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利波的父亲在自家屋里。安利波在村里时也住在这里。

患病前的安利波。

7月14日，安利波的父亲安继富说，他对照管儿子有心无力。

　　曾在沪两度行凶，遣返回乡未得到公安、民政部门监管，再次赴京行凶

　　7月11日，安利波在北京持刀砍死一美国籍男子，动机不明。安利波，黑龙江肇州县丰强村村民，35岁，无业。

　　这并非安利波第一次行凶。一年前，他曾两次在上海持刀行凶、抢劫，后因诊断为精神分裂，作案时为发病期，无刑事责任能力，被遣送回原籍。

　　一个已确诊的精神病患者，有危险倾向，却并未得到居住地政府方面足够的照料和监控，直到再度离家并犯案。

　　安利波行凶的背后，是当地对精神病人监管举措和制度的缺失。事件发生后，当地派出所所长已被免职，部分警员被停职。

　　安利波再次成为新闻人物。

　　7月11日，安利波在北京捅死一名美国籍男子。

　　这位黑龙江省肇州县丰强村村民，无业，因一年前在上海的抢劫而被村里人熟知。安利波随后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由上海警方送回老家。

　　在家乡的一年里，安利波本应被相关部门严加看管，并定时回访，但家人、村子、县民政、警方……这一系列责任人却因各种原因缺位。

　　这个危险的精神病患者最终离开家乡，来到北京。他再度掏出刀子。

　　在京持刀杀人

　　7月11日，安利波和一名外籍男子迎面相遇时，掏出菜刀砍中对方颈部致其死亡

　　7月11日15点20分左右，安利波出现在北京大栅栏地区的取灯胡同。

　　据媒体报道，安利波和一外籍男子迎面走来，两人在胡同东口公厕旁相遇。安利波掏出菜刀，砍中外籍男子颈部。外籍男子趴倒在地，鲜血不断从颈部溅出。

　　附近居民称：砍人者随后顺着胡同向西跑去。整个过程只有半分钟左右。民警很快封锁现场，搜寻砍人者。

　　警方随后查明，被砍死亡的男子姓Mills，62岁，美国人。

　　据北京警方通报，安利波于7月11日凌晨乘坐火车从原籍到京。安利波的父亲和丰强村村民最后见到他，还是事发前一周。

　　出发的那天，安利波跟家人嚷嚷着要去大庆打工。

　　他的父亲安继富默许这一要求，并要送他。安利波生了气，他情绪大变，涨红脸喊了句“送啥送啊”，转身出了家门。

　　曾有村民看见安利波穿戴整齐，急急地往镇上的方向走，看起来与常人无异。

　　村干部和当地派出所也并没有监控到，一个有过暴力行为的精神病人要出远门了。

　　村里没人知道安利波去了哪里，直到警方前来调查，安继富才得知儿子杀了人，还是在相隔千里的京城。

　　曾因抢劫押送返乡

　　2011年2月安利波在上海两次持刀行凶、抢劫，司法鉴定诊断其患精神分裂症，案发时无刑事责任能力

　　这并非安利波第一次持刀行凶。2011年8月上旬，安利波的姐姐安利英将他从大庆市丰乐镇派出所领回家，安继富见到了久未谋面的儿子。

　　安利波套着一件灰衣服，“精瘦精瘦的”，“贼溜溜”地看着安继富，不言语，也没叫爸爸，径直走进了屋。

　　安继富一直用“贼溜溜”来形容儿子回来后的眼神：“不正常，像在盘算，带着点凶。”

　　1994年，初中还没有毕业的安利波离开老家，到上海工作。从1994年到2011年，安利波一直在上海，只偶尔回乡探亲。在大城市的他被村里视作“能人”。

　　但2011年8月，当地派出所给安继富打电话，说安利波当年2月在上海两次持刀行凶、抢劫。接着上海市闸北分局的刑警将安利波送到了肇州县公安局丰乐镇派出所。

　　在上海闸北分局刑警带来的书面资料中，有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司法鉴定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该意见书对安利波的精神状态诊断为：“精神分裂症，作案时及目前为患病期”，对其刑事责任能力及受审能力评定为：“无刑事责任能力和无受审能力”。

