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小字体
增大字体 评论摘要(共 4 条，得分 355 分，平均 88 分)
查看完整评论
[回复] 4 楼 aiyayabababa 打分：100 分 发表时间：2008-09-10
· 感动中国，感动人民的好公仆！
[回复] 3 楼 ygm1951 打分：85 分 发表时间：2008-08-22
· 李新德是中国人的脊梁，新闻工作者的榜。
[回复] 2 楼 支持 打分：85 分 发表时间：2008-07-11
· 李：我是一个喜欢自由的人，我现在也非常的自由，以至于外国记者很难相信，就连总部设在美国的记者保护委员会都对我的处境非常担心，他们的代表专门来到中国找我，问我的情况，我告诉他们我现在很自由，如果再20年
[回复] 1 楼 谭部长 打分：85 分 发表时间：2008-06-18
· 李兄之壮举,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
李新德近照
李新德简介
1960年出生于浙江黄岩，1999年开始专门从事舆论监督报道，先后在《中华工商时报》、《中国改革报》任驻站记者，后到《工商导报》任记者。2003年创办中国舆论监督网，因利用网络进行舆论监督而为各界瞩目，被国内多家大报报道。
先后介入报道了《18户农民夺回了土地命根子》（中央电视台跟进）、《大姑娘被强行上环》（《中国青年报》跟进报道）、《下跪的副市长——山东省济宁市副市长李信丑行录》（被《南方周末》等多家媒体跟踪报道）、“退休高官”系列报道（随中国青年报跟进报道）。
“长大了一定要当一名英雄”
问：你曾为一名因公导致手臂伤残的打工妹讨说法而远赴广州。有人说你是个爱打抱不平、天生就痛恨腐败的人，是这样吗？
李新德（以下简称李）：我生来就是一个很爱管闲事的人，这一点特别像我的母亲。
我从小在军营里长大，刚懂事的时候就发誓长大了一定要当一名英雄。我的父亲是一个不善言词的人，他身教多于言教。我的母亲是部队家属委员会的委员，专门处理家属院里的闲事。部队的英雄情结和那兄弟般的上下级关系给我留下了永远也抹不去的记忆。以至于我在参加工作5年以后，依然舍弃了每月34.5元的工资。去部队当了一名海军战士，那是1976年的事情，在当时来说我的工资已经不算少了，可是当时我没有半点的犹豫，而当时部队的津贴每月只有6元。
“公平、公正、乐于助人”是我父母经常教导我的，也成了我自觉的行动。这也许是我“爱打抱不平、天生就痛恨腐败”的重要原因吧。
很多人，包括我后来的一些朋友，他们对我的行为也不太理解，我告诉他们说，主要是你们对我的过去不了解，一个人生活的环境不同，受到的家庭教育不同，一个人的个性不同，最终会导致他世界观的不同。
“做人民喉舌 用证据报道”
问：你从小就喜欢新闻事业，改革开放之初你做中药生意以成了当时人人羡慕的“万元户”，但却放弃生意去当记者。在你心目中，新闻工作究竟有着怎样的分量？
李：我真正接触新闻是从1980年复员后开始的。当时我在安徽省临泉县吕寨文化站任负责人，虽然我只上了5年半的学，但在部队自学了很长的时间，回到地方从事文化工作后，有了更多学习摄影和写作的机会。从1983年开始，我已经在报纸上发表“豆腐块”文章和摄影作品了。1984年，我们安徽的《富民报》社给我办理了通讯员证。
那是一个改革开放刚刚起步的年代，这个通讯员证件给我管闲事帮了不少忙。我一边做生意一边管闲事。在河南洛阳，在等候火车的一个半小时时间里，我抓了一个人贩子，解救了一个姑娘。在河北定州火车站，我帮助几位农民兄弟要回了他们不该交的1800元税收。在河北阜平县境内处理了一起交通肇事致人死亡事故……老百姓送给我一面旗帜，上面写着“为民办事一片赤诚”！
不管是地方政府还是司法机关，不管是一般人员还是官员，他们对我的工作都给予了大力的支持，仅仅因为我手里有一个通讯员证件。而群众对于我的信任，更多地则是因为我能帮助他们解决实际问题。从那时起，我就深深的爱上了记者这个职业。我个人的主页上醒目的写着“做人民喉舌用证据报道”，这就是我的内心表白。
