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年后，贺卫方辞别北大

记者 赵凌 赵蕾 特约撰稿杨子云

 

这一次贺卫方走得坚决，这是他对政治沙场的平静退让，更是对生命价值的重新掂量。

48岁，本命年的贺卫方，在这一年做出决定：离开北大，告别京城。

 

这些天，他在发愁如何把那么多书从北京搬到南方。他要去的是钱塘江畔的浙大。“老贺要走了？”这一年在北京学者聚会的多个场合，在北大法学院的学生中间，不断盘旋着这样的传闻。

 

大家开始叫他老贺，是最近几年的事。这里面有岁月的沧桑，还有一种说不清的洒脱与敬意。

 

在北大法学院2008年毕业典礼上，贺卫方用惯常的诗意表达了自己的决意，他要和毕业生一起，离开这个工作了13年,带给了他美好声名的学府。

 

这个告别还意味着，他决意把一座城市抛在身后，这个他居住了两个13年的北京。

 

13年，北大教授贺卫方，在中国变成了一道符号。

 

在学界，他被视为司法改革坚定的鼓吹者；在实务界和舆论界，他被看作宪政、民主、法治思想的布道者；当然在另一些人眼中，他是一个“有些异端色彩”的多事者。

 

十年间，他不断言说的一些思想渐渐演变为现实。他抨击“复转军人进法院”，几年后的统一司法考试给了他积极的回应；他曾建议司法人员脱掉专政色彩的制服，后来法官果然穿上了法袍。

 

“从1998年发表复转军人进法院开始，一直到2004年前后，我都是比较乐观的，觉得可以用自己的知识来改造这个社会。”贺卫方好像在回忆很久远的一件事。

 

有人说，他的学识、他的形象、他的演讲，包括他的嗓音，上帝把他塑造成了完美无缺的学术明星。他的一位朋友甚至为他感到遗憾——如果老贺生在美国，电视竞选一定大获全胜。

 

他的足迹遍布中国，“在法学界，我算是演讲最多的之一吧。”

 

风尘仆仆的十年，频频露面的贺卫方自己也变成了一个话题。

 

质疑中最普遍的意见是说，贺卫方周旋于鲜花和掌声当中，江郎才尽，离书斋越来越远。

 

一位青年教授说，贺卫方曾经深刻震撼了他们一代，那种耳目一新的感觉难以忘怀。“或许是我们成长了，这几年他不再带给我们新意。”

 

然而，贺的支持者却说，中国不缺书斋学者，最缺的是像老贺一样关怀现实的行动者。

 

这个复杂的争执多少也是贺卫方内心的纠结。

 

“这些年自己比较外在化，显山露水，难以静心。也许我应该找一个可进可退的地方，能够为自己的一些政治或宪政论证奠定坚实的学术基础。”

 

于是，他做出了离开北京这个似乎要与过去决裂的决定。

 

说这些话的时候，决心回归学术的贺卫方语态中还有一种壮士暮年的苍凉。

 

自孙志刚事件始，贺卫方频频以公开的姿态发表自己对时政的观感。“好像是西西弗的神话，把石头推上去时很有成就感，然后又滚下去，要重新再往上推。”即将知天命的贺卫方用这个古老典故总结了自己最近几年的感受。

 

时光流逝，现实顽固，石头滚滚落落，他也已经变成了“老贺”。

 

1998年，因不满职称评定，贺卫方决定离开北大。北大校园因此留下一段众生挽留的传奇佳话。“先生若有八分的离意，我们将尽十分的努力；先生若有十分的离意，我们将尽万分的努力，目的唯有一个：先生，请留下！”

 

那一年，38岁的贺卫方没有走。

 

十年过去。

 

这一次贺卫方走得坚决，这是他对政治沙场的平静退让，更是对生命价值的重新掂量。“你需要有一种非常美好的生命感受，跟朋友的爽朗交往，放眼青山绿水的那种喜悦，读一本老书给你带来的快乐等等。其实人不完全是为了改造这个社会而存在的。”这样的感悟，48岁的贺卫方日渐强烈。

 

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或许在柔软的钱塘江畔，负笈南下的老贺能找到新的希望和力量。

 

 

贺卫方：改造社会不是人生的惟一价值

记者 赵凌 赵蕾 特约撰稿 杨子云 发自北京

 

7月3日，在位于北京海淀区成府路的万圣书园咖啡厅，贺卫方接受了南方周末的专访。这个被他形容为“好似我们家客厅”的空间，是贺卫方和他的朋友们平日畅谈的思想场，现在成了他和朋友们最后话别的地方。

