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是报人焦躁不安和陷入深沉思考的一年。

    生存环境空间的压缩，报纸不得不进行艰难的突围和转型。这里只是特指传播技术发展引发的报纸危机。互联网新技术的兴起到全媒体时代的到来经历了多年，纸媒“严冬论”、“拐点论”也争论了好几年，而报纸的真正危机2012年才体验到。2013的困境更是多年来少有，连一些强势的市场化媒体也叫苦不迭。“转型”成为媒体圈里的热词。纸媒的这种经营困境外界不了解，或者不太容易理解。相反地，媒体的道德问题却在沸沸扬扬中被外界广为传播。最有戏剧性的是陈永洲事件，从对执法程序的质疑，到对媒体职业操守质疑的颠覆，加上几个类似事件的连续披露，个案升级为整个行业的污浊。

    陈永洲事件的真相最后如何，相信有关部门会有一个结论，笔者不能妄加猜测。如果最终证明他的确拿了50万元，这虽不是媒体的孤例，过去有，也许今后还会有，但我依然要说，这毕竟是媒体圈里的极少数人的丑行，不要把整个媒体行业都抹黑了。总体来说，媒体的道德处于全社会的中上水平。因此，当媒体发生“50万元”这样的案例时媒体人都会大吃一惊，社会舆论也会强烈谴责。绝大多数媒体人容不得败类沾污我们的职业称号，国家和民众也对我们有更高的要求。谁叫我们是媒体人呢！媒体人得有媒体人的样子。

    媒体人是什么样子？社会赋予我们媒体人很多职责：我们是无冕之王；我们是社会了望者、公共利益的守望人；我们还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正因为我们行使着神圣的使命，正因为社会方方面面期待我们的职责与称号要相匹配，所以一旦媒体发生严重的不道德甚至违法犯罪行为，社会舆论哗然，也是必然的。我们媒体人常讲监督的责任和勇气，但如果不自省、自律，怎样监督别人？何以理直气壮承担“舆论引导人”的职责？

    现在都在讲“转型”、“突围”，“转、突”中，不是以牺牲报纸的格调、牺牲良好的报业文化为代价。无论怎么转，报还在，纸媒不可能都消失，即便转型后的电子报，也依然需要良好的媒介素养去支撑。一份报要打造成品牌，并在转型中往延伸出去的平台上继续收获品牌价值，首先是要打造好报格。有什么样的报格，就有什么样的报纸品质和品牌价值。

    报格与人格是紧密相关的。我手头上保留了一份朱光1964年3月8日写给杨奇的信。信中的第一句就是“别后甚念！”然后对杨奇“仍操旧业，长期专攻一行”表示赞赏。从信中可以看出他们好像有深交，但很难想到杨奇曾以极大勇气在报上批评朱光主导的一个重大项目。那是1951年6月，时任南方日报社副社长兼《人民日报》特约记者的杨奇，从通讯员那里了解到广州有机肥料厂建厂工作发生许多错误，经调查核实写成了两千多字的批评稿发往《人民日报》。他原本就认识拍板上这个肥料厂项目的广州副市长朱光，于是明确告知：“朱市长，我要在报上批评你。”朱光未求情，事后也未找人疏通。果然，8月16日《人民日报》第二版头条位置刊出了这篇批评报道。后来，朱光写了一篇检讨刊发在《南方日报》上。一个有批评的勇气，一个有坦诚面对批评的胸怀，他们还成为一辈子的好朋友。朱光调离广东北上后常念及杨奇，因此就有了前面说到的充满深情厚谊的通信。朱光已仙逝，杨奇过了九十仍健在。他常和我谈起的就是文人办报、报人风骨、舆论监督等问题。他在给我的信中说：“但愿广东新闻传媒共同努力，贯彻执行党中央有关指示的精神，坚持弘扬舆论监督的优良传统，国家甚幸！人民甚幸！”

    办过多种报纸，从办油印土报到办现代报纸，不管怎么变化，报人的骨气未变——他就是《南方日报》、《羊城晚报》的主要创办人杨奇。《南方日报》、《羊城晚报》之后，又有《南方周末》等很有影响力的报纸。尽管后人经常会谈怎样办报，也会创造许多新鲜经验，但不要忘记杨奇等老一辈报人的“勇气、责任和担当”精神。后来的报人的血脉中，流淌着他们播下的“南方基因”。

    2014年，乃至更长的时间，传统报业及其报人会面临更大、更多的挑战。常听媒体人说，好几年没有提工资了，而工作的压力却越来越大。超负荷工作的媒体人自我调侃“女记者当男记者用，男记者当牲口用”。我还是那句话：“谁叫我们是媒体人！”生存的艰难，不应成为道德失守的理由。也有人认为，在各种利益角逐面前，难以独善其身。然而，通过陈永洲事件，我们可以看出同流合污的风险。倘若被某利益机构所挟制或非正当结盟，最先倒下或者被抛弃的可能就是记者了。

    老一辈留下的“基因”不能流失，良好的文化需继承。丢失了报格、离开了根基，即便是报业大厦也会轰然倒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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