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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大字体 评论摘要(共 5 条，得分 425 分，平均 8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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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5 楼 其实早就完了 打分：85 分 发表时间：2010-05-13
· 历史是个什么玩意儿！共**又是个什么玩野人！
[回复] 4 楼 ddd 打分：85 分 发表时间：2010-04-22
· 朱民主过分了。假如美利坚打来，我先干掉你。对不起了。
[回复] 3 楼 呐喊 打分：85 分 发表时间：2010-04-21
· 我向全世界声明:党啊.你已不再是我的母亲!
默认分类 2010-04-03 13:09:37 阅读81 评论37 字号：大中小&
[回复] 2 楼 dddd 打分：85 分 发表时间：2010-04-21
· 山西疫苗的问题只是问题的盖子。盖子揭开后，是如果，就能发现整个医疗系统的官商勾结、非法营利、赚病人死人的昧心钱的严重问题。杀了一个郑筱萸，说明中央有决心，但医疗系统绝不止一个郑筱萸，是体制的问题。哪里
[回复] 1 楼 闲人 打分：85 分 发表时间：2010-04-20
· 我举报山西省人民医院乱收费，也是三年多了，国纠办亲自插手，两次调查，也毫无结果，只是群众看病一天比一天贵。有人对此话题感兴趣，请留言。
——科学与权力的复合纠结
“公权力对某一因素不平等，实质上是对所有的因素不平等；一时的不平等，实质上却是一个永远的恶例，会有报复，这也是信用的一种惯性。”——郭生祥：《信用经济学》
从贴标签开始
陈涛安告诉本刊记者，给疫苗贴上专用标签，是山西自创的官方准入门槛，获得独家授权的华卫公司由此名正言顺地垄断了山西的二级疫苗市场。贴标签的行为无法在低温下进行，因此必须把所有疫苗都从冷库中取出来。这些疫苗种类繁多，它们长时间暴露在室温下会发生怎样的变化，的确是个复杂的科学问题。但山西省疾控中心的相关负责人显然并不在意这个问题，在2006年初到2007年底的两年间，贴上标签的二级疫苗大量流入山西市场。
陈涛安说他首先发现的只是华卫公司的垄断经营和贴标签的可疑操作，作为疾控中心的一员，他最初的努力只是希望他所在的系统能停止所有违规操作，召回可疑疫苗，进行区域调查。但她的努力，让自己陷入了困境，疫苗利益链上的相关获益者安然无恙，他们不承认这种利益链的非法性，也不承认贴标签有可能导致疫苗出问题，甚至还理直气壮地扔出了另一个逻辑——如果觉得疫苗有问题，那就找出实例来证明。
在这种不对等的对抗僵局中，2006至2008年接种过疫苗又产生了疑似副反应的家庭真的浮出水面。他们通过各种渠道与陈涛安发生关联，倾诉自己的悲痛，寻求解决途径。这些病例和疫苗副反应的关联，同样是一个复杂的科学问题。可是面对这种复杂的局面，山西省卫生系统依旧持续着最初的做法，否认疫苗的利益链，也否认疫苗与病患的关联。
这就像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科学并非人人都理解，但利益链却一目了然。信任已经断裂，任何科学的专业解释都显得苍白无力。就像研究者郭生祥在《信用经济学》中论述的那样：“公权力对某一因素不平等，实质上是对所有的因素不平等；一时的不平等，实质上却是一个永远的恶例，会有报复，这也是信用的一种惯性。”
疫苗的“山西认证”
为了贴上那张小小的“山西CDC专用”标签，整箱整箱的疫苗从山西疾控中心的冷库里被搬出来，堆放在办公楼的大厅和楼道里。拆箱、贴标、忙碌着的那一群人并不具任何专业知识，他们只是“临时找来的宾馆服务员、临时工和钟点工”。这些疫苗暴露在室温中的时间，“短则四五个小时，多则十几个小时”。