 

时不时就会冒出离开北京的念头

南方周末：离开北京，这个决定是怎么做出来的？

贺卫方：大约是去年年底的时候，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的孙笑侠院长第一次给我发短信邀请加盟。当时多多少少有一点不知所措，虽然我时不时就会冒出离开北京的念头，但是离开北京到外地还是一个很大的动作。当然，北京这个城市实在不是适合人类生活的地方，我小时候生活在海边，读大学在嘉陵江边，总还是有水的地方，可是到了北京以后，没有像样的水，也没有像样的山。

按照他们的说法，希望一个有份量的、北大色彩的学者到浙大去，能够给这个法学院带来一种不同的色彩和气象。他们还想要做一点大学管理制度方面改革的尝试，我想，如果能在中国实现教授治校的话，那真是特别美好的一件事，何不去一起推动呢。多少年中国学人的一个梦想如果能够在钱塘江边实现，真是很好的事情，于是我就答应了。

南方周末：除了环境上的厌倦，离开北京与你在这个城市的处境有没有关系？

贺卫方：在北京我很自由，没有任何外界猜测的那种压力。过去这些年，我越来越多地介入一些公共事件，受到了一些特殊的关注，有时候也有某种潜在的压力，比如说学校有关人士有时候也会非正式地跟我说：卫方，有些话你说得太激烈了。说这话的时候都是作为好朋友，跟你私下说，而不是作为官方给你施加什么压力。就一个比较公共的知识分子而言，北大是一个特别好的地方。我这次离开，北京的朋友几乎没有一个人表示赞成，都觉得你离开了一个最能够保护你的地方。

南方周末：你拿什么去说服呢？

贺卫方：有许多事情你考虑得太多，就像哈姆雷特讲的，“优柔寡断使我们的果敢的本色蒙上了一层惨淡的容颜”，想得太多，我们就没有行动的力量。我觉得浙大和北大之间，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大的差距。北大、清华当然最好，因为中国的这种特色，政治中心和学术文化中心，太过分合一。但是浙大也不错，也有这个国家最优秀的学生，也有非常好的学者群体，浙江的经济发展、文化也非常好。我不会觉得某个学校会是我唯一的情感归宿，这和故乡不一样。当然，13年并不是一个短的年份，北大在我心目中是一个会永远牵挂的地方。

能够追求的未来20、30年的方向已经说到家了，再说就是重复。

 

南方周末：熟悉你的人有两种猜测，一种是说，这几年当明星当累了，这下要归隐做学术了。

贺卫方：这些年来，我是比较外在化，比较愿意去跟媒体交往，比较愿意接受记者采访，觉得别人采访我，总是认为你可以并且应该对于公共舆论产生影响。

但久而久之你会觉得这个学校在给你带来太多出头机会的同时，也让你变得越来越难以静下心来做事情。所谓“华北之大容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好像就有这样一个感觉。

一个学者不是不可以有政治的追求，但是政治追求的基础是学术研究，所以我觉得，也许我应该找一个可进可退的地方，能够为自己的一些政治或者宪政论证奠定更坚实的学术基础。

这个社会怎么去发展，怎么转向那样一个目标，有许多学理上的东西要去研究，需要仔细的辨析。这些年来那些对我主张的批评，我需要去认真地思考。一些根基性的东西需要更深入地研究国家的历史，研究不同国家的社会演变历史，这时候阅读就变得非常重要。

其实我也很矛盾，要叫我完全安静下来，归隐山林，那也不是我希望的。我觉得杭州也许是一个可进可退的地方，不是完全退隐。

南方周末：还有人说，这是个悲观的选择，能说的都说尽了，一切照旧，干脆到钱塘江畔寄情山水。

贺卫方：这种说法也不是没有一点道理。2006年春天的一次会议后，我多少有点感觉到，我能够追求的未来20、30年的目标都已经说到家了，再让我说这样的事情，就是重复。另一方面，我觉得人生不应该完全都变得像一个斗士，毕竟人生苦短，岁月如白驹过隙，你需要有一种非常美好的生命感受，跟朋友的爽朗交往，放眼青山绿水的那种喜悦，读一本老书给你带来的快乐等等。其实人不完全是为了改造这个社会而存在的，我们需要更丰富多采的人生历程。

