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光诚,最初最深的印象是他的手.在北京到临沂的129号公路牌下,凌晨三点.下了车.一双温暖的手就握住了我.以后几天,这双手握着我的手走遍了村里, 失明的他只能用双手接触一个个活生生的人. 双手是他表达情感的渠道：与你五指交叉相握是信任的信号,稍稍用力是在压抑内心的愤怒.轻拍你的手是会意，双手摸着对方的脸庞,是在说:你是个什么样的人啊.手总是热的……

掏鸟窝的瞎孩子

    陈光诚是山东沂南县东师古村里土生土长的农民,一岁时一场高烧烧瞎了他的双眼,贫寒的母亲忙着为大户人家做饼顾不上孩子,发现时没有办法的父母搓着手，听着孩子哭了一夜，对于小光诚这一夜再没有亮过。在这个偏远的沂蒙山脚的村庄.双目失明,并不能改变他是村里最调皮的孩子:他最会掏鸟窝——想一下？原来他让树下的孩子用竹竿绑着锅盖盖住鸟窝的口，他就循着小鸟的叫声爬到树上，一掏一个准。长大以后小时候的伙伴见到他，还会说：“什么时候再去抓鱼？”原来他是全村最会捞鱼的小孩。“我看不到鱼，但我知道鱼会在哪里，什么样的石头下会有鱼”。

    童年是快乐的，帮父母收麦，用双手感觉麦田风的变化。不快乐的是村里会有孩子看他眼瞎捉弄他，例如打一下他的头就跑。小光诚的策略，是不反应，记住对方的口音，下次碰上，一把抓住小坏蛋，痛打一顿。当正常孩子捉弄光诚时，旁观的大人往往只说一句：嗨，弄人家瞎子干嘛。当光诚打小坏蛋时，大人就会慌忙出手相救。“原来他们潜意识中认为捉弄盲人是蛮正常的。”这个世界是不公正的，他想。

    对于盲人，机会永远是那么少。十八岁时，他才上了小学一年级。有幸逃脱众多盲人文盲的命运。略识文字的父亲，给他念水浒，三国。路见不平一声吼，种在他心里。在盲人中学，校长把孩子们关在学校，以交通安全为由不让他们出校门一步。陈光诚带着学生们向学校干涉：“咱们学校是为学生一时负责，还是一世负责。”终于取得出校权。他还为反对食堂师傅欺学生看不见把二个馒头的面粉做成三个馒头。师傅捉弄这个厉害的小家伙，最后只给他一个人小馒头，让他告瞎状。光诚聪明地在同学中取证，将两个大小不同的馒头放在校长面前。更为奇特的是，一次坐出租车，司机向他多收钱，陈光诚完全根据自已对速度与时间感觉，准确说出里程，讨回公道。

    当时全国只有两个大学招盲人学生，每年盲人大学生只有四五十人，而全部是学中医与推拿。98年陈光诚有幸成为少数的南京中医学院盲人大学生，这时在中国这样的盲人大学生也只有四五百人。在人们眼中，盲人除了推拿，算命，干不了别的事。

    陈光诚偏偏走了一条不一样的路。

    他回到了贫穷的小村。

 一声吼

    陈光诚在家里喜欢评论事，渐渐地乡里乡亲有什么矛盾，家里吵架“什么花盆砸到人了，狗咬人啦，儿女不养老啦 ”都会让他评个理。陈光诚总是按自已心里的道理说个明白，有一次偶然听到法律条文，渐渐陈光诚发现，自已想当然整出来的理，和法律还挺象的。陈光诚就让父亲给他读法律，听广播的法律栏目。

    1991年，《中国残疾人权益保障法》实施，残疾人免征农业税费，义务劳动。但在当地农村从没有落实，没有任何保障。乡里雇佣的流氓收租队横行乡里，与乡里收费分成。套上麻袋，他们就打人，还要撬门抢东西。残疾人成了他们开刀的好标本。在邻村，一位聋哑人被流氓收费队打成了脑震荡。

