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在号称天堂的苏州有群人，买了一个叫做“嘉湖阁”的楼盘，背山面水的好地方，以为从此可以在天堂里生活了，没想到开发商看到这个地块有利可图，利用失效的土地证、过期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和环评报告，向苏州工业园规划局申请了施工许可证，在已卖出的小区里再次建房。这些花了大价钱买房子的业主心中的天堂，眨眼间就被新建的高楼遮挡住了。

本来很明显的违约行为，苏州的法院硬生生地两审都判业主输了。之所以说是“硬生生”，倒不是法官态度如何，而是被告的房地产商拿出的证明文件中有多处涂改，而法官为开发商解释为“已经对涂改行为做了合理的解释”。国家土地文件上面的涂改都可以被合理解释，这判决当然就是“硬生生”的。而且国家法律明文规定，涂改国家公文属于犯罪行为。但在这里，涂改不但无罪，还能赢官司，不硬若何？

单独就这个案子来说，虽然荒唐到了一定的程度，倒还未必值得写上一篇评论，因为毕竟还有很多比这个更加出奇的判决出现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但这个案子之所以能够值得拿出来说上两句，是当事的双方都不算这个社会的弱势群体，从而使这个案子具有了某种典型意义。

我们知道，苏州的房价由于其生活环境而一向很高，这个楼盘更是高价中的高价。所以，购买这个楼盘的人基本都是有些资产的人，在社会上有些地位与实力。开发这个楼盘的地产商，是新加坡的一家企业，更是财大气粗。双方相抗衡，财更大、气更粗的一方明显占据了上风。但从法律的角度来说，财大气粗不是判定谁输谁赢的标准。否则的话，法律的较量就成了财产与社会影响力的较量，所谓的公平之类的词，从此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可我们的生活经验中，能够调动更多资源的人或者机构，确实在法律层面上经常能够得到“照顾”，很多异常荒唐的判决都能够明目张胆地从法官嘴里宣布出来。有时候让我们觉得，打官司这事基本是个“比富游戏”。

前段时间，经济学家茅于轼说过一句“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的话，学者薛涌认为，茅先生这是在为有钱人张目，是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当时我对薛先生的论调不以为然，认为茅先生所说的富人是中国新兴的中产阶级，是合法致富的有钱人，为他们说话并没有什么不妥的地方。薛先生因为身在海外，已经不太了解国内财富人群的构成，还停留在有钱人全是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的印象中。

我一直以为，如果这些合法致富的相对强势群体的利益都不能得到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就更不要想得到保护了。而保护有产者的合法利益，才能带来整个社会的法制进步。

所以，这就是上面此案具有某种典型意义的含义。当一个社会中，相对强势的群体依然不能得到合法保护的话，其法制建设用任重道远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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