像胡适这样既研究学问，又身体力行改变这个国家，是很高的境界

南方周末：刚刚说的这些是人到中年后的感悟么？

贺卫方：不完全是。胡适在他晚年的时候，其实台湾的情况很险恶，蒋经国这些人不断地去发动一些人去攻击他，谩骂他，恨不得把他杀掉，胡适一方面不断地抗争，直截了当地跟蒋介石表达他的看法，也在《自由中国》等杂志上发表推进宪政的文章，但是另外一方面，那段时间他一直在做《水经注》研究，很投入，简直是太神奇了。他用法律诉讼的方式来研究《水经注》，为戴震辩诬。胡适说过，在一个专制体制下你去追求自由的时候，一个人绝对不能够完全变成一个天天壮怀激烈的斗士，而需要有一种另外的天地，这个天地远离你战斗的战场，在这儿休养生息，坚持一种韧的战斗。不久前一次讲座，我跟大家讲这个的时候，发现后来网上有一个北大的学生说：“贺老师好像在为自己到杭州做某种解释。”

 

南方周末：说到胡适，你近年来在很多场合提及，最近是在北大法学院的毕业典礼上，有人在怀疑，你在向外界暗示自己跟胡适的某种历史相似。

贺卫方：我自己越来越能够清楚地意识到，就像余英时先生说的，胡适在纯学术方面的东西现在看起来存在着一些缺陷，唐德刚先生也批评他在社会科学方面的训练不太够，但是在整体上，我看今天的学者还没有人能够超越胡适。另外一个难以超越的地方，是他在政治或宪政领域所提出的那些目标，至今还没有在我们这里实现。我特别要强调，胡适对我们家国发展方向的一种判断，对于现实政治的关怀、参与以及一种恰当的距离感，是特别值得学习的。像胡适这样既研究学问，又身体力行去改变这个国家，是一种很高的境界。

一个北大教师有一种责任，想方设法要去让这所学校的学生们，不要忘记最代表我们这所学校精神的风范人物是什么样的人。但是，坦率地说，要达到胡适那样的综合水准，我这样在“文革”中成长的一代人真正是没有可能的。

 

周期性的，感觉有点心灰意冷

南方周末：一位老师说，你离开北大是北大的一个灾难，也是自由派阵营的一个损失。

贺卫方：那样的说法言过其实了。这些年来法学界的确存在某种新左的倾向，比方说国家主义的某种复兴，某种民族主义的思潮。甚至出现一些反法治的论调。我个人比较西化一点，有人跟我说，也许我走了以后，我们法学院某种平衡会失去。不过，我自己并不大相信，北大的民法、诉讼法、国际法等领域有很多优秀的学者，新生代也在崛起，他们是这个法学院里的骨干力量。

南方周末：北大13年，回望一下，几乎在每一个重要关口你都有所表现，尤其是司法改革，2002年，好像是你最兴奋的时候。

贺卫方：从98年在南方周末发表文章，一直到02年前后，那段时间我都是比较乐观的，笔调就能看出来是乐观的那种,觉得可以用知识来改造我们这个社会。最近有一点失望，例如，最近司法界的动向就让我大惑不解。虽然我知道，法治的潮流是很难改变的，但眼看着一些此前的改革遭到否定，还是有些难以接受。我们现在还能做什么？反复的言说还有意义么？其实有时候，是周期性的，感觉有点心灰意冷。

 

这样的体制造成了一种特别可怕的人身依附

南方周末：从77年恢复高考，这30多年来，你认为知识分子在经历什么样的心理过程？

贺卫方：对人文、社会科学的学者来说，最大的问题是我们遭遇了一个假定的前提，这个前提是说，对社会发展的目标和实现这个目标的途径不需要你去思考，而是有人帮助你思考。最伟大的思想家不是在大学校园里，而是在庙堂之上。所以跟政治相关联的，就必须匍匐在那些最有权力的人的脚下，去做他的追随者。前不久南京大学做了一个统计，过去30年，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学术刊物引用的作者排名，居于前几位的几乎都是政治领导人。

今天的学者体制内的生存环境基本上是在大学里，大学能不能独立，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个人假想，如果现在大学把我一脚踢出去，我到哪里去讨生活？这样的体制造成了一种特别可怕的人身依附，其实那是一种思想上的依附，你不能够随便说话。至于大学跟政府机关的关系，近年来一个愈来愈明显的趋势是，大学对政府的依附在加剧。例如，本科教育评估，各种评比，基金和其它资源的分配，所有这些都在不断地让大学丧失应有的独立和尊严。

再就是学术制度方面，如何评价一个人是不是好的学者，这些很具体的制度，也是我们生存环境的特别重要的地方。但是，现实的情况是，你必须满足那些个很怪异的条件，这样就导致了急功近利，有些人著作等身，但实际上，再过10年可能是一堆垃圾。