    1993当收到陈光诚这儿时，陈光诚花了一年一路从乡告到县，市，省直到北京，国务院办公厅信访接待室收下了他的上访材料。回来后三个月乡镇干部上门，说你的钱我们免了还要给你每年二百元补贴。没过多久。陈光诚发现自己的900平米的承包田被收走了一大半。转包给别人，承包金240元给了乡镇。

    “上访是没用的！”陈光诚看透了。

    光诚，你看这咋办哩。”

    孙祖镇农村的一位盲人刘乃堂，被村里逼着要去挖土方，要收税。刘不肯。村长就在村里的大喇叭上骂开了，还伪称乡党委决定：“咳，大家听好了。乡党委通知：……某某谁家的瞎儿子，农业税你凭什么不交，人家交你也得交……”大喇叭喊得不安生。村长又上门：“你全当我们是要饭的，你残疾人要交上，别人农民的税也好要了。”

    陈光诚写一纸诉状交上去，法院判村长败诉。

    这是陈光诚代理的第一个案子。

    村子里的怪事总是很多，乡里计划生育委员会在办出生证时，一定要夫妻两买一种三百五十元一瓶的叫福施福的神药，并且说吃了对胎儿好，也说不明白药效。许多夫妻买了以后就扔了。更多夫妻，因为买不起这个药，就没办出生证。结果小埠村里一个头胎怀孕六个月的合法孕妇，没有出生证，就要被计划生育的人抓住做人流，杀一儆百，这样的事在当地有很多。陈光诚赶到一声怒喝：你们这是犯法，六个月的孩子打掉是杀人知不知道。计生委的人吓跑了。

    当地把他看成农民的保护神，讨教的人越来越多，陈光诚总是说：“我不是什么保护神，也没啥了不起，这些权利本来就是你们的。”

    邻居家有一个精神病人，常年被关在一个五点七平方米的栏杆里，家人每天递点吃的。就这样的人，乡里收了他十年的农业税。陈光诚警告，你们要是还收，我们法院见。

    另一户人家父母均是盲人,唯一的儿子是正常人,生的两个孩子又是婴儿瘫.这样的人家乡里还要按人头收费，上门抢粮食。

    “他们不按法律程序或理由，上门抢东西，你们就把他们当贼一样打！”

    这样的事有很多。陈光诚渐渐成了当地的赤脚律师。

    “这些案子，城里的律师不肯接，也接不了，没什么钱，这时就需要我这样的赤脚律师了。”2001年陈光诚就辞了县里医院的工作，全心在村里帮村民打官司。“说实话到医院有钱按摩的都是玩麻将玩出病的政府官员与官太太，我讨厌为他们服务。”

    双眼看不见，陈光诚花的力气比正常的律师要多十几倍，听材料，正常人一小时能掌握的，陈光诚需要十多个小时。有时骑自行车就能取证的事，陈光诚得步行数个小时，还要走山路，碎石重叠，陈光诚许多时候是一个人走过，很多时候，迷路了，陈光诚要在晚上十一点才能摸回家。一次在独自过桥时，从桥上摔了下来，幸亏有些水性，才没有伤了性命。有的河中没有桥，只有一块块露出水面的石头，陈光诚要用手一块块摸过去。

    自然的危险并不可怕，陈光诚说接到威胁的电话。有一次夜晚他一个人在路上，突然一辆摩托车加速从背后向他撞来，突然又刹住了，可怕的寂静，车开走了。“也许是雇佣的打手，最后一刻起了善心。”陈猜想。

你们不能不作为

    92年至今，陈光诚在的村村务没有公开过。在陈光诚指点下，村里六名代表联合三分之二村民要求罢免村委会，陈光诚将300名村民的公开信贴到了村上，并抄送人大，检查院。

    2004年3月4日，二十多张大字报晚上偷偷贴在村里的墙上，上面扬言：“瞎子……，只要再提罢免村委会，用石头砸开你的脑门子。……”陈光诚立即打110报警，并寄去证据。没有回音，打了十几次，再打，派出所传出一句狠话：“你再打110就要先整你！”村干部乐了“倒要看看公安局是你们家开的，还是我们家开的。”村里民众的代表的杨树林，每棵树被锯子齐胸锯了一半。陈光诚立即起诉县公安局行政不作为。

