然而这短短的一年半，却足以让他载入史册。

　　江先生是法大复校后第一位真正的校长（此前均由公安部长、司法部长等官员兼任）。江先生长校时，校内民主空前繁荣：学生社团五花八门，学生刊物雨后春笋，讲座沙龙铺天盖地。特别是每月一次的校长对话会，江先生率全体中层干部接受师生代表质询，让我们真正体会到了当主人的扬眉吐气。思想的交锋，精神的滋养，弥补了校园硬件的寒酸，自/由、民/主、独/立的法大集体气质悄然形成。

　　1/9/8/9年更是风云激荡。臭名昭著的“4·2/6社/论”令群情激愤，同学们连夜写好遗书，次日一早在校门口誓/师。我们的江校长堵在门口，苦口婆心，忧心如焚。年轻气盛的我们哪里听得进！突然，他坐下了，声泪俱下：“同学们，你们是爱国的！但我必须对你们的安全负责，对你们的家长负责！”那一刻，他是校长，更是父亲；那一刻，他比站着更伟岸；那一刻，实际上已预告了一个独/裁/政/权的垮掉。

　　我不知道，我们在广/场的日日夜夜，江校长是如何煎熬过来的。我只知道，屠/城后的红/色/恐/怖中，先生以怎样的良知和勇气，担当起了历史的苦难！

　　先是清洗，人人过关。江校长象护犊的母鸡，羽翼着我们这些稚嫩的鸡雏。法大闹得最“凶”，损失却最小，以致今天自/由的种子仍未灭绝，实赖于江校长当年的宽容和袒护。（后来耳闻目睹了外校、外地对学生的迫害，更庆幸法大有江校长！）

　　安顿好学生，江校长该下台了。据说，当局想给双方一个体面的台阶，让江校长主动辞职。江校长拒绝了——我何错之有？结果，他成了当年唯一被“撤职”的大学校长。那一刻，一向温和的江先生表现出决不屈服的决绝姿态，与“绝不在刺刀底下做官”的李/慎/之先生一样，代表了那个年代知识分子的气节和风骨。

　　“残肢逆遇未曾摧，乌纱抛却田园归。宠辱应似花开落，忧国何分位尊卑。世事沧桑心事定，胸中峰壑梦中飞。长夜寒冬无声处 ，信有大地响惊雷。”江平就是江平，江平只有一个。

　　我有幸参加了85级的毕业典礼。江校长的讲话如黄钟大吕，声震屋瓦：“我们无愧于历史，无愧于人民！一切是非功过让历史来做最终的评判吧！”在悲壮的《国际歌》中，在经久不息的雷鸣般的掌声中，江校长昂首走出礼堂。

　　可惜，我们86级的毕业证书上已不复有江先生的印章和签名。我们的毕业典礼上，同学们发现主席台上少了尊敬的江校长，便齐声呼唤：“江平！江平！江平！”新任校领导硬着头皮宣布开会。散会时，全场起立，再次齐声呼唤：“江平！江平！江平！”久久不肯离去。

　　毕业典礼结束，我直奔江校长家，请他在毕业纪念册上题词，先生大笔一挥：“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他给更多的人留言是：“只向真理低头！”后来，这几个字印在法大文化衫上，伴随着一届又一届毕业生远走天涯，播撒火种。

　　在中国这个官本位的势利场中，有谁下台后比当权时更受尊敬和爱戴么？有，江先生是也！1990年底，高压依旧，法大毕业生自发为江先生祝贺六十大寿。我相信，这比任何官方荣誉都更真实，也更珍贵。

　　此后，从复校“一期”79级开始，历届毕业生回母校聚会，都沿袭一个不成文的惯例，一定要聆听老校长的新教诲。先生在我们86级毕业十周年庆典上，激情依旧：“十年前，我们有幸共同经历了一场伟大的爱国民主运动，我们无非是追求一个民主的中国，富强的中国，何罪之有？！十年后，你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已小有成就，但我们不以成败论英雄，不以官位、金钱论英雄，关键在于我们是否还葆有一颗赤子之心，一颗对国家命运、对民族利益负责的赤子之心！”

　　江平与法大，已融为不可分割的一体，他是法大的象征，是法大的灵魂，是法大当之无愧的精神领袖。镌刻着先生手书“法治天下”的石碑，矗立在法大校园内，也矗立在所有法律人的心里。

　　卸任后的江先生反而更忙了，他参与立法、著书立说、巡回演讲，为宪政、为人权，去启蒙、去呐喊。他把整个社会当作更大的学校，他的声音传四方，他的桃李满天下。

　　人们常慨叹49年后中国再无大学校长，江先生填补了这一空白。从此，在蔡元培、梅贻琦、胡适之、罗家伦、傅斯年、竺可桢……这一闪光的名单上，又多了一个名字——“江平”。

　　江平，江平，我们永远的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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