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刚刚过去的2013年里，北京以及全国其他地方雾霾是越来越严重了。环境恶化的程度与速度甚至有些匪夷所思。

　　以往，每年10月，北京最迷人的季节，总是秋高气爽的。甚至就在前几年也还是那么令人沉醉。我的书房可以远眺西山。只要我在家里工作——谢天谢地，大学教师不用每个工作日朝九晚五地上班——在看书和看电脑屏幕之外，一抬头就是窗外的西山。天气晴好的时候，近处燕园的博雅塔，稍远一点的颐和园佛香阁，还有八大处山上的佛塔，甚至西山之巅上的一座在阳光下闪着光芒、像是一个天文台的无名建筑，都历历在目。惟一的缺陷是没有湖或河流。稍微弥补这个遗憾的是楼下的13号城铁，每隔几分钟就有火车在流淌。

　　但是，2013年的10月，那美好的秋色却仿佛是一去不复返了。一个月的时间里，西山被重重雾霾完全遮住的日子足有三分之二！这种急剧恶化究竟原因何在？真的只是由于汽车增长带来的尾气污染，还是某种更神秘的力量——例如大气环流的周期性发作——使然，终究是不得而知。

　　跟雾霾一样让人迷茫的还包括报章、网络等媒体上所显示出来的舆论气候。尽管11月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发布了深化改革的决定，决定里明确地规定要“维护宪法法律权威”，但是上半年一些官方媒体所推动的反宪政浪潮还是超乎想象，连同《较量无声》这样在网上流传的电视政论片，都显示出我们对未来目标设定的晦暗不明。

　　庆幸的是，我们还可以不畏雾霾遮望眼，关紧窗户，埋头读书。貌似逃避，实则却是生活之必需，也是人生的乐趣。这一年里，一些出版社贡献了不少好书。我的视野有限，从书架上找出一些版权页上表明2013年出版的书，把自己读后颇多收益的一些列举点评一下，以为交流。

　　在北京大学任教的人，也许都会多少对燕京大学的历史发生些兴趣，毕竟这座美丽的校园是燕京的故园。多年前，我就买过北大出版社出版的《洪业传》（1995），作者是出生于马尼拉华侨之家，后在台湾和美国受教育的陈毓贤女士。那本书不仅仅是一本传记，也包含着民国教育史和汉学史方面的丰富信息。例如关于哈佛燕京学社的成就、许多汉学家的学术贡献及其人格特点，都是引人入胜的。虽然作为历史学家，洪业没有得到应有的公共影响，但是他是多么了不起的一位教师！看看他的门生所占据的历史学术版图吧：郑德坤考古，齐思和春秋战国，瞿同祖汉代，冯家升辽代，聂崇岐宋代，翁独健元代，王伊同南北朝，房兆楹杜联喆夫妇和王钟翰清代，陈观胜佛教史，朱士嘉方志，张天泽海上交通史，邓嗣禹制度史……这是多么雄伟恢宏的学术气象！

　　如今，这本当年北大版中有所删节的书终于有了一个全本（陈毓贤：《洪业传》，商务印书馆），作者为此专门写了序言，附录中有余英时先生全面概括传主史学成就的论文。商务版编辑孙祎萌还专门为该书编辑了人名索引，是对洪业这位“引得”编纂事业奠基人的最好致敬。

　　另外一本修订再版的传记也值得郑重推荐，那就是范泓的《雷震传：民主的风雨中前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雷震是为台湾新闻自由事业做出开拓性努力和艰难抗争的英雄，作为一位生活在大陆的媒体人和诗人，范泓能够广泛地搜集各种史料，写出如此丰满——修订本的篇幅达到了549页——和富于思想性的传记，令人感佩。记得我第一次参观台北胡适纪念馆时，馆中定期变换的专题陈列当期主题正是“胡适与雷震”，陈列品中有很多胡适与雷震的来往书信。读此书，感到一种特殊的亲切。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同以自由为志业的他们是怎样为言论自由而斗争，其间的经验与教训对于我们而言也是弥足珍贵的。