    十多天后，公安局拿着起诉状找到陈光诚：这点小事你们还起诉？陈正色回答：对你们是小事，我们是大事。你们拿国家经费，不能爱查不查。

    公安局怎么会有陈光诚的起诉书？陈又上法院，法院说没收到立案信。陈早有准备，在邮局查到当时挂号信送达的时间，陈光诚又准备起诉县法院侵犯公民诉权，将起诉状交给被告方。

    1月4日公安局终于来做笔录。

    村民提起陈光诚，最服气的是这样一件事，1998陈光诚大学毕业刚回家，到了村口闻到一股恶臭的水味，坐下没多久听到，有村民突然犯怪病死亡，还有村民孩子考上大学，体检却不合格。“一定与河水有关。”陈光诚立即取证，联合两个村的村支书，收集了一河两岸，四万个村民的签名，要求关掉污染的造纸厂。并把污染厂推向被告席。厂停下来治污后。2000年陈光诚又申请了英国联邦基金20多万扶贫资金为修了163米的深水井，那些日子，村里象过节一样，每家动员起来挖土，修自家门口的水路。仅仅用了政府工程开价三分之一。村民感觉自己是有力量的。

    “没想到是瞎老五，村里看上去最没有用的人让俺们吃上了甜井水。”

 刁难

    要知道农民打一场官司有多难。

     下面的情景是常见的。

    沂南县行政庭，陈光诚代四个农民立税收案。面对行政庭庭长刘长伟。

     “你们去行政复议，才可以诉讼。”

     “庭长，法律规定，两条路径可以各选一。”

     立案申请又被扔出来。“你这个钱太少了，几十元的事，也来立案。”

     被陈光诚反驳后，庭长又厉声说：

     “你怎么来给他立案的！谁委托你的。”

     陈光诚指指窗外。庭长看到了窗外的农民。

     “不给立！——反正不行。”

     “不行，请给一个书面的裁定。”

     “什么都不给你出，就不给你立，你爱找谁找谁去。”

     还有更明白的。

     在一次开庭时，甚至法官跳出来为被告地税局说话：“我来给你解释解释。”打断陈光诚从北京请来的律师：“行了，行了，你是北京的，俺是农村的，俺这儿和你们北京不一样，俺得听当地政府的，当地政府叫干什么咱就干什么。”

     陈光诚很明白：

     “执法不公正？这些法官，他们并不是不知道自已执法不公正，关键是权利相关方没有给他们压力。这些法官不是没有知识而是没有压力。对于农民来说；自已不争取权力，永远没有人会给你们权力。”

     这还算是直截了当的，针对陈光诚这样的明白人。

     一位刘常余的盲人,父母都近90,老母亲还被牛顶伤腿出不了门。自己与老伴都是盲人，自己还聋,大儿子打工在外失踪,大媳妇跟了二儿子.乡政府通过骗手印的方式,让二儿子承担大哥与父亲的提留款与农业税,家中只有借高利贷,最后还有1000多元没法交.乡政府的小分队把家中的粮食与牛强行牵走.刘被迫花了1200元买回自已的牛.立案后,每去一次法院,法官就找一个要补充或需要增加的理由.刘常余这样一个盲聋人,在荒郊用手摸索着最后来来回回走了七次.每次要走上一天.还要面临乡小分队麻袋套上打人的危险.整整三年后，才调解撤诉。因为除起诉费，当地法院还要收一百元实用费，说是打电话，传真费用。刘常余根本打不起了，打官司，耗尽钱财，现在刘常余在小孙女带领下，四处讨饭。

     浦王镇的一位原来一心讨公道的农民便是因为立案难失去了信心，写信说“光诚，起诉没用的，就是起诉了执行不了还是没用。我们不打了行不行。”最后中途放弃了。陈光诚很难受。

     “ 他们就是通过这些刁难，打掉农民法律维权的信心。”