“我要让腐败分子心惊胆战”
问：你认为你是一个怎样的“记者”
李：做记者首先要有良知，要对事实进行周密的调查，尤其是作为调查记者，不但要有很好的业务素质，更要有很强的使命感。我为了做好调查性报道，在党校读了三年法律专业。现在是市场经济社会，报社与报道的对象是平等的民事主体，作为一个好记者如果不懂一些法律常识的话，不但自己名誉扫地，也会连累报社，导致官司缠身。
做一个好记者要敢于碰硬，还要敢于顶住来自上面的压力，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都要坚持真理，只要自己认为没有做错就要坚持做下去。
做一个好记者，还要有不怕吃过不怕牺牲的精神。我曾告诉我的同行们，我的准则是“追求生命的质量，不追求生命的数量”。人活着并不是比谁活的年龄大，而是应该比贡献。只要你坚持真理，认真地做事，当你遇到了不测，你可以让活着的人为有你而感到自豪！
中国记者生存的环境审困难，有的记者常会遭到打击报复和陷害，而真正优秀的记者正是在这种不断的陷害、打击与报复下脱颖而出。
我有两句座右铭，可以送给正在这个行业里拼搏的同行，以及即将进入记者行列的新人：我不会学屈原，报国无门的时候投江自尽；我也不会学蒲松龄，对腐败不满的时候只会指桑骂槐借古讽今！我就是我，我是李新德，只要生命一刻不息，我就会不断地敲击手中的键盘，让那些腐败分子心惊胆战！
问：你因创办中国舆论监督网而闻名，你是怎么想到要创建这个网站的？
李：我做网站纯属偶然。2001年，安徽省临泉县宋寨村村支书私藏枪支横行乡里，群众稍有不从便开枪，致使两人重伤，多人轻伤，群众不断上访却频遭报复。我了解这一情况后，先后与镇政府、县政府进行交涉，但是一直没有下文。我于是撰写了《村支书动辄开枪，众村民日夜难安》一文，发表在安徽一家报纸的网络版上，这篇报道经过网络迅速传播，当天便被数家报纸转载。案件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省公安厅将其定性为地方恶势力案件，不久公安部门将包括村支书在内的11人抓获归案，这篇报道使我名声大噪。而这时候我还不会上网。
以前，我写了舆论监督类文章，往往很难找到合适的发布平台。这次偶然的经历，使我茅塞顿开。从这个时候开始，我就有了个想法，希望可以借助网络的力量，来进行舆论监督。不久，我认识了一个做网站的朋友，担任了网站“记者调查”栏目的主持人。2003年10月1日，在这个朋友的帮助下，我选择共和国生日这一天，开通了中国舆论监督网站。
我做这个网站的想法其实很简单，就是要利用它传递民众的声音，把他们想说的话在我的网站上说出来，把它做成一个舆论监督的阵地。
“我还没有一次被告上法庭”
问：投诉者和举报者给你的网站发来投诉和举报信，如果不加核实就挂到网上，可能对他人造成名誉侵权。你的网站如何处理这类投诉和举报？如何进行核实？
李：凡是发到我信箱的投诉信，我首先要根据自己的经验进行分析。如果投诉信提到相关证据，如起诉书、判决书、裁定、发票、图片、录音等，那么我会要求投诉者提供扫描图片或录音（像），待这些证据被确认无疑以后，我再给投诉者一个地址，让投诉者把原件寄来，对所有证据的真伪进行查验，如果证据全部没有问题，我就写好稿子，然后传给被监督者或被监督者的上级单位，并约定等待答复的时间，如果超过约定时间没有答复，我就把“没有接到对方任何回音”等情况写到稿子中，一起放到网站上。如果对方给予了答复，我就把对方的答复也一起放到网上。
当然，也有的情况例外，比如案件的证据链非常完整，稍有基本常识的人一看就明白，那么我写好稿子就会立即发到网站上。
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一次被告上法庭，只有两例威胁要告我的，一例是青岛的一家虚假注册的公司，这家公司的代理律师打电话给我说我报道的都是虚假的，威胁说要告我，让我威信扫地，但最终因为这家公司的确是虚假注册的，因此被工商局撤销了，他们也就没有了起诉我的主体资格。