　　安利英去派出所接安利波，临出门，她记得派出所的民警嘱咐自己好生看管弟弟，别让他再惹事。安利英将弟弟送到了父亲那里。

　　安继富腰椎间盘突出，腿脚不灵便，没法种地，只能替人看林子过活。安利波也被带到离大庆10多公里的林场。

　　在林场，安利波开始显露出更多的问题，他跟安继富抱怨，说自己一宿一宿睡不着觉，“脑瓜一直嗡嗡响”。

　　此时，村里还没有人知道安利波因抢劫被送回老家了。

　　户籍地警方监管缺位

　　安利波父亲称，当地公安机关未对儿子定期回访，事发前，警方只接触过其一次；安利波杀人后，当地派出所所长被免职

　　2012年春天，安利波随安继富回到丰强村，给兄嫂的20亩地帮忙，自此出现在丰强村村民的视野里。他在上海持刀抢劫的事情，也在村里传开。

　　不久，安利波的古怪开始显露，村民看到他在村里漫无目的地穿梭，垂着眼，骂骂咧咧，毫无理由地和村民吵架、打架。通常都是安利波先骂、先动手，可当对方还击时，他往往又会逃走。

　　安利波的出现搅动了整个村庄的平静，许多村民见到他都躲着走。

　　《黑龙江省监护治疗管理危害社会治安精神病人条例》规定，经鉴定确认为危害社会治安精神病人的，由该精神病人所在地的县（区）级以上公安机关填写《危害社会治安精神病人入院审批表》，报主管公安机关批准，送安康医院治疗和管理。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司法鉴定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已被当地警方收回，闸北分局、大庆市公安局和当地派出所也均未回复记者的询问，因此无法确知安利波是否被鉴定为危害社会治安精神病人。

　　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犯罪心理学专家李玫瑾表示，作为一名有过持刀抢劫经历的精神病人，安利波有着相当大的危险性。

　　然而当地警方并没有采取相应措施。曾有村民因安利波的危险行为要求派出所出面管理，但并未得到回应。

　　大庆市公安局称，安利波被送回后，丰乐镇派出所民警将其转交给其家属和村干部，要求他们对其严加看管，固定的监护人是其父亲和村干部；公安机关定时回访。

　　村干部否认了大庆市公安局的说法。7月15日，丰强村村支书徐建国告诉新京报记者，村委会并不知道安家的状况，而派出所也并未告知有精神病人回到村里。

　　安家人称，不论是村干部监管，还是警方的回访，都不存在。这一点也得到了其他村民的证实。

　　就在事发前一星期，安利波还和村里人“干了一仗”。

　　同村一位坐轮椅的村民付振波在路边上乘凉，安利波路过，看了他一眼，随即开骂。火大的付振波回骂，安利波转身离去，随后带着一个铁锨回来，向轮椅上的付振波冲过去，但被围观的村民一把拉住。

　　在110赶来之前，安利波已经被付振波的本家兄弟们打了一顿。安继富记得，派出所民警直接将安利波送回了家，交代了几句，要求他好生看管就离开了。

　　“我怎么看?他这么大个人，我整不住他。”安继富抱怨道，但这些话并没得到在场民警的重视。

　　安继富告诉记者，这是事发前当地警方与安利波的唯一一次接触。对此警方没有回应。

　　当地警方只告诉记者，安利波在京杀人后，当地派出所所长被免职，部分警员被停职。

　　民政部门毫不知情

　　政策规定，民政部门等应加强对精神病人管理，当地民政部门说公安机关未通知他们

　　即使安利波并未被确诊为危害社会治安精神病人，他仍要接受严格的监控。

　　《黑龙江省监护治疗管理危害社会治安精神病人条例》规定，确诊患有精神疾病的人，其监护人负责对精神病人的看管和就医，而其所在的居委会、村委会以及卫生、民政等部门都应加强对精神病人管理和治疗，预防其危害社会治安。