　　说完传记，再说日记。萧军的《延安日记1940-1945》（上下册）能够在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出版是一件特别重要的成绩。1940-45年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重要年份，影响后来中国文艺走向至深且巨的延安文艺座谈会正在此期间举行。萧军作为一个党外作家，风云际会，进入这个历史大舞台，与那些身居窑洞但心念都城的人物密切交集，是热情的参与者，同时却又是冷静的旁观者。他跟毛泽东的交往和当时的即时评论显示了这位历史人物很生动和真实的一面。对于其他人，尤其是跟文化有关的胡乔木、周扬、丁玲、欧阳山、艾青等都有足以颠覆流行形象的细节化描写，显示了日记的独特史料价值。萧军在日记里曾感叹写日记已经成为他每天的主要工作，我们该感谢他用这么大的心力从事日记写作，让后人能够对于延安时期的政治与文化气候有那么真切的了解。还要庆幸的是，由萧军先生长孙萧大忠联合家人整理的这部皇皇百万言日记不作任何删节，一仍其旧，殊为难能可贵。

　　去年十月，我有幸第一次访问俄国，目的是考察经历了体制转型的俄罗斯相关机构与人士如何看待此前的历史。其中的一个重要安排是在莫斯科的一个非政府组织“记忆国际”（又译为“纪念协会”）召开了一系列座谈会，主题均为苏联时代的大规模政治恐怖的历史，臭名昭著的古拉格当然是最为重要的内容之一。“记忆国际”还有一个小型博物馆，专门收藏跟劳改营相关的各种实物，那些在劳改营里的人们留下的书信、绘画、手工艺品、服装等都令人过目难忘。他们在网站上公布了300万以上的受害者名单和生平，在大约1200万受害者中还只是四分之一而已。访问归来，很快到书店买到了美国历史学家和记者阿普尔鲍姆（Anne Applebaum）的这本《古拉格：一部历史》（戴大洪译，新星出版社、山西人民出版社），译成中文达70万字的这部巨著堪称里程碑式的作品，从各种集中营、劳改营的起源，到劳改营里的生活与苦役，一直写到这种反人类的制度最终结束，作者绘制了一幅笔触细腻、色调沉重的古拉格全景图。除了作者搜集的各种史料、亲自进行的各种访谈异常丰富外，她对于这种残酷野蛮的制度何以在苏联发生、长期持续以及西方世界的某种忽视都作出了很有历史依据和见地的分析。我们也应该向以一己之力译竣是书的译者表达感谢。

　　阿普尔鲍姆比较纳粹与苏联，说纳粹将犹太人关进集中营都无需审判，但苏联把人关进劳改营或处决之前都要进行煞有介事的审判。不过那是怎样的一种粗糙的、毫无程序正义的审判啊。可以说，一种文明能否形成以正义为指向的司法体系，对于治理品质的良窳优劣至关重要。换言之，没有公正的司法，就很难算得上是一个文明社会。过去一年里，有关司法制度的书也有多种。这里推荐两种。一是徐忠明的《明镜高悬：中国法律文化的多维观照》（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在过去的近20年里，作者一直是研究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用力最深、成绩最大的大陆学者。他对于档案、笔记、日记以及同行学者的研究成果广泛涉猎，并且在方法论上兼容了传统的考据和当代多学科和跨学科的复杂路向，在问题意识、概念厘定以及某些为前人所忽略的材料的解释上都有着令人耳目一新的新贡献。

