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微信上火热流传的一条文章《中国经营报社长李佩钰的内部改革动员令》，引发一些人的评论。有人评价说这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然而算不算吃螃蟹，其实还得讨论。

    首先要看看几家一直领先的传统媒体他们是怎样做的。

    前不久，无意中搜索到一个网站，21的新媒体网站，是一个自媒体辅助运营的系统。这事有点意外，我知道21新媒体早在2012年就已有了很多动作，并在年底推出内部创业鼓励政策，但一直觉得是与传统媒体相关的产业，比如公关及整合营销等等。没想到连自媒体这块他们也伸手。

    2013年春节后，21的几名老记者便离职创业了。与21几位老记者交流中也得知，他们创业的意愿很强，原本是想自己单干的，后来得到报社的政策后，也决定就在内部开展创业。于是有了邱慧慧公开的创业项目，定军的点镜网，曾航的移动观察等等。

    作为都市报的南都新媒体自然不用讲，最早用PAD卖报纸搞发行的就是这家。前不久在微信上问南都经济部主任张自春，他说已经有很多项目开了花，三言两语说不清楚。虽然不便多问，但思忖一下，既然中国最优秀的都市报都已经落了不少棋子在新媒体上，而且都是高层想好看好的事，那我这等普通记者应该是无法企及其眼界和高度的。

    上周，广州日报新媒体事业部的总经理也在广东天使会上透露了一些关于新媒体的项目，但也不愿意详聊。据说正在运作的项目有两三个了。这一点，我早在与其项目专员曹小姐交流的时候，就已获知只言片语。

    党报、财经、都市报都很早就起步了，这一点，我觉得没必要再拿更加前沿的财新新媒体作论据了。只讲一个值得参考的数据：2012年年中，我在ALEXA上查询21、经观、中经、一财、每经、财新等几家网站的排名，当时均在中国排名于2000以内。其中，经观与中经都是排名于1500前后。而财新是500前后，21是800前后，一财与每经数据不详。

    到2013年6月再搜索排名，财新保持在700前后，21在1000前后，每经、一财均在1500前后，中经、经观的数据——5000前后。（上述数据系凭记忆，并不精确且经常浮动，仅供参考，请以ALEXA记录为准。）

    日报与周报之间的差距，就在转型的步伐中拉开了。

    传统媒体的新媒体尝试，不少人正在低调做事。至于为什么如此低调，原因也很简单，现在新媒体的方向还并不明确，营利模式也尚未清晰。作为媒体人，看尽了传统企业家高调者的落魄下场，因此也必然懂得站出来发声的时机。

    综上所述，关于吃螃蟹这说法，我看持此观点的可以打住了。

    再说到我自己吧，许多人不能理解，为何我一个在《中国经营报》做了多年的记者，却在2013年6月跳槽到《每日经济新闻》。在众多人眼中，《每日经济新闻》并不是一个有历史积淀和老品牌的媒体，相比中国经营报，甚至还算“有争议”的媒体。

    今年7月，网易的朋友请媒体吃饭，当时有同行问我干嘛跳槽到一家更年轻的报纸，我当时开玩笑讲，“因为我堕落了”。

    堕落不堕落，且当玩笑话。其实说穿了，像我这样在一家媒体干了5年的人，跳到哪里都是火坑。也有人说“你都是一只脚要跨出媒体圈的人了”，最好的路径就是直接转型。这样的话，也有不少同行和我讲过，我心底十分认同。但说实在话，就是放不下那个身段，舍不得从一个与许多人打交道的工作岗位换到一个朝九晚五的按部就班岗位上。另外，最要命的是，业界并没有积累到自己的身价，倘有如像大家熟知的郎朗那样的转型，当然是机会难得。媒体圈子，外在的因素赋予人的东西太多了。

    2008年5月，我正式入职《中国经营报》华南中心，当时来的时候，感觉能在广州这么一个中国媒体圈的风口浪尖之地，加上还是“国字头”的财经大报工作，很有自我实现感。直到2010年开始与同事王永强采写后来影响全球的“富士康员工自杀”系列报道，才算是有了一点业界所谓的“代表作”。

    2010年初，有企业老板拟以20万年薪招我做PR总监，当时舍不得转型，没去。后来，也有某媒体拟请我去做华南区新闻副总监，我当时守着一份国字头大报身份，自认为未来前途美好，也没有应允。

    然而，接下来的职业生涯走的竟然是下坡路。好的报道有时候也有运气成份，大家都清楚这一点。于是我开始努力向IT线去钻，设法走“专业路线”，不过，走得很累。这背后的一些原因，在此无法细说。

    有人说懒人推动世界发展，我可能算是那种失败的懒人。作为懒人的我，自认为应该将写作能力推已及人，因此开始带实习生。那时候实习生基本上都成为记者廉价劳动力的类型，也有实习生内心存在这种不满，我察觉到了。后来我觉得应该让价值输出有平衡，如果带实习生，就应该既有付出也有回报。