　　安继富也曾将治愈儿子的希望寄托在“政府”身上。

　　“当地政府能出点钱给他治病吗?或者管管他。等他好了，再打工还钱给国家。”安继富说。

　　这种救济的渠道本已开通。截至2011年8月，黑龙江省已设立哈尔滨、大庆等七个重性精神疾病管理治疗示范区，并指定了7家公立医院和基层卫生机构一同承担危险行为重性精神病病人应急处置任务。

　　按照《黑龙江省2011年公共卫生专项重性精神疾病管理治疗项目实施方案》规定，危害社会治安精神病人，指定医院和乡镇卫生站需要将其信息记录在册，并进行每年四次的随访管理，同时有药物、住院治疗方面的费用优惠或补助。

　　按照程序，进入这样的精神病院，应由丰强村村委会将名单逐级上报至肇州县民政局，由民政局申请，经市级民政部门批准后，由规定的精神病院接收。

　　然而这些均与安利波无关。尽管村民大都知道安利波存在精神问题，但丰强村村支书徐建国坚称，他是今年7月看到新闻才知道安利波在北京杀人，此前并不了解他是精神病人。

　　丰乐镇民政科工作人员也称他们不了解安利波的情况，因此也无法帮其申请精神病示范区的入院优惠。

　　“安利波是户在人不在，且当地派出所也没有告知他的情况。”丰乐镇民政科工作人员说。

　　肇州县民政局也称，不知道安利波的存在。但即使民政局得知，安利波也很难入院接受治疗。

　　肇州县民政局救济科介绍，能够收治精神病患的医院床位十分稀缺，申请后需层层审批通过，这是一段较长的等待时间，除非病患确诊有较大社会危害性。

　　对于这些可能的救济手段，安继富无从知晓。

　　在李玫瑾看来，对于安利波一类有过危害社会行为的精神病人，尽管司法量刑从轻，不追究其刑事责任，但后续的监管却无法跟上。

　　“因为缺乏强制性的法律法规，相关部门可做可不做，一旦此类人回家，基本就失控了。”李玫瑾说。

　　无力的最后围栏

　　兄嫂没有时间，父亲没有精力照顾一个成年精神病患者，安利波的离家也未被阻止

　　在公安机关的监管和民政部门的救助缺位后，安利波的家人成为看管他的最后一道“围栏”。

　　但对安家人来说，安利波的回归给家庭增添了难以承受的负担。

　　“我们没法一天24小时跟着他，也没法一直养着他。”大嫂季亚娟说。

　　季亚娟和丈夫过着候鸟式生活，农闲时外出打工，农忙时回家种地，没有时间和精力照顾弟弟。

　　愿意管安利波的只有他63岁的父亲安继富，但他已力不从心。他曾打算把安利波送到私营精神病院治疗，但一年至少6万元的医疗费令他止步。他一月只有几百块钱的收入。

　　在回大庆后的一年时间里，安利波也曾多次前往大庆城区打工，一去就是20多天，替人送水、跑腿，干些体力活儿。

　　这些行为得到了家人的默许。“想管也管不了，拦不住他。”安继富说。

　　某些时刻，安继富又觉得儿子已痊愈了，是正常人。

　　在大庆看林场时，他曾带安利波一起去附近的净觉寺玩。寺庙里的功德箱裂了缝儿，几枚一元、五角的硬币漏了出来，安继富蹲下去要捡，被安利波一把拉住：“别人的钱，怎么能要?”

　　但这些平静时刻转瞬即逝，因为未接受治疗和服用药物，安利波时常进入焦灼、狂躁状态，还经常有幻听。

　　几乎每个夜里，安继富都能听到安利波辗转反侧的声音。安利波还抱怨：“总觉得后边有人在撵我似的。”

　　安继富对此并未十分在意，他将原因归结到儿子不能自制。他反复告诫安利波：“你有病，你的大脑，得控制点，不能老瞎想。”

　　但安利波急了起来，嚷嚷道：“你说我怎么控制?”

　　7月14日，安继富向新京报记者回忆起这些安利波犯病的印迹，他后悔自己没多照顾儿子一些，并让他轻易离家到外地去。

　　他清楚地记得儿子离开家时的情景。

　　安利波拎着大红色的旅行包，“能带走的东西都带走了，像再不打算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