把CDC专用标签贴到疫苗上，实在是山西的原创。卫生部办公厅《关于启用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统一标志的通知》规定，使用范围仅限于“各级各类疾控机构的建筑标志及其相关物品、设备；疾控机构的指示性中标”；同时，“疾控机构标志的图案使用时，不得在标志中增删任何内容”。而山西的这个专用标签，不仅贴到了疫苗盒上，图案也做了个性发挥，把国家疾控预防机构的公益标志“CDPC长城图案”、华卫公司的拼音缩写“HW“和 “山西CDC专用”都印到了比一分钱硬币还小的椭圆形纸片上。
贴标签的场景从2006年3月开始，在山西省疾控中心尚未启用的新办公楼里持续上演，物业科副科长卫军利和许多职工都曾见证过。也有人看不下去，私下有些意见和抱怨，但没什么用，这是领导拍板决定了的事情，从2006年4月开始，山西省卫生厅陆续下发的多个文件的附件中，都明确规定“为保证预防接种的安全有效、全省要统一使用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逐级配发的标有‘山西CDC专用’字样的疫苗。
陈涛安向本刊记者叙述，他意识到“有些不对劲”是2007年4月下旬，些时贴标签已经进行了一年多。他是山西省疾控中心原信息科科长，军人出身，担任过坦克部队侦察连连长，1987年转业进入山西省卫生防疫站（疾控中心前身）时已经27岁，因为“一身武艺无用武之地”，有心向学，当年考上首都医科大学生物医学工程系，主修医用软件，计算机与医学相结合的边缘科学。全班43个人，学制3年，师从马斌荣，中国卫生信息的著名专家。
陈涛安说，山西省、市、县三级疫情信息的卫生情报网络是在他主持下构建起来的，1997年信息管理科成立，他任科长，继续医用软件开发，曾推出《全国计划免疫监测信息系统》。他获得过诸多荣誉，2001年成为山西省劳模，2003年“非典”期间荣立二等功。
可是2005年7月，陈涛安突然被停职，调至后勤物业管理科。“具体的工作任务是长期休息，工资、奖金一点不会少。”这是山西省疾控中心的新任主任栗文元当面告诉他的。“他说我的工作很突出，没有什么失误，调任是中心党委的决定，不是他的个人意见，作为一名党员要相信组织，党叫干啥就干啥。”陈涛安说，他和栗文元是多年的同事和朋友，也看到过栗文元就曾经接受过这样的“停职考验”。“2003年栗文元从省卫生监督所所长的位置上退下来，就在家里休息了一年半，当时就说是组织上要考验他，那一年半，当时就说是组织上要考验他，那一年半里，栗文元也不让我们去看他。到了2005年初，栗文元被重新启用，先担任卫生厅应急办主任，3月份就成了省疾控中心主任。”陈涛安说他那时非常信任栗文元，觉得“他是想给我一个自由空间，让我能取得突破性的成果”。
陈涛安说他给自己设定的“休息时间”也是一年半，全力投入“医院感染信息管理软件系统”的研发。2006年底，软件系统开发成功，陈涛安说他在2007年2月找到栗文元汇报，但栗文元的答复让他很疑惑。“他说党组织还没有决定让我回来，要我再等到三五年之后再说。”
陈涛安说，栗文元的答复，把他从二进制代码世界里拽了出来，他这才发现，原来在他的休息期间，疾控中心的疫苗管理发生了悄然改变，贴标签只不过是最表象的。
小公司的“空手道”
陈涛安说他于是发现了时间上奇怪的关联。《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以下简称《疫苗条例》)
生物制品供应站于是被新成立的生物制品配送中心所取代，新主任叫田建国，1970年出生，籍贯山西，已经落户北京。除了配送中心主任之外，他的名片上还印着“卫生部产业协会副秘书长、北京华卫时代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等诸多头衔。山西省疾控中心
我国的疫苗分为两种，计划免疫用疫苗和公民自愿接种的有价疫苗，也就是《疫苗条例》所说的一类疫苗和二类疫苗，以前两类疫苗都是“封闭式渠道管理”，由国家疾控机构统一逐级订购、分发和周转储存。《疫苗条例》实施后，一类疫苗没什么变化，依旧是政府计划分配、个人免接种、国家统一买单但二类疫苗市场被开放，“疫苗生产企业可以向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接种单位、疫苗批发企业销售本企业生产的第二类疫苗。疫苗批发企业可以向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接种单位及其他疫苗批发企业销售第二类疫苗”。条例的初衷，当然是想通过自由竞争来规范二类疫苗市场，降低价格，使广大民众受益。
