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不去维护正义和公平，下一个受害者可能就是我们自己。而一旦报道，或者事件得到解决，或者有助于法制完善，有助于社会进步，那更重要.

　　身为《中国青年报》的一名记者，刘万永从上大学时就在研究新闻，报道新闻。

　　他10多年的记者生涯可以一分为二：一面他是胜者，为了自己的新闻理想奋斗，赢得了一个又一个属于中国记者的全体荣光；另一面他又是败者，在过往的记者生涯里留下了无数遗憾与惭愧。

　　回首过往，刘万永感慨不已，他更强调的是那些被遗漏在历史角落的新闻。然而，翻开历史，那些未被遗漏的仍然熠熠发亮：

　　2005年5月18日，刘万永发表《一个退休高官的生意经》，贪官王亚忱与其子王晓军应声而倒；2008年1月7日，刘万永发表《报道涉及县委书记　西丰公安进京抓记者》，次月西丰县委书记张志国即被勒令辞职；2009年5月5日，刘万永发表《公安局政委女儿冒名顶替上大学》，一个弊端丛生的高考谜案至此揭开神秘面纱……

　　发现“罗彩霞”

　　2009年5月5日，《公安局政委女儿冒名顶替上大学》的报道在《中国青年报》刊发后引起巨大反响。不久，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孟建柱批示要求严肃查处，湖南省相关部门组成专门调查组着手调查。

　　“作为一名通过高考走出农村的记者，我深切体会到高考对农村孩子的重要——这是贫寒子弟改变命运的一条主要道路。从这个意义上讲，高考的冒名顶替是断人前途的无耻行为，甚于谋财害命。”刘万永说。

　　“我介入‘罗彩霞事件’始于‘五一’前。3月1日，罗彩霞发现身份证被盗用，此后确认盗用者身份。后来，她把这一经历发在了天涯论坛上。贴子立即引起了我的注意。”5月4日上午，选题通过，刘万永决定立即行动。

　　“采访对我来说很简单。但罗彩霞的话深深触动了我。她说起王峥嵘（冒名者之父）在电话中说的话：‘小罗呀，你以后会发现，我认识你，是你的荣幸！’她说我一直在问自己，我们班考我这个分数段的人很多，为什么偏偏选中了我，我感觉自己是被精挑细选才选上的。难道就是因为我们家在一个偏远的小村，家里没有任何社会背景？！她说你是和我联系早的记者，现在有很多记者找我，我都不知道怎么办了，你能帮助我吗？她说那天中午吃饭，爸爸吃不下，吃饭时手都在哆嗦，一直说：这件事儿什么时候是个头儿呀？”

　　听到这些话，刘万永心头一阵酸楚，采访罗彩霞的整个过程中，刘万永亦多次动情。采访结束后，他请罗彩霞和她的两位同学在校园的小饭店吃饭。因为赶火车，10分钟后离开。罗彩霞说：“你们记者比导游吃饭还快。我们当兼职导游时，经常吃不上饭。”

　　在轰隆隆的火车上，刘万永已然在打腹稿了。他打定主意，这样的事儿一定要见报！第二天起，“罗彩霞案”系列报道在《中国青年报》陆续推出，迅速成为了社会热点话题，亦引起了众多媒体的集体跟进。

　　在后来的回顾中，刘万永说：“我并不奢望制造‘罗彩霞事件’的所有当事人都能得到应有的处理，这虽然是应该的，但也几乎是不可能的，犯罪成本的降低只会让犯罪者越来越没有顾忌。我只期望‘罗彩霞事件’尽量少地重演，我也期望别人不再问我：这还算新闻吗？”时隔半年，再回忆当初的报道，这个初衷仍旧没有改变。

　　记者之路

　　刘万永与新闻的结缘并不早。在河北大学读书时，他学的是教育学。“那时候没有多媒体，老师上课就会给我们读孔子的教育观、孟子的教育观，然后考试过了就行了，很枯燥。”

　　不久，刘万永即发现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天地——做新闻。此时，他已是大三学生，敲开校报社的大门才发现，迎接他的都是些大一大二的学弟学妹们。那是一个五彩斑斓的年代。一篇篇文章从刘万永手下完成，虽不乏幼稚，却隐然涌动着新闻理想的冲动与激情。“那时候就很喜欢看《中国青年报》，有一次看到‘社会7日断想’的专栏，感觉很好，自己也模仿着写了那么一篇，登在校报上反响还不错。”

　　“做记者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模仿，模仿别人的好文章；第二个阶段能够看出别人文章好在哪里；第三个阶段就一眼能看出来别人文章不好在哪里了。我可以自豪地说，大学四年，我这三个阶段都经历并跨越过去了。”

　　随着思想的不断成熟，写作的不断进步，刘万永的文章也逐渐走出校报，跃上了《河北青年报》等众多大报的版面。这给了他相当大的激励。毕业在即，他考取了新华社下属的中国新闻学院攻读双学位，两年后，即将毕业的刘万永进入《中国青年报》实习，出色的实习成果又让他留了下来。

　　记者的路一下子铺开了。

　　初到《中国青年报》，刘万永的报道并无章法，常常“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很少跟踪报道，这让他不久就吃了“大亏”。