另外一例是2005年底发生的。因为我写了《警察追杀警察 因为举报公安局长保养二奶警察》一文，文章中的那个“二奶警察”在网上发出消息，说我侵犯了她的名誉权，已经聘请了律师不日就要起诉我。我在她的文章后边发了一个回帖，大致内容是这样的：“我是李新德，听说你要起诉我，我有点等不及了，赶快起诉吧”。可是到现在半年过去了，她还没有起诉。我相信她是不敢起诉，因为我手里有充分的证据，说局长保养“二奶警察”的人不是我，我只是一个报道者。另外，如果那个局长真的没有包养“二奶警察”的话，她真的会起诉我，可是说局长包养“二奶警察”的人就是局长的夫人，我手里有局长夫人和别人谈话的录音，我还把这个录音放到了网上。
披露“副市长下跪”事件一举成名
问：你的中国舆论监督网站率先刊登了《下跪的副市长》一文，使“副市长李信下跪”这一事件首次在公众视野中曝光，引起了众多媒体的关注，你一个人也由此一举成名。这个事件是怎么披露出来的？
李：2004年4月初，一个网名为“青春无敌”的女子在多次举报无果后找到我。“青春无敌”就是举报“下跪副市长”李信的李玉春。
身为山东省济宁市副市长的李信，为了洗钱，用假身份证和李玉春“合伙”开了一家公司，李玉春发现问题后准备退出，并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李信先是威胁李玉春继续“合作”，继而在感到危险后“由硬转软”，向李玉春下跪求饶，至少有3次是在不同场合对着相机下跪。李信还拿出100万元给李玉春做“封口费”。
李玉春将李信涉嫌贪污、受贿、绑架、洗钱和故意伤害等多项违法违纪行为的材料寄给了我，材料中还附有李信下跪的照片以及李信亲手写的保证书等。在确认举报材料的真实性后，6月10日，我写下《下跪的副市长——山东省济宁市副市长李信丑行录》一文，发表在中国舆论监督网上。
这篇文章一上网立即引起轰动，先后被国内多个网站转发，很快成了网民关注的焦点，多家媒体先后对此事进行了追踪报道。半个月后，终于有了结果，李信于6月24日被“双规”，7月28日被正式批捕。
帮举报人去调查前写下遗嘱
问：当你接到李玉春的举报信，知道她所举报的人是一个副市长时，你是否曾有过犹豫甚至放弃？
李：我是李玉春举报李信一年之后才接到她的投诉邮件的，对于投诉到我这里的举报人，我都会帮助他分析报道之后可能产生的后果。当时李玉春态度非常坚决，所以我也没有半点的犹豫。在我的眼里，被举报者没有什么职务高低、权利大小之分。只要证据充分，我都会报道。这是我的优势，也是贪官污吏最害怕的，因为平面媒体从采访到发稿要经过好几道关口，敏感的稿子都有被枪毙或被“公关”掉的可能，连央视的焦点访谈、新闻调查栏目也不例外。我可以夸口的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例在我这里被“公关“掉的稿子。除非是事实有出入或者被举报人已经改正了错误，举报人也得到了满意的结果。
问：你为何要和李玉春一起去北京？去北京调查前，李玉春曾问你：“还有什么需要准备的?”你说“我安排一下后事”，便拟了一份遗嘱。你当时是怎样的一种心境？
李：当时的心情，就像一个战士仿佛看到了战场的硝烟，听到了敌人射击的枪声，感觉到自己马上就要上战场了。这也许和以前受到的教育有关，总之，一种使命感驱使着我，感到自己应该这样做，当时根本没有一点恐惧的感觉。
人生观不同，对待生死态度便不同
问：“济宁有人出100万要买你的人头”，你听说后只是嘿嘿一笑：“危险无处不在的，走在大街上都有被车撞的危险”。是什么因素使你形成了不惧危险的态度？
李：我前面说过，我追求的是生命的质量，不追求生命的数量。我一直就是这个态度，这和我的家庭教育有关系。所以面对危险和困难的时候从不退缩也不畏惧。人生观不同，对待生与死的态度就会不同，我特别赞美革命的英雄主义精神，这与在部队里经常开展的政治教育也有很大的关系。我当兵的地方在宁波穿山，我们连队上面的山头上就是一个烈士墓地，上面很多烈士在死的时候连自己的名字都没有留下，每当有空的时候，我都会一个人默无声息地站在那里，内心却像惊涛骇浪一样再翻滚。他们牺牲的时候，最大的也不打30岁，而我毕竟还活着。