　　关于司法的第二本书是张思之的《我们律师》（法律出版社），这本书的出版给人带来意外的喜悦。已经是望九之年、仍然活跃在辩护一线的张思之先生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了不起的律师，用流俗的说法，可以说是中国律师的形象代言人。本书收入了作者关于律师职业的论述文章，他对亲历案件所作的分析和部分辩词，还有演讲和访谈录。它记录了张先生的过去三十多年的人生与职业历程，也浓缩了这个国家在荆棘丛生的路上缓慢地走向法治的艰难探索。从中我们可以学习到他对于案件所涉及法律问题丝丝入扣的精湛分析，感受他为当事人法律权利不屈不挠地抗争的勇气，不独此也，还可以领略他那既严谨又灵动的文字的独特魅力。在柏林举行的一个隆重的颁奖典礼上，作为获奖人，张先生说：“我从东方来，走了很远的路。”简短的一句话，却令我感叹良久。在我们这个法治传统匮乏的古老东方国度里，走上法治怕是还有更远的路要走。不过，张先生的那种锲而不舍的精神正是鼓励我们前行的灯塔。

　　法治建设需要的不仅是法律人的努力，更是全体国民的共同使命。何怀宏的《新纲常》（四川人民出版社）展现了一位伦理学家将中国古老纲常学说与普世价值相融合的学理和救世的追求。书中引贺麟在1940年的话：“现在的问题是如何从旧礼教的破瓦颓垣里，去寻找出不可毁灭的永恒的基石，在这基石上，重新建立起新人生、新社会的行为规范和准则。”何怀宏所做的正是接续这样的事业。他对中国古典政治历史作了某些独特的解释，例如强调是周文汉制而非秦制塑造了后世中国政治，这跟“百代都行秦政制”的说法形成了极大反差。我觉得这还是过于偏于相信士夫言说和官方话语了。作者更多的是在旧瓶中装新酒，用近代以来输入的一些价值取代了儒家旧说。对于今天的伦理以及政治法治建设，这种移花接木至少可以缓解某些新旧之间的紧张感。

    接下来是两本日本学者的书，篇幅都不大，却都很有启发性。一是與那霸润的《中国化的日本：日中“文明冲突”千年史》（何晓毅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另一本是三谷博的《黑船来航：对长期危机的预测探索与美国使节的到来》（张宪生、谢跃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两本书讨论的话题都是我近年来最感兴趣的。前者展示了中日两国传统社会结构之间的巨大差异，也探讨了这种差异对于两国近代以来发展路向的影响。不少观点很有冲击力，例如说中国的宋朝是全世界第一个近代国家（当然，首倡这一学说的是汉学家内藤湖南），称明治维新绝非西方化，而是中国化，等等。作者生于1979年（！），这本通俗历史书写得活力四射，发人深思。《黑船来航》是同类书翻译为中文的第一本，详细地描述了1853年美国海军准将佩里率兵舰武力叩关前后的各种情节，日本在锁国时期怎样积累对外部世界的知识，当黑船的炮口对准江户的时候，如何应对危机，何以能够避免冲突，顺应时势，签约开国，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那个过程，更重要的是促使我们反思清朝与西方交往与冲突历史。

　　我的阅读兴趣里一直包括西方的汉学或中国学。长期致力于德国汉学研究的李雪涛出版了他的新著《误解的对话：德国汉学家的中国记忆》（新星出版社），书中收入了作者近年来对于德国汉学和汉学家研究成果。就当今中国的学术资源而言，汉学成果已经成为我们研究自家传统不能忽视的内容。汉学家们研究中国，中国教授李雪涛又研究汉学家，这种相互解读中的理解、不解和误解实在是大可玩味的。我应邀为本书写了印在封底的“勾魂语”（Blurb，这是多年前从许医农先生那里听来的妙译），姑且把它抄在这里，并为这篇小文作结：

　　读李雪涛教授的著作，我仿佛有一种进入凡尔赛宫镜厅之感——自己在一面面镜子里，但不同角度的镜子所显示的我又是如此多样化。我们可以看出自己所习焉不察的某些面相，同时也可以看出被镜子扭曲了的形象。感谢雪涛，他让我们看到德国汉学家如何看我们，也鼓励中国读者从自身出发反思德国汉学的局限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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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记：本年度我还应一些朋友邀请推荐了一些书，另外还有一些旧雨新知赠送的著作或译作，内容也都异彩纷呈，各擅胜场，由于篇幅以及避嫌等原因的限制，没有收入上文，这里姑且把书名列一下，推荐之外，也表达对作者、译者或出版者赠书美意的感谢。