　　1999年7月，进入报社刚满一年的刘万永去山西绛县报道“三盲院长”，反响很大，却不知接下来如何跟踪报道。这给了随后介入的《法制日报》“可乘之机”。后者凭借持续不断的跟踪报道，不仅赢得了更多的关注，还勇夺当年的中国新闻奖一等奖。说起这事，刘万永至今“耿耿于怀”：“其实，那个奖本来该是我的嘛。”

　　“我不是英雄”

　　很快，属于他的更大的“奖”就自动送上门来了。

　　“我介入这个案子（王亚忱案）特别偶然。那时候，我在《中国青年报·冰点》做记者，在旁听一个案子时，认识了一个人，他说要给我介绍一个案子。他给我打了三次电话，反复说，这个案子很典型，像你这样的记者一定很感兴趣。”

　　刘万永听完这个案子的最初感觉就是“黑吃黑”，两人合伙挣钱，挣到最后分赃不清，掰了。进一步了解之后，他心动了。王亚忱的官场背景（曾任阜新市市长、市委书记、人大主任等职），其女儿、儿子皆在要害部门，这给整个案子覆盖了一层神秘色彩，亦吸引着刘万永决定“趟这个浑水”。

　　2005年4月26日下午，刘万永采访了王亚忱，王的答复很简单，如果他倒了，就在网上公开退党。采访完王亚忱那天晚上，一个熟人还给刘万永打电话，王亚忱让他问一问，刘万永的那篇稿子什么时候发。有恃无恐之心，由此可见一斑。

　　但是证据确凿使刘万永迅速得到了领导的支持。

　　2005年5月18日，刘万永在《中国青年报》上正式发表了《一个退休高官的生意经》，文章详细披露了王亚忱与当地商人高文华之间的利益纠葛。文章发表后第9天，由辽宁省纪委、省检察院和省公安厅联合组成的专案组成立。11月6日，王亚忱被警方拘留，并在一个月后被批准逮捕。

　　采访过程也非一帆风顺。“威胁距离他只有一米。他站定，从兜里掏出一根烟，点着，慢慢抬起头，与眼前躁动的人群对视起来，天生的一对小眼睛努力保持镇定。”《中国新闻周刊》曾如此描述刘万永采访此案遭遇危险的情景。

　　“10月24日那天，我到丹东采访‘王亚忱案’开庭。王家的好多人来了，一群人就都开始骂，并朝我围上来。说实话，我当时挺紧张的。那帮男的说，揍他，打死他，就开始上了。离我大概还有两三步远时，法警上来了，护着我出了法院。那帮人也跟出来了，接着骂。我打上车，跟司机说，你抓紧时间走。他说去哪儿？我说赶紧走，后面有人跟我。现在回想起来，我还是没什么胆量，如果有胆量，我觉得24日那天下午，还是应该去法院旁听。我确实怕了，我不是英雄。”

　　没有人天生懦弱，没有人天生勇敢，有的只是坚持、态度与韧性。每个人都有悲悯之心，但每个人也同样都有“自利倾向”，在这场与高官的斗争中，刘万永选择了前者，也由此成为了胜者。

　　他同样将最后的胜利归之于信念的坚守。“做调查性新闻，最怕的是法律之外的力量干扰。这种干扰，无形却有力，加剧金钱与权势的苟合，动摇公众对法律的敬畏。有诸多干扰时，做还是不做——要看记者坚持的信念。”刘万永说。

　　真相的乐趣

　　如今的刘万永，相比年轻时多了几分成熟，仍然未变的则是那份追寻真相的热忱与乐趣。

　　“随着阅历的增加，我越来越发现追求真相的乐趣。当你带着资料去调查，看到一些采访对象和你周旋，用一个谎言来遮蔽另一个谎言，而你不断地将假象拆穿，与他斗智斗勇，确实很有趣。更重要的是，你会有种担当道义的成就感。就像和王亚忱的‘周旋’，他是黑暗中的强者，但却最害怕阳光。”

　　“记者的职业生涯也就二三十年，如果有一天老了，回头看看年轻时少做了很多事，那就很悲哀。所以，现在，我得突破自己。”

　　随之增加的还有《中国青年报》特别报道部副主任的头衔。领导责任的增加亦让他承担了更多的责任，对于年轻的记者不乏“提携”之情。

　　“我们部门的这几个年轻记者，都没有收过任何红包，这个我可以给你作证啊。”谈笑间，对于年轻手下的殷切期待与得意之情溢于言表。

　　刘万永的一位同学曾如此评价他：“21世纪，虽然新闻圈名声是那么的不好，但仍然可见为民请命，铁肩道义的记者，我的同学刘万永就因此成为我们的骄傲。为之骄傲是因为，一是现在这样的记者已少，二是，当年我也拥有不少于他的社会责任感和同情心，但是，我没有坚持，而他坚定不移地走下来……”

　　“我一直认为，如果我们不去维护正义和公平，下一个受害者可能就是我们自己。而一旦报道，或者事件得到解决，或者有助于法制完善，有助于社会进步，那更重要。”

　　作为社会黑暗面的职业挖掘者、苦难灾难的目击者、社会不公的深切感受者，刘万永所留下的那些记录与呐喊，给了我们一丝长久的温暖。

　　刘万永　《中国青年报》特别报道部副主任。代表作：《一个退休高官的生意经》、《报道涉及县委书记　西丰公安进京抓记者》、《公安局政委女儿冒名顶替上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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