问：你认为既然李信要用100万买你的人头，为何他又留住李玉春呢？
李：李信用100万要我人头的邮件我也收到过，我的网站上也有他们发的帖子，但我只能嗤之以鼻，因为李信和他的同伙们看错了对象。李信向李玉春下跪求饶是害怕李玉春继续举报，因为李玉春在山东省的举报已经完全被李信摆平了，如果李玉春继续到北京举报，其后果李信当然明白。至于李信为什么没有杀李玉春，我的看法是李信没有这个胆子，一个举报就让他害怕得下跪求饶，这种小人还敢杀人？他难道不知道杀人要偿命吗？这种人如果在白色恐怖时期也只能当个叛徒！
问：李信案件报道之后，有关方面是否给你压力，向你提出什么要求？
李：有关主管部门曾经给某事的外宣办发过传真，这个市外宣办工作人员说上面有指示，要我的技术员告诉我把李信下跪的文章拿掉，遭到了我的严词拒绝，因为这个时候李信已经被宣布逮捕了，他们没有任何理由来说服我。
李信案让我更明白肩上的责任
问：《下跪的副市长》一文在网上发表后，越来越多的人认识了你和你的网站。这篇报道对你产生了什么影响？
李：李信事件对我的影响是巨大的，它使我开阔了眼界，使我更明白了自己肩上所要肩负的重任。尤其是此事之后，我接到大量的群众的来信，有许多都是鼓励我的，这些鼓励再一次告诉我，我没有做错什么，我是正义的，我要继续坚持做下去！
问：除了李信这件事之外，通过你的网站的舆论监督而获得胜利的还有哪些事例？
李：除了李信事件以外，中国舆论监督网还配合《中国青年报》报道了“退休高官”案件，为此做了30多篇系列报道，在一个时期内狠狠地打击了“退休高官”王亚忱的嚣张气焰，最终把他送进了监狱。舆论监督网报道的河南新乡市江帆“精神病”案件，法院最终判决江帆胜诉；舆论监督网报道的河北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梁云才双规被打死一案，最终5名涉案人被判刑，其中一人被判无期徒刑；2006年上半年央视《新闻调查》报道的“举报人李文娟”一案，最早也是中国舆论监督网报道的案件，李文娟能走进央视演播大厅，其实也是在我帮助下的结果。
其他的案件还有很多，有的目前还没有解密，恕我不在这里一一列举。
我的精神世界很充实
问：你这种网站的运营显然是没有收入的。除了过去的存款，你是否还有其他收入来源维持你个人的生存与网站的生存？如果没有，你个人和网站又如何能长久地生存下去？
李：中国舆论监督网的日常开支不是很大，每一年开支大约在3000元左右。但我现在做博客，除了需要付出一部分精力外，一分钱不需要投入。我们的周围大都是志愿者，维护网站也是由义工承担的。我现在的收入来源有稿费也有赞助，以后会有奖金，我目前正在申请一个新闻奖，我看了他们的说明，如果这个奖能得到的话，不但有奖品，还有4000美金的奖金啊！
我个人并不是一个有很远大理想的人，只是有多大能力用多大的劲，不想做不切合实际的事情，所以也从没有想到要把中国舆论监督网发展到很大，我现在就很满足。只要我有能力，我就会一直这样做下去。如果说以前经济困难一些的话，现在就好多了，经费问题已经不需要担心了，网站的经费用得很少，主要是采访经费，这些除了网友的赞助以外，还有不少正义的人士援助我。
我本人没有房子没有地，是一个完全的无产者，但我也不会住在露天。我过得很开心，因为我对物质生活的要求不高，我的精神世界很充实。
问：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从事“民间舆论监督”或“网络舆论监督”，对你的这些同行，你有何看法？在你所认识的记者中，你认为有哪些值得你尊敬的记者？
李：在我们记者队伍中，有许多非常优秀的记者，他们给我作出了榜样，如《南风窗》的郭宇宽等。他们也有的和我一样半路出家，有的兢兢业业，也有的造诣非常之深，我为有这样的同行而感到自豪和骄傲！
面对腐败，最重要的是要掌握证据