南方周末：很多人担心离开北京后，很难再听到你的声音？

贺卫方：那倒不会。也许声音会少一些，但我仍然会选择某些平台，表达自己对公共事务的态度和观点。这是我的世界观，对人生的期许。归隐山林，逃避现实，我不会感到快乐。

 

光华法学院：“教授治院”的理想实验

记者 赵蕾 发自杭州 北京

 

 

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在光华法学院成立典礼上发表致辞,他说，“（光华法学院）要与国际接轨，这个‘轨’就是法治思想的深入、法治的健全。”

 

一群带着理想主义情结的法律学者，正在尝试创办一所与现行大学相异的学府——远离教育行政化，由教授委员会管理学院事务与学术评价，追寻大学独立与学术自由的精神……

“让胡适校长的精神活在我们心中。”贺卫方以这篇致辞作别北京大学后，他的新教职是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教授。

 

这个法学院意图恢复胡适年代大学传统的理想实验——远离教育行政化，由教授委员会管理学院事务与学术评价，追寻“教授治院”下的大学独立与学术自由。

 

这似在回应半个多世纪前的浙大历史。那时，在校长竺可桢主持下的浙大，获得了比肩北大的自主办学氛围，有“东南民主堡垒”之誉。

 

半个多世纪后，与北京相比，杭州在学术资源和学术话语权上明显处于劣势。

 

但这个学院欲图恢复大学传统的追求，仍让一些厌倦了现今大学诸多问题的学者心神往之。

 

今年4月，北大法学院副教授张谷也离开北京，选择了光华法学院。

 

张谷的夫人曾对光华法学院院长孙笑侠说：“你们为何要引进他（指张谷）？他又不会为光华法学院‘制造’文章。”言下之意，如果按现有多数大学对教授的评价标准，张谷可能会让光华失望。

 

但孙表示，该院不同于其它大学的独立教授委员会对本院教师水平的评定，不会拘泥于在核心刊物上发表多少文章，而将更多审查代表作的实际水准和教师的科研能力、潜力。

 

造就一个理想的法学院

光华法学院的教授委员会，现有10名委员。

 

除了浙江大学副校长为理工背景外，其他九人均为当今杰出的华裔法律学者或精通中国法的外国学者。其中，有曾担任台湾司法院大法官的王泽鉴、刘铁铮教授，哈佛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安守廉等。

 

这是一个独立决定学术性事务的机构，从人才引进、教授晋升、课程设置等，学院日常运行中与学术相关的事务都归它管。教授委员会拥有学术事务最高决策权，院长必须对它负责。他们将专司一职：维护学术的良心。

 

在院长孙笑侠看来，十位教授形成了顶尖的专业评判水平，可以避免“外行评价内行”的尴尬。之前，法学院教授的晋升，都由校方职称评审委员会决定；而评审成员多数是理工科学者，不了解法律学科，“最终只能看你发表了多少论文、承担了多少课题、项目”。

 

在引进人才上，教授委员会同样坚持严格的学术标准。所有人选，经过院务委员会物色、推荐，最后都须在教授委员会上通过。据孙笑侠介绍，引进贺卫方，在教授委员会上得到了一致通过。

 

这样一个和现行教育体制完全不同的“学科特区”，和捐建者光华教育基金的推动直接相关。

 

在光华教育基金捐建之前，法学院和浙江大学行政管理系等院系合称大法学院，在杭州市区的西溪校区。

 

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各个院系间相互扯皮，教师很难将大部分精力投身科研和教学。几乎所有的法学老师都想独立出来，成立一个纯粹的法学院。浙江大学的第三校区——之江校园，被不少海归老师相中。

 

在和校方领导沟通后，院长孙笑侠率队开始募款之旅。最后，台湾理律律师事务所执行合伙人兼执行长陈长文，促成了光华教育基金与浙大法学院的这段因缘。陈也是海基会原副董事长及首任秘书长、台湾红十字会会长，有深厚的大陆情结。

 

2007年4月，在光华成立典礼上，陈长文说，法治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化不可或缺的条件，“法治要成功，法律教育是最重要的，学校是最重要的。”到场的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也发表致辞，他说，“要与国际接轨，这个‘轨’就是法治思想的深入、法治的健全。”

 

他们寄望于浙江大学，在大陆造就理想的法学院，培养理想的法律人群体。

 

新旧规则的磨合

光华法学院毕竟没有脱离“党委领导、校长负责、教授治学”的高校管理体制。

 

法学院现在除了须受校方的领导，还须执行教授委员会的决定。

 

在目前的格局下，浙江大学方面允诺法学院建立“学科特区”，给予光华一些特殊政策，教授委员会在这些特殊政策范围内运作，但最后决定权还在学校。

 