陈涛安告诉本刊记者，山西省疾控中心显然对《疫苗条例》做出了另一种原创解读。以每年380元的价格，将“全省疾病预防控制工作所需的疫苗配送及二类疫苗的供应和管理”卖给了华卫公司。如果按照《会议纪要》，选择华卫公司是因为它满足了四个条件，“一是符合条例的规定，二是合法的企业，三是资质可靠、熟悉市场，四是能与CDC积极合作”。可事实并非如此。北京市工商局提供的资料显示，华卫公司
陈涛安告诉本刊记者，这家注册资本金不过50万元，并没有疫苗经营资格的北京小公司，在山西却以“卫生部部属企业”的身份被奉为上宾，战胜了那些资本上千万元的大企业，接管了山西的疫苗配送网络——国家在过去20多年时间里，花了十几亿元才建立起来的冷链和配送站点。山西省疾控中心2005年11月对生物制品供应站做了一次收支统计，从2003年3月到
陈宏生在同一天的《会议纪要》上也有了新的职务，“负责兽康消杀公司的工作”，从管理疫苗变成管理老鼠药之类的兽药，他和张俊书只能接受这样的突兀改变。“我也早就有了预感，栗文元跟我说，老陈，工作做得太好并不是什么好事。”接替财务科科长在杜碧杰被调去从事非财务工作，但待遇不变。他也很快理解了自己的免职：“我比较坚持原则。”按照《疫苗条例》相关规定，接种第一类疫苗“不得收取任何费用”，接种第二类疫苗可以收取“服务费、接种耗材费”，但“各级财片安排用于预防接种的经费应当专款专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挪用、挤占”。这意味着，二类疫苗经营所得的服务费和接种耗材费也必须进入财政专户。可田建国接手后，
垄断的利益链
陈涛安告诉本刊记者，田建国的身份其实一戳就破，但在他之前，似乎没有任何人质疑他。“他到下面去就像钦差大臣一样，风光得很。”陈涛安回忆，“以前网站上还能查到他以卫生部领导身份下去检查工作的新闻。“华卫公司与山西省疾控中心签署的协议为期5年，从2006年4月开始，全省11个市有6个与华卫签订了《合作协议》，以65万、30万、17万元不等的价格出卖了属地疫苗供应和管理权。与些同时，华卫公司还与疾控中心一起，想出了二类疫苗专用标签的办法，通过山西省卫生厅的推广，名正言顺地垄断了山西的二类疫苗市场。
陈涛安告诉本刊记者，一个标签就可以向厂家索取15％～20％的返利，这只是冰山一角，垄断给华卫公司带来了难以想象的丰厚收益，给华卫公司的经营大开政策之门。
麻疹属于一类疫苗，由国家免费接种。可是到了我们这里，却变成了《麻疹风或麻风腮联合疫苗预防接种工作的通知》。解释一下，麻风是麻疹、风疹联合的疫苗，麻风腮是麻疹、风疹、腮腺炎联合的疫苗，都属于自费的二类疫苗。该通知
更令人费解的是，国家统一下发的一类麻疹疫苗，在山西一直被束之高阁。这批生产日期为2006年7月，有效期到2008年2月的免费疫苗，直到
陈涛安告诉本刊记者，2006年7月，山西运城发生乙脑疫情，湖南湖北等许多地方也出现了恐慌，但当地的专家都说，这个季节防蚊灭蚊是防病的手段，没有必要进行应急接种。因为疫苗的最佳接种期是流行季节前一个月，每年3月至5月份接种较合适。如果现在接种，等到产生抗体，蚊子已经进入自然消亡的季节。可是，山西却出现了全省范围的应急性接种。这次应急接种，运城地区消费乙脑疫苗200万～300万人份，全省合计消费500万～600万人份，乙脑疫苗也是一种二类疫苗，由北京华卫垄断供应，向厂家采购价格为9元/人份，到了山西省疾控是16元/支（包括4元的配送费，一元的返利），市里加4元的配送费到了县里，县里加4元的配送费到了乡镇接种门诊，到了最基层老百姓手里就成了28元/支（不含注射费）。最保守的计算，仅这一笔买卖，华卫公司的纯利润就能高达3000多万元。根据国家的相关规定，在紧急情况下，二类疫苗可以转化为一类疫苗，由财政统一买单。但山西依旧坚持疫苗的个人付费。
陈涛安告诉本刊记者，从
举报者的困境
陈涛安告诉本刊记者，他是个较真的人，从对公示卫公司的疑问开始，他一点点调查取证，搜集了大量的原始文件资料，抽丝剥茧找到了问题的方向和源头，在他看来，这些其实都不复杂，“文件都摆在那里，华卫公司的资质，在北京一查就很清楚了”。
一开始，陈涛安还很相信系统内部的力量，从