问：你曾说过：“无所畏惧并不等于凡事都可以硬来。在具体的调查取证中，需要很多策略和技巧。”在面对腐败的贪官污吏时，作为记者采访时需要哪些策略和技巧？在危险中记者应该怎样保护自己？
李：采访的技巧和策略在这里靠只言片语可能很难说得明白。举一个例子吧，我参加辽宁阜新市退休高官王亚忱案的开庭，他的女儿是阜新市公安局副局长，儿子是公安局治安支队副支队长，他们为了霸占高文华的亿元资产费尽了心机，想从高文华司机许宁身上开刀。开庭的时候我参加了，当我在法庭刚刚坐稳，我的两边来了两个彪形大汉，胳膊上刺着龙和蛇，由于有退休高官的女儿撑腰，他们竟然在法庭上低声威胁我。为了不影响我的报道发出，我没有和他们在法庭上计较，但结束的时候，他们就紧跟我出来了，为了甩掉他们，我坐出租车赶快离开，但他们紧跟我出来了，为了甩掉他们，我坐出租车赶快离开，但他们紧追其后，甚至试图用车撞我的车，他们的用心非常邪恶险恶，不管是交通事故，还是治安事件，最终都要由王亚忱在公安局当副局长的女儿来处理，其结果会如何暂且不说，但我的报道却会因此发布出来，最后在司机的配合下，我中途换了两次出租车，最终甩掉了他们，当晚在宾馆里把新闻发了出去。在王亚忱事件当中，我们网站发了30多篇文章，为王家的彻底覆灭立下了汗马功劳。
其实采访的技巧和策略都是来自实践。当面对腐败官员时，你最重要的就是掌握证据，没有证据，别说是官员，就是一个老百姓你也不能随意曝他的光。
群众投诉无门导致反腐成本加大
问：民间反腐的成本越来越高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你认为应该怎样降低这个成本？
李：这个问题很复杂。普通群众投诉无门，反腐成本就会不断地加大。
问：在李文娟事件中，举报人的合法权益常常成为一张空头支票，有这样一个说法：“民间反腐人士的反腐成本是形影相吊，背井离乡。”你对此有何看法？
李：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一部分官员按捺不住心中的欲望，对金钱的追求欲使他们铤而走险，有的和企业“互为沟通”各自得利，把国家和群众的利益抛到了脑后，削尖了脑袋牟取私利。李文娟案件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例子。另外一个有影响的例子就是举报下跪副市长的李玉春，她举报的下跪副市长已经被判无期，事实证明她举报的是对的，可是她不但没有受到表彰和奖励，反而被重判五年。
这是一个极为不正常的现象，说明我们国家和党内的腐败现象已经非常严重了，有的甚至好坏不分，香臭不分，有的结成了腐败利益团伙。这种现象一旦蔓延，就会助长犯罪，会导致我们党失去人民的支持和信任，最终失去政权，这决不是危言耸听。如果一个社会发展到了是非不分的地步了，那是十分可怕的。我在采访中发现，我们建造的监狱里，不但关押着坏人，甚至也关押着好人和英雄，比如佘祥林。这种现象和司法腐败有很大的关系，也是司法不能独立所造成的恶果。
问：你是否会集合一群志同道合之士，集众人之力去反腐？
李：我做不了领导，我是一个喜欢自由活动的人，不愿意领导别人，也不愿意别人领导我。我会尽自己的努力做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毛泽东语）
举报人权益得不到保障后果严重
问：李玉春我为了举报李信贪污受贿，付出惨痛代价，家人也受尽磨难，她曾多次企图自杀，现在又被判刑。你怎么看待这个结果？
李：虽然我当时知道举报会付出代价，但绝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结果，我当时对腐败力量估计不足。李玉春多次自杀，一是对社会失去信心，另一个原因和她的性格有关，当一个人几尽绝望的时候就会走向极端。
李玉春举报有功反而被重判的事实告诉我们，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腐败会严重存在而且有时会表现得很突出。这一切表明，党内的腐败需要继续加强监督。经济基础上和上层建筑原本就是相互作用的，经济发展了，上层建筑就应该随之发展，如果只是一味地强调稳定，不让发展前进其实是不可能的，只是一些人的主观愿望而已。一味强调稳定，忽视客观规律，最终只会吞下自己酿造的苦酒。
