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十六岁开始在县报当记者，十七岁考入二野军大新闻系，半个多世纪来始终转战于图书报刊的出版战线，到如今七十岁了，老而朽矣，却离而不休，仍在战斗，对于这个战场上的是是非非，体验颇深，感慨良多。方洁同志要我谈谈当记者的想法，不揣冒昧，谨陈管见。

    一、不入行的职业──记者

    我国古代对于职业的分类，有所谓“三十六行”、“七十二行”甚至“三百六
十行”之说。但是不管怎么分，其中都没有“记者”这一行当。可见这不是当时不入行的行当，就是后世新兴的行当。

    “记者”受聘于报刊媒体。还没有报刊媒体的时代，当然也就没有记者。

    在中国，最早的报纸是“邸报”。邸报实际上是政府的公告栏，虽然也带有新闻的性质，但只由政府发布，不需要采访。因此邸报最多只用几个编辑，不用记者。

    二、记者的祖师爷是谁

    我国历史上与“记事”有关的职业，一个是史官，一个是由翰林学士担任的专门记录皇帝生活与各种活动的“起居注”官员。因此，宽而言之，似乎史官和起居注官员是我国记者的祖师爷。

    史官俗称太史公。早期为专职，后来由国史馆的翰林学士充任。史官当然都是御用文人，必须惟皇命是从。但是我国历史上敢于根据事实“秉笔直书”的史官为数也不少。最著名的，当然要数董狐。董狐是春秋时晋国的史官，是个世袭的太史公。晋灵公十四年（公元前607 年），晋卿赵盾为避灵公的杀害而被迫出走，未出境，他的族人赵穿就把灵公给杀了。董狐认为这是赵盾的责任，就在史策上大书：“赵盾弑其君”，历史上称为“董狐笔”。

    当然，敢于犯上的史官，是要冒着罢官杀头的危险，才能秉笔直书的。我国历史上因“直书”而掉了脑袋的史官为数也颇不少。

    胆子稍为小一些的，不敢冒死犯上，就用曲折隐讳的笔法把事件写出，如司马迁写《史记》，让读者在字里行间去寻求真谛。

    至于“起居注”，是专门为皇上服务的，只能按照“主子”的颜色行事，那就是货真价实的“御用文人”了。

    这三种“记者的祖师爷”，各有自己的传人。流传至今，就形成了今天记者中的三种流派。

    三、野史的作者是民间的记者

    记者旧称“无冕之王”，指的不是记者可以胡作非为，而是敢于说真话，敢于坚持正义和真理，“为民喉舌”，代表人民说话，不因官家和恶势力的强大而屈服。

    “正史”自古都是“官修”的。本朝“国史馆”修的“正史”，必然歌功颂德，把历代国君夸成了一朵花儿，好得不得了；改朝换代以后的太史公为上一朝代“修史”，则往往把那些皇帝们特别是末代皇帝说得一钱不值，不但朝纲紊乱，而且荒淫无耻，人人皆曰可杀。要不然，为什么“錹派”要推而翻之？取而代之？

    因此，“正史”往往是不可靠的，殷纣王、隋炀帝不一定那么坏，周文王、唐太宗不一定那么好。比较起来，“野史”有时候倒比正史要客观真实得多。

    野史的记录者，也是古代的“民间兼职记者”，只是非职业史官而已。当时的业余记者记录下来的文章没有报刊可以发表，只能束之高阁、藏之名山，以待后人罢了。就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说的“真正创造历史的是人民”，似乎也应该包括这个新意在内。

    四、是记者缔造了“说假话年代”

    中国自从有了报刊媒体，有良知的记者们就继承了董狐“说真话”的传统，产生了千千万万敢于冒着杀头危险如实报道事件的记者。但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批派到苏联莫斯科大学新闻系学习的留学生，开宗明义的第一课，却被告知新闻是带有阶级性的，新闻必须为政治服务。出于政治的需要，为了维护阶级的利益，新闻报道不但可以说假话、需要说假话，甚至还可以制造假新闻。五十年代到苏联留学的中国学生，明明吃的是黑面包，但是入校的第一天就被告知：“回国以后绝不许说，不然将受到纪律处分”。

    在苏联式的“无产阶级新闻学”观点统治下，于是二十多年来，中国的报刊上居然进入了一个没有“真新闻”的时代。偶然听到一些新闻，不是“小道消息”，
就是“出口转内销”，而且往往是事过境迁的“旧闻”了。

    那时候，家里来个外国客人，第一要及时向组织报告，第二要被规定甚么话可以说，甚么话不能说，甚么话应该怎么“变通”地说；家里的客厅要由组织牌人来布置，搬来了地毯沙发，调来了厨师和服务员，制造了“社会主义幸福生活”的假象。尽管当时的菜市场中甚么也买不到，但是每逢外国记者来参观采访，立刻鸡鸭鱼肉、蔬菜瓜果堆积如山，被居委会动员来充当“临时演员”的老太太们兴高采烈地到菜市场采购，一篮一篮地“满载而归”──从前门出来，再进后门把所有的鱼肉蔬菜都还给菜市场。