    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应该将实习生的工作转嫁给采访对象。但是遗憾的是，几乎90%的企业PR都不善于协助记者，他们并不能为记者提供有效的素材，那种形容词堆砌的新闻通稿，记者除了抄出其所述新闻的时间、地点、人名等信息之外，便扔进垃圾桶。

    马云讲得很好，“哪里有抱怨，哪里就有商机”。差不多在2012年起，我便一直酝酿将记者的采访工作转嫁给PR及其他采访对象，基于这样的思路，构思了一个叫“闻客助手”的系统，这个系统意在将记者的采访工作信息化，传统的发邮件的交流方式，转变为社交网络交流方式。

    然而，这个系统的业务逻辑有一定复杂度，基本上相当于一款OA软件，有的软件开发公司竟然给出150—200万的报价。我无法支付这笔费用。

    作为一项商业计划，存在着巨大的风险，也很难开发，我觉得我无法将这件事情办成的原因，根本上还是因为在IT科技线口积累不够。如果我在圈内的人品、业务水平得到认可，那么也许会有天使人投资于我，或者有贵人来帮助我。

    于是我放弃了开发的计划，准备重新认真做回记者职业。不为新闻理想，只为个人职业生涯加分。有时候想，未来真的有一天将这种软件做好了，也许将改变媒体人当下的苦逼的生活境遇。

    2013年春季，感觉在IT线口无法进入老人圈子，势必要寻找一个新的机会。纵观国内几家财经媒体，仍然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如业界人所言“IT线太肥，大家都不走”。唯一的机会，便是我当前所在单位的部门主任给了。离职和入职手续都办得悄无声息，不想动摇“军心”。我觉得保持一种谦逊姿态，是对报社领导的尊重。

    这3年来在媒体职业生涯的下坡路，也让我的思想修养有所留意，很注意换位思考，工作中不玩“大牌”，理解企业的艰难。

    2013年12月初，通过前同事得知《中国经营报》要转型了，特地给前部门主编打了一个电话，询问了一下，也透露了当初离职的初衷。我说，如果中国经营报早半年前内部提出新媒体“项目制”，我或许不会离职。

    然而，这种马后炮讲出来，也并无意义。只是希望能成为一种警示。不为人知的是，经营报华南中心在2013年5—7月份，先后有4名记者离职，有的转型，有的跳槽到待遇更好的媒体。只有我是公认的“堕落”式跳槽。

    （采访芸芸众生，为富士康员工请命，蓦然回首，作为记者的人总是不会出现在新闻镜头前，自身的生存问题又如何突破？）

    其实所谓堕落也未必。在我入职后的一个月后，报社总部传来“倾向价值报道转型”的红头文件，在这种价值报道转型的思路中，至少我还能提出清晰的建议。我在中经工作的5年，有3年时间是做酷快公司报道的，是擅长做价值报道的记者。

    不管前单位和现单位如何评价，重复那句老话：我是一只脚已踏出媒体行业的人。有人看得起，还用得上，自然感恩戴德。如果报社有一天认为我不适合为其打工，要辞退我，也并不介意。至少，我自认为，未来要做移动互联网垂直应用，也算是技术化的品牌营销服务企业的产品经理。

    陈永洲事件让媒体人再次进入寒冬，平面媒体人人自危，我相信无论是同事，还是同行，大家都看到了无法乐观的未来，但是在涅槃之类前，至少应该相信中国经营报总辑李佩钰讲的人生哲理：守住本份，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显然，我一直没有守住本份，大学期间至少有3个学期，我将计算机专业的书箱当第二专业来学，硬啃完了计算机结构原理，熟练使用DOS和设置WINDOWS系统。但最大的遗憾是没有学会编程。

    在绍兴日报工作期间，也是不务正业，撰写了《闻客帮帮网》项目计划书，那还是2006年，《解放日报》已开始采用短信报料的方式，要求记者用手机拍新闻并上传到报社网站，这种WEB2.0的应用，我认为未来一定会成为趋势。然而，这份策划书被网站总编扔到不知哪儿去了。此类原因，导致我后来下定决心回到平面媒体。

    作为一个较早涉足新媒体的成员，我也算是国内最早一批手机报编辑（担任2年《绍兴手机报》骨干编辑），同时担任地方门户网站新闻编辑。然而，最终成为一个传统媒体的一分子，然后再随着传统媒体的转型回到新媒体的转型路线，这种曲折，难道说不是悲剧？

    前不久看到陈菊红的《离开》，整个收拾行李的场景，甚至字里行间都是离别的审美意识形态，除了对她当今职业位置的羡慕和敬佩，余下的也只是凄然的自怜。

    作为媒体圈中一个LOSER，在整个职业生涯中毫无可炫耀的成份。也许，还有很多记者在离开媒体职业的时候，与我一样，连伤离别的情绪都无遐涌出。相信与我有着同感的人在媒体圈中有无数——中国能有几个腾讯新闻总监呢？

    与众多媒体人一样，我们正在等候一个机会。然而，机会何时到来？

    在2014年传统媒体转型大潮到来之际，特此告白，以飨众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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