问：由于司法不完善而造成举报人合法权益不能得到保障的事实，让有些人宁可忍气吞声，也不敢举报。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李：由于举报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最终导致的结果是有许多违法问题都没有人敢举报了，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记得一次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对于怎样遏制腐败，我提出了三点意见，其中一点就是要保护举报人，保护他们举报的积极性，只有这样，群众才会对我们的政府充满信心，也会使腐败分子无藏身之地，让违法的事实尽早地暴露出来。
但目前的现实却不是这样，上面讲到的李文娟、李玉春的遭遇就是典型的例子。试想，群众看到举报人都是这样的下场，如果不到自己被整得走投无路，谁还会去举报？这最终将导致腐败泛滥。
比起底层百姓，记者生活条件好千万倍
问：有人把记者这个职业形容成“起得比鸡早，吃得比猪差，干得比驴还累，拿得比谁都少”。你对这句话有何感想和体会？
李：有这种感觉的人是他自己没有真正地和群众打成一片，还没有真正地深入群众当中去。看看有的群众生活在最底层，甚至连起码的生活都难以为继，比起他们来，我们的生活条件已经好了千万倍了。
我的邻居是一家报社的年轻编辑，一天早晨我做了早餐请他吃，他看我只做了稀饭和馒头，什么菜都没有，甚至没有咸菜，他说吃不下去。我告诉他说，你吃不下去，说明你不饿，如果饿了肯定能吃下去，说着，转眼之间我就把稀饭和馒头都消灭光了。他看了看我，很不好意思。我告诉他说，1975年安徽发大水的时候，我三天才分到一个发霉的馒头，最后连发霉的馒头都没有了，实在饿急了，就用臭水煮小麦吃。人一旦知道了生活的不易就会珍惜！
作为一个新闻记者，首先要有使命感，更不能怕吃苦。虽然做记者很辛苦，但每当看到因为你的一篇文章解决了群众的问题，因为你的一篇文章把一个个贪官拉下马受到了法律的制裁，这个时候你就不会感到累，所感到的只有自豪。
问：你怎么看待目前记者这个行业和这个行业的生存状态？
李：记者这个工作就是因为危险，所以才受到人民尊敬。我曾经再许多场合说过，我们的记者大都是很好的，有的之所以走了邪路，很大的一个原因跟现行的体制有关，现在的媒体要报道什么你说了不算，即使你有很好的思路和方案。但媒体还要生存，它就只能去做有偿新闻，到处拉广告。
最近有几个记者曝光了，就和上述原因有很大的关系，媒体给驻站记者下达利润指标，完不成怎么办？只有走歪门邪道。这种问题的出现，作为媒体当然要负责任，但我认为，更大的责任应该由造成这种现状的有关主管部门来负。
我喜欢自由，现在也非常自由
问：你现在的工作和生活自由吗？辛苦吗？
李：我是一个喜欢自由的人，我现在也非常的自由，以至于外国记者很难相信，就连总部设在美国的记者保护委员会都对我的处境非常担心，他们的代表专门来到中国找我，问我的情况，我告诉他们我现在很自由，如果再20年前，我接受外国记者采访，其后果是不可想象的。但现在可以了，说明我们国家和政府还是再不断地进步。
至于说到辛苦，那是当然的，但如果你认为自己做的事情很有意义，你的一举一动都牵扯到大家的神经，你就不会觉得很累，你就会精神百倍。
我每年都要做几个在国内很有影响力的新闻，当看到自己的报道能引起主流媒体的跟踪报道的时候，我想你一定会知道我那时的内心感受。
人民对我寄托了太多的厚望，我总感到自己做的远远不够，还需要不断前进。
说明：上述文章摘自《真相再报告——与18位中国知名记者对话》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