    这样的“无产阶级新闻学”，我相信绝不是“社会主义的新闻学”。

    说假话年代的出现，当然有记者的功劳在里面，但是在“说假话年代”当记者，
说假话是正常的，说真话却是不正常的。谁要是敢说真话，丢了社会主义的丑，给全世界人民向往的社会主义社会抹黑，轻者丢了职业，重则被送劳改。──我说的这可都是真事儿，绝不是耸人听闻地制造“假新闻”。

    五、记者是最轻松省事又能来钱的职业

    著名记者权延赤有一次喝醉了酒上台做报告说：“现在当记者，只要有小学程度，会写自己姓名就可以了。”他为什么要这样说？是“嘴上没有把关的”？还是“酒后吐真言”，说了实话？因为当时有许多“新闻发布会”，把新闻稿都写好了，记者拿回去，只要写上自己的姓名就可以照发不误。可不是只要会写自己姓名就能当记者了么？

    实际上，当记者不但如此轻松省事，每次接到请帖，不但会后必然有饭局，临走之前还有优厚的“车马费”和种类繁多的“纪念品”。许多老牌记者的家里，电子钟、电子表、计算器、紫砂壶之类多得不得了；“免费试用”的新产品更是琳琅满目。如果再加上“有偿新闻”的报酬，在“耍笔杆”的文人行列中，的确要算当记者最轻松省事又能来钱了。

    六、记者的品质：嘴硬、笔硬、骨头硬

    但是我们的国家终究是社会主义国家，邓小平提倡一定要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第一条就是社会主义的大方向。按照我个人的理解，邓小平提倡的社会主义，一定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就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绝不是斯大林式的假社会主义，更不会是江青时代头头儿说大话、吹牛皮，老百姓饿肚子、坐班房的“社会主义”。因此我们今天所需要的记者，也必定是代表人民的、敢于说真话的记者。

    从道理上说，中国的现行政府，是人民政府，政府的官员来自人民、代表人民。但是也不容讳言，今天的许多政府部门中，特别是公检法系统中，许多自称是“人民”的官员，恰恰是人民的敌人。他们拉帮结派、营私舞弊、贪污腐化、草菅人命、卖官鬻爵、欺行霸市，无所不用其极，有的甚至到了发指的地步。在今天法制和人民监督机关普遍还不健全的现状下，老百姓受到欺压，求告无门，就只能把希望寄托在“舆论监督”也就是记者们的身上了。

    今天的新闻记者还要兼做“青天大老爷”，是我们“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特色之一。这是历史赋予这一代记者的荣幸，大家绝不能等闲视之，更不能置身事外。在今天要做新闻记者，必须具有嘴硬、笔硬、骨头硬这样的品质。在揭露坏人坏事的神圣使命面前，要继承的是“董狐笔”，而千万不要继承苏联式的“阶级利益”，为虎作伥。因为今天做坏事的人们，几乎无一不是打着“人民”和“阶级利益”  的旗号，好话说尽，坏事办绝的。《邪恶天才  人间阎王  康生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封面题辞说：“有三类暴君，一类施暴肉体，一类蹂躏灵魂，一类肉体灵魂齐压制；第一类称作帝王，第二类称作教皇，第三类称作人民。”像康生这种自称“人民”的恶魔，当他们受到重用、手中掌握着权势的时候，有多少真正的人民进监狱、掉脑袋呀！其危害之烈，可是比恶魔还恶魔的哟。

    七、要相信历史的发展

    揭露丑恶、树立正气，固然是当记者的“份内工作”，但是要像今天这样站在斗争的第一线去与各种恶势力周旋，却是历史发展的不正常现象。由于记者有笔无权，要与恶势力抗争，双方的力量明显是不平等的。有权有势的恶人会依仗着权势向记者进行反扑，甚至不惜动用公检法系统进行镇压。因此记者们有的遭到打击报复，有的长期官司缠身，心力交瘁，不堪其苦。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这是社会制度转型期间所必然出现的现象，想躲也躲不过去。明白地说，如果你不想卷进这个旋涡中去，最好不要上新闻专业，或不要去当记者。如果你一旦干上了这一行，就必须拿出“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勇气来，为中国的民主制度和法制健全做出贡献。

    历史的发展，是任何反动势力所无法阻挡的。当然需要时间。不过这个过渡时期的长短，却要视恶势力消亡速度的快慢而定。愿所有从事于新闻事业的有志者，都来做恶势力的掘墓人、历史发展的促进派！

   吴越老师系：资深编辑和记者，著名作家兼电脑普及教育家，五十年代曾在光明日报社工作，九十年代离休后出任中国科协《金秋科苑》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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