     又是什么支撑陈光诚做下去。

     “案子本身并不重要，意识最重要，重要的是通过案子，唤醒民众对这个社会的认识，一案子影响一个家庭，一个家庭影响四五个家庭，中国有二亿个家庭，如果这两亿家庭都有类似的认识，他们会认清社会的本质，会起来改变社会。”

     没有对政府的监督就没有真正的法律，法律成了一纸空文比没有法律更糟糕。”

     “我现在所做的事情就是告诉农民，你的权力只能通过你自己去努力维护，而且团结起来斗争上才能长久，你一定改变几千年来上把自己命运寄托在一个有道明君，一个包青天，一个好的政府官员身上，彻底打消，没有人给你权利，给你也是暂时的。”

     经过官司的农民大部分不再把不公原因归为腐败分子了，也不再象报纸上宣传的“错误都是丫环的，姑娘是好的。”打过官司的农民与没打过官司的农民就是不 一样。

     在采访中，一位农民刘长春上了门，他是开一家小铺面的，一直是老老实实做生意，胆小怕事，从不拖欠税款。2003年，萨斯期间，地税局说今年闹灾，地税核准交1000元，刘长春赶紧交了钱，拿了完税发票。12月1日，地税局的人员说上门看一下完税发票，一到手就收走了。12月6日，地税局上门称刘长春没交税，要刘老汉补2003年全税。并当场用两卡车拉走店里的全部商品，并殴打了刘老汉的儿媳。录相机甚至录下了十几分钟儿媳凄惨的叫声与哀求声。老汉咽不下这口气，“他们不能这么干呢！”告上法庭，一件很简单的案件，只要查一下地税局存根就行了。结果地税局出了二十六张假凭证。官司仍在进行中。

     官司在当地是大事，何况还是告地税局的。大大小小的商家和农民都旁听。

     明显的变化是，刘长春经常会碰到同街小店主，他们说：长春，我们请你喝酒，现在地税从每年1200元降到正常的400元了。开庭了，大家都受了触动。地税局觉得农民也不是那么好弄的了。这就是改变。

     刘长春以前碰到官会害怕，还会哆嗦，现在“不怕了。”

     他说；光诚，以后打官司的农民兄弟需要什么，说一声。

 赤贫

     33岁的陈光诚办了许多个案子，没有收一分钱，家里一贫如洗。他的卧室里，只有一个斑驳的柜子，是他奶奶留下的旧柜子，他的床是奶奶留下的旧床，垫着砖头。墙上蒙着灰，裂着缝。

     陈光诚：“不是我不让你进卧室，寒伧着呢。”我的眼睛红了。

     一个哥哥不支持他，认为会倒霉的。说还干这儿，我不会睬你的。陈光诚以前靠父亲的一点退休工资支持，现在父亲去世了。

     乡里对市里的记者说：“你们千万不要报道陈光诚，他是个可疑分子。”

     大哥却支持他，办什么事都默默为他带路。

     村民们更喜欢他，在酒席上，陈光诚往往是主持酒局的好手，乡亲长幼都相信他。

     传奇的是青岛华工学院的一位大学生姑娘与陈光诚在一次电台节目中通过电波相遇，好心的陈光诚用亲身经历安慰一时工作不顺心的姑娘，姑娘去了东师古村见了陈光诚。此后姑娘放弃了工作嫁到了村里，人们百思不解，“你为什么嫁给他”，姑娘说：“你告诉我，我为什么不嫁给他。”

     她嫁到山东后，在一所县重点中学教书。

     “ 老婆，比起教育，为农民维权这个事更远大，把工作辞了，一块做吧。”姑娘听了他的话。 现在她成了他办案的眼睛与向导。她叫袁铃茹。

     每天妻念夫听，陈光诚通过耳朵学二个小时法律。

     别人花十分钟学会的东西，盲人需要一个小时，学法律是艰难的，当陈光诚申请到交大旁听法律时，学校回答：除非是全国劳模与世界冠军。陈光诚又一次被拒之门外。

     陈光诚的经济是个问题：农民已经没有钱打官司了，陈光诚为了不增加负担，于是不收一分钱。每年他与爱人母亲种地养活自已。外出活动常睡在朋友办公室沙发上。他向众多基金会申请过基金，但是一分钱也没有拿到，得到的却是官僚化的答复，甚至没有答复：“他们进入中国是想改变中国，却被中国改变了。”陈光诚认为，基金对农民维权比较敏感，不敢放款，更重要的是思路上的问题，他们认为改变法官意识更重要，其实中国的法官不是缺少常识，而是没有力量推动他们执法公正。”资源应当用于培养成权利弱势者的权利意识上。