　　1. 陈夏红：《出没风波里：江平和他的时代》，法律出版社。江平先生以及中国法治与法学的风雨苍黄五十年。

　　2. 高鸿钧、程汉大主编，李红海副主编：《英美法原论》（上下卷），北京大学出版社。将近160万字的皇皇巨著，体现了当代中国学术界对英美法研究的最新成就。

　　3. 高鸿钧：《法缘记忆》，上海三联。一本笔调诙谐却发人深省的随笔集。

　　4. 周保松：《自由人的平等政治》（增订版），三联书店，为本书作序的钱永祥先生说：“读本书，您会领会到政治理性与道德关怀如何借助于哲学分析相互启发、相互激荡。”

　　5. 阿克曼：《我们人们：奠基》，汪庆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过去半个世纪宪法理论领域内所进行的最重要的工程。”

　　6. 智效民：《长袍与牢骚：教科书上看不到的民国》，凤凰出版社。别开生面的民国人物素描。

　　7. 王敏远：《一个谬误、两句废话、三种学说：对案件事实及证据的哲学、历史学分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证据法学理论深思熟虑的佳作。

　　8. 张辉：《文学与思想史论稿》，复旦大学出版社。柏拉图的《会饮》以及其他对话体著作其实该做戏剧看。

　　9. 李贵连：《法治是什么：从贵族法治到民主法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我有幸作序推荐。序言链接：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8663200102e4ci.html

　　10. 戴岑豪斯：《合法性与正当性：魏玛时代的施密特、凯尔森与海勒》，刘毅译，商务印书馆。作者将本书题献给他的祖父，一位波兰犹太律师，1940年被纳粹警察杀害。好沉重的题献！

　　11. 沈博爱：《蹉跎坡旧事：一代中国农人的耕读梦》，语文出版社。林达在序言里说：“合上这部书，很难平静，心底只留一句感叹：可怜中国农人梦。”我读了几章，发现其中远不仅是农人梦或耕读梦，也许更该感叹：可怜中国自由梦！

　　12. 郭学明：《旅途上的建筑：漫步欧洲》，机械工业出版社。不仅仅是建筑，也不只是艺术。

　　13. 顾彬：《汉学研究新视野》，李雪涛、熊英整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听顾彬讲汉学，同时也听顾彬讲西学。

　　14. 麦克唐纳等编：《世界上伟大的法学家》，何勤华、屈文生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期待已久的译作。原书由Little， Brown and Company出版于1914年，2013年出中文版，整整一个世纪！

　　15. 周大伟：《法治的细节》，北京大学出版社。这是另一本作者命我作序的书。序言链接：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8663200102e2l4.html

　　16. 程巢父：《思想时代》，北京大学出版社。对胡适、陈寅恪等民国时代知识人的深刻研究。

　　17. 图宾：《誓言：奥巴马与最高法院》，王霄译，上海三联书店。纽约时报说：“在报道美国法方面，图宾是天赋最高的记者。”边读边想，什么时候能够有一本描述中国最高领导人与中国最高法院之间关系的书？

　　18. 拉姆等编：《谁来守护公正：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访谈录》，何帆译，北京大学出版社。近距离看大法官，了解他们所思所为，还有不同法官栩栩如生的个性与人格。

　　19. 张鸣：《思想与看客》，重庆出版社。张鸣先生近代史研究学术随笔的很好的选本。

　　20. 吉冈桂子：《问答有用：中国改革派19人访谈录》，岩波书店。朝日新闻前驻北京记者、编集委员吉冈桂子对中国学者、官员、社会组织人士、媒体人的采访实录。访谈录均曾在朝日新闻发表，汇集成书时增添了此前因为篇幅限制删节的内容。

　　21. 邓子滨：《斑马线上的中国》，法律出版社。写得很有水准的法学随笔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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