另一方面，在光华教育基金和浙大的双方协议中，作为学院的直接领导，浙大并非无偿接受捐赠，校方必须在资源分配、学术建设等方面配合光华的工作。这意味着校方要让出一部分权力，因此，其实际“履约”情况令人关切。

 

法学院教授林来梵的感受是，新旧规则正处于磨合阶段。他说，有些问题可能还没完全曝露，比如，“教师的晋升需要经过校方确认，如果他们不同意教授委员会的决定，怎么办？”

 

据南方周末记者了解，曾有一次校方想推翻教授委员会的决定，但后来一方面鉴于教授委员会诸委员的威望，一方面经过双方沟通，校方同意了原有决定。

 

即使学院之内的治理，也仍需磨合与调整。

 

教授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多是外校知名教授。由“外人”来决定院内事务的模式，也招致院内部分教师的非议。他们认为，外界的教授不一定了解本院本地区的情况。在西方的大学，教授委员会由本校或院系全体教师组成，并无“外人”参加。另外，由于委员们来自五湖四海，很难聚到一起开会，可能影响决策效率。

 

直接推动光华法学院建立的台湾籍教师王冠玺，是两种文化和行事规则的交节点。

 

这一年的工作让王冠玺更加深入地了解大陆社会：“整个社会对法治缺乏真正的关切，很多问题还是按旧规则来办；多数人有的是规则意识，而不是权利意识。”

 

王坦承，在筹建学院过程中，感觉随时可能生变。幸而虽有困难，相关方面有足够的耐心。

 

孙笑侠说，教授委员会运作一年多来，总体状况比较理想。他还发现，学校已经开始重视光华的经验，在权力下放和资源分配上，有尊重基层自治的倾向。

 

贺卫方认为，在大体制不易弦更张的情况下，局部的制度探索并不容易，他希望自己能在其中推动一二。

 

张谷也不认为自己来到光华，就意味着来到一个和原来就职大学完全不一样的地方。但他坚持认为，光华法学院就像民法上的人，只要诞生了、存在过，就有其特有的独立的意义。

 

法学院的日常时光

这是带着些理想主义光芒的法学院。

 

整座校园在幽幽的月轮山上，美国长老会捐资建造的老教堂静立在半山腰上，它还有个清雅的名字——悦客堂。

 

光华法学院教授林来梵期待着，某日能在悦客堂举行学术沙龙，畅谈法学与神学的姊妹学缘；或在里面举行毕业典礼和学位授予仪式，在上帝的目光和教堂的钟声中，师生们互相致贺道别，不必计较学校党政领导的座次排位。

 

百年前，这里是华东六所教会名校之一——之江大学的校园。和它同期的东吴大学，曾经造就了中国近代最为成功的法学院，东吴法学依然是今日中国法学教育的标尺。

 

逝去的大学精神和前辈学人令人心向往之。张谷说，第一次来到山上，平日不修边幅的他突然有种冲动，想打上领带穿上西服拎起皮公文包，像当年的教授一样去给学生上课。

 

置身此地的学人很难不生烂漫之想：钟楼又名同怀堂，由《申报》创始人史量才出资建造；山顶的独立洋楼“下红房”曾是司徒雷登的居所；与钟楼遥相呼应的主楼慎思堂前，孙中山发表过热情洋溢的演讲。

 

单看光华法学院院徽，就令人浮想——红黑白三色，盾牌和书本为基本造型，居于中心的则是代表正义、法律、权利的拉丁文“JUS”，这样的设计在国内法学院院徽中并不多见，让人想起常青藤等欧美名校。

 

在这里，每周五是师生共餐日。学院规定：教师无论当天是否有课，都必须赶来与同学们共进午餐。这一餐由学院埋单。

 

目前，院方正向全球招募图书馆馆长，据悉已有美国某名校的图书馆馆长有意前来。

 

一年后遥望法学院成立的当日，一位留学日本的法律学者在异国的寄语仍动人魂魄：我想象光华法学院是自由、独立的，是未来中国法学的良心。

 

这也是法学院院长孙笑侠的心愿。

 

他说，光华最令人关注的不是亿元资金，也不是景致天成的西式校园，而是他们希望达到的改革效果——让它拥有相对自主的政策，归还学术本来的面目和应有的机制。

 

再多的博士点和国家学科基地，最终都会烟消云散。孙笑侠说，关于民国时期东吴和朝阳两所法学名校，人们记住的是，“朝阳的学生都在法官席上，东吴的都在上海滩当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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