奇怪的是，明明陈涛安是举报人，栗文元是被举报者，但检察院的一些调查却集中到陈涛安身上。有朋友私下告诉他：“我们接受了询问，太原市迎泽区检察院正在查你陈涛安的问题。”一个月后，9月上旬，太原市检察院正式通知陈涛安，有关方面出具了一个报告，证明省疾控中心与华卫公司的合作是合法的。他如果不满意，只能要卫生部表态。几天后，陈涛安向卫生部发出了《质询书》，质疑华卫公司的资质，以及这种疫苗托管的合法性，还没有收到答复，太原市检察院已经在9月底撤销此案。
陈涛安说，2007年10月初，太原市迎泽区检察院反贪局两名检察官到疾控中心调查，当陈涛安提出要查验对方的证件时，女检察官居然把证件朝他甩了过来。陈涛安后来才知道，他所在单位的纪检委整出了一份盖着大红公章的“定性材料”，举报他有经济问题，“1997至2007年累计侵吞资金113万元”。有一个审计团队介入查账，其中最主要的是由陈涛安担任法人的卫生疾病信息公司。陈涛安说，这个公司成立不超过1997年，公司的经营所得都用于卫生公益事业，购买办公用品、技术设备，甚至为其他同事提供培训进修的经费。“非典”期间，陈涛安将公司的全部收益基本都用于了基层的疫情防控，公司也在“非典”之后正式结束。审计人员对于清晰而公益的账目提出了质疑：“他们说怎么可能开公司不为挣钱，反而把钱都用在公益上，太不合常理。”陈涛安说：“我不缺钱，我乐意，管得着吗？”
陈涛安告诉本刊记者，走上举报之路后，他深切体会到了人性的纠结和复杂。他常常看到人性中善的那一面。“帮助我递材料到检察院的是我的老战友，偷偷给我看黑材料的是审计组的一名会计。”当然也有恶的那一面，“整理我的黑材料的，是我的另一个老战友，但我理解他，他在这个系统里也不容易”。让他想不通的是栗文元，早在栗文元担任省疾控中心副科长的时候，陈涛安就与这个年长他3岁的同事关系非常好，因为“栗文元是个尊重科学的人，我们非常有共同语言，经常在一起讨论各种问题，我们两个家庭的关系都非常好，常常出去一起唱歌“。
栗文元在陈涛安的心目中，一直是“热爱科学的技术工作者“。他还提醒本刊记者，要公允地描述栗文元，“栗文元擅长检验分析，1998年山西假酒案的时候，他贡献突出”。栗文元调任省卫生监督所所长后，陈涛安也常去看望他，“一起讨论科学问题，同吃所里的大碗面”。等到2005年栗文元被重新启用，当上卫生厅应急办公室主任，他们多次合作全省疫情直报演习，陈涛安如今说起来都是眼里发光的兴奋，这些专业的技术问题，或许才是他内心真正热爱的。
陈涛安说不知道究竟是什么诱惑改变了栗文元，他觉得2005年7月他的停职，只可能是栗文元已经动了疫苗的心思。“他太了解我了，我负责的刚好又是疫情信息管理，他知道，要让我在疫苗问题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是绝对不可能的，就只能让我休息了，也许他也是想保护我吧。”陈涛安与栗文元的关系也很微妙，当陈涛安开始借助系统外的力量，以实名在网络发布举报文章之后，他们的关系在陈涛安看来“并没有到翻脸的地步，我们还进行了两次长谈，分别是2008年上半年和2009年3月”。
失衡的对抗
当陈涛按通过战友才把材料送进检察院的时候，他对这个系统已经产生了怀疑，开始求助于系统外的力量。从2007年7月开始，他找过很多媒体，“人民监督网”是他无意中发现的，他被“人民”二字所吸引，谨慎地发去了举报邮件。网站主编朱瑞峰看到了这封邮件，在通话之后，奔去太原与陈涛安见面。
朱瑞峰决定对疫苗的利益链做更深入的调查，他凭借香港的记者证和印上了《宪法》中公民监督权条款的介绍信，
威胁、辱骂、监视，各种压力接踵而来，朱瑞峰被迫同意先将网站关闭3天，“差一点就扛不住了”，结果就是第三天，
朱瑞峰觉得，其实陈涛安走到现在，也是“一步步被逼出来的”。“一开始他甚至都没有想过把矛头指向省卫生厅，我拿到材料跟他商量的时候，他一个晚上没睡，他到底还是卫生系统的一员。”“高温疫苗的问题也是，一开始只是对贴标签的行为表示怀疑，但并不能确认有什么后果，当调查组得出那样的结论，我们只能去寻找受害者了。”
（感谢陈超和实习记者张冉对本文的贡献）
人民监督网相关报道：
山西疫苗事件专题
http://www.jdwsy.com/oldweb/article/html/special-005-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