     “ 在中国凡是触及问题的根本的，没有不敏感的。都会受到打击，只要问题做到点子上了。目前的NGO与基金会浪费了太多资源，却没有做根本的问题：唤醒弱势者真正的力量。”

     “我发明了一个衡量个人与一个机构的评介公式：就是以他所做的除以他的所说的，如果分值越大，这个行动者价值越大。”

     相反陈光诚是个直接行动的人，他甚至不知道自己究竟办了多少案子，因为从没有统计过，只知道干下去。他的临沂朋友记者陈克锋帮他估算了一下，有三千人次。陈克锋回忆：一次在北京地铁，陈光诚出示了残疾证，但被认为不是北京市残疾人被补收了车票，回到家后，他想起这是不对的，立即返回北京，立案要求北京地铁公司赔偿，并修改规定。陈光诚胜了，北京地铁公司与国家法规不符，从此所有残疾人坐北京不收费。

     “想到就做，维护公正是第一位的，而不管是多少钱。他的心大着呢。”陈克锋说。

 唤起

     2005年1月13日， 村里的孩子叫着：“瞎子们开大会罗。”

     只见一个个衣裳 褴缕的盲人，柱着盲棍从四面八方的田野上走来。神奇的是来自九县三区的盲人，大部分没有人带路，却一个个准时摸到陈光诚的村口。一个完全民间自发形成的学习残疾人保障法的活动在村里一间民房中开始了。

     72岁的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发展部前主任丁启文，惊呆了，因为在这之前，他读了临沂残联的报告，为临沂残疾人都过上“小康生活”而高兴，一看到眼前活生生的残疾人朋友们仍是过着如此艰难的日子，眼睛都红了。他深深鞠躬“我是为你们服务的。”中国80%盲人在农村，他们至今仍是没有保障的，有的还到处睡觉，可能成为冻死骨，有的乞食为生，不能走远，饥不择食，靠邻居救济。这次六十人的培训，有二十多人是其它各村的民间骨干，其余四十人是各乡的盲人。

     在会上，一位红脸汉子扛着一个草剁子进来，“尊敬的专家，俺是卖糖葫芦的刘永，今儿看到那么多残疾人听你讲法，挺激动，就把这所有的糖葫芦都献给你和残疾人朋友。”这是培训班收到的第一笔私人捐助。在这之前，陈光诚是通过朋友筹款办的培训班。

 “没钱，咱也要办。”

     北京的维权律师江天勇做了《让爱改变并不完美的现状》丁启文做了《新残疾人属于新文明》：讲的是“残疾人不是二等公民，而是平等公民，不要再有封建臣民思想，如果有侵权，必须自己起来维护。”

     “俺村在进行选举，俺和孩子票想找人代写，原村干部说代写人不在不让代写怎么办？”

     “咱庄户人太糊涂了，明明受侵害了，还不知咋回事，现在心里亮堂了。”

     一个字不识的张女士，用指头与拳头向人们比划：“以前俺心这么点，听了专家讲座，宽了，这么大。”

     在学习班结束后去的路上，发生了一件事，一辆公交不让盲人学员上车，说不收你钱，你别上。盲人不服，她就说你身上有味道。听说此事后，十几位盲人学员们有的到家后又赶回来联合起来向公交公司讨说法。笔者刚刚获悉，公交公司经理将上门道歉并赔偿。

     “ 社会的改变，往往不是靠上面的人最有权力的人，反而是社会最弱势的人，美国六十年代是黑人，韩国是工人，英国呢许多人不知道是残疾人运动。”

 在黑暗中，他比谁都看得更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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