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在北京西郊一间简陋的出租屋里，张玉芬和孙艳回忆起她们各自逝去的婚姻苦涩依旧。“他什么都不要，就要这一个女人就够。”张玉芬说，“小三嘛，无非就是床上关系。”

    遭到破坏的婚姻和那个偷走丈夫的女人，以此为主题的对话是她两人日常交流的一项主要内容，也是十多年前被媒体封为“二奶杀手”的张玉芬开展的新业务：针对受婚姻伤害妇女开展的情感治疗。孙艳是与张玉芬同住接受治疗的第二人。

    “根据我所接触过的大量妇女，当她受到伤害无路可走非常绝望的时候，急需要换一个环境，和有人陪着她聊天，做心理疏导，我就提供这个，”张玉芬说。

    今年7月，这位57岁的小个子西安妇女在这间远眺山景的小屋外挂上了“情感驿站月亮湾”几个字，启动了一家帮助受婚姻伤害女性的救助站。“月亮代表女性，女性的港湾，受到伤害后避风的港湾。”

    这一天，张玉芬结束了一场17年前始于西安的打二奶大战——和同样遭遇丈夫出轨的妻子们联合起来，查奸情、当众攻击羞辱二奶来报仇，并且在丈夫誓不回头之后开展调查取证为妻子争取利益，“至少得保住家庭”。她说她打过的二奶不计其数，当然也有个别“二爷”，但如今要换一种方式来救赎受婚姻伤害的妻子们——为她们进行情感治疗、拯救她们受伤的心灵。“现在肯定不打了，打了激化矛盾，要温和一些，大的环境已经都温和了”。

    在婚外情变普遍、离婚率高涨的今天，张玉芬感到自己对传统婚姻价值的执着已与现实不符。她说社会对这些现象的接纳是一种“麻木不仁、委曲求全”，而她要继续保卫传统的婚姻价值，与婚外情和不忠行为来抗争。“上下五千年的文明不能这样一下子因为你短短的改革开放，就给丢到一边。”

    然而在人们对离婚、婚外情已见怪不怪的今天，张玉芬感叹，打了也保不住越来越多不断瓦解的婚姻。“国家都管不过来，我还能管吗？”随着她的老去和逐渐平和，这位名噪一时的二奶杀手决定换一种更务实的方式来帮助被抛弃的妻子们面对逝去婚姻带来的伤痛和愤怒。“应该与时俱进嘛。”

    “年龄大了，我的身体跟不上，也打不动了。”

    改革开放将近40年，中国社会的婚姻家庭观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张玉芬无奈地接受，与时代的对抗似乎已徒劳而无用。民政部的统计显示，2013年全年，中国有350万对夫妇依法办理离婚，是1997年张玉芬丈夫离家那一年的三倍。

    社会对离婚和婚外情越来越宽容。代理离婚案件十多年的北京律师杨晓林说，“大家普遍更关注婚姻的质量，追求高质量的婚姻生活，不好了也不凑和，闪婚闪离的比较多。”北京大学研究人口与经济学的陆杰华教授说，从研究来看，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对婚内的不忠行为还相对保守。7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婚姻爱情观发生变化，80后、90后对婚外情、二奶现象的宽容度在不断地提高。

    陆杰华说，“二奶和二奶杀手是改革开放二十年出现的新现象，是社会转型的一个特殊现象，并不会成为一种普世规律和价值。”他认为，二奶杀手身上反映出来的并非女权主义，而是对传统婚姻价值的捍卫。

    中国法学会婚姻法学研究会名誉会长、85岁高龄的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巫昌祯表示，二奶杀手这样的现象是在社会逐渐开放，但法律缺乏对合法权益保障的情况下，妇女进行的一种维权、复仇行动，是一种特殊的现象。早在80年代，北京就有一个由受婚外情迫害妇女组成的“秦香莲告状团”，她们去各单位状告自己出轨的丈夫，并动手殴打出轨丈夫和第三者，后引起中央注意而很快被叫停。

    而随着相关法律的修改，以及法律实施逐步到位，更多人正通过法律途径来维护权利。2001年修改完成的《婚姻法》规定“夫妻应当互相忠实”，并且指出，有重婚、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现象，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2004年起，山东妇女杨锡莉和女儿王静开始四处举报担任政府官员的丈夫包二奶，并在网上建立了“反二奶同盟”QQ群，互相安慰、提供建议。但杨锡莉说，如今来找她咨询的人越来越少了，“很多人都直接找律师了”。

    与此同时，二奶杀手们也面临着更严格的执法环境。张玉芬说由她指挥的打二奶行动曾数次遭遇警方干预，西安当地妇联称也她的行为是“胡搞、违法”。但从1997年到2014年，她无疑是打二奶大潮中坚持最久的一个。

   那是1997年，古都西安刚刚在几年前被列为内陆开放城市开始发展经济，张玉芬结婚16年的丈夫不久前因为第三者离开了家，抛下了她和15岁的儿子。这位在文化大革命中长大、上学时酷爱侦探小说的西安妇女开始将全部精力放在追查丈夫的下落上——在丈夫担任科长的税务局门外的大树后蹲守、观察他的行车路径、以每天300米的速度一点一点接近目标，直到最后找到他和第三者的住所。

    她一次次找到，又一次次眼看丈夫听到风声在她到来前火速搬家，直到八年后“我抓奸在床，两个人一丝不挂，拍了照”。她恨恨地说，“我就是要让他们付出代价。”

    从1995年底发现丈夫出轨到1997年丈夫离家，直至2007年离婚，张玉芬发动了包括丈夫的同事领导、亲友等一切关系来劝他回家，在媒体上登广告寻夫盼望他能回头，绝望后曝光他和第三者的工作单位和照片来羞辱他们，并收集证据十一次将他以重婚罪告上法庭。“这个事情不处理好，我其他什么事情都没法做。”

    在这一过程中，张玉芬遇到了许多同样命运的姐妹，比较起无法理解她“心酸的经历”不支持她的家人，这些姐妹“不是亲人胜似亲人”。她们轮番为每一个人调查婚外情、出手打二奶，在挽留丈夫无果后收集可在离婚诉讼中争取利益的证据。1997年末的一天，她们一共十人聚集在张玉芬西安的家中，喝醉后哭着高唱《国际歌》，“我们要夺回劳动果实”。

    “我当时举着酒杯说，女子侦探社今天正式成立，”张玉芬说着，洪亮的声音有些颤抖。“从那天起，打二奶已经成了我人生的使命。我们说要一块儿把中国的二奶赶尽杀绝，能保住一个家就保住一个家。”

    张玉芬至今对丈夫离去充满愤怒，指责那个当年被称为第三者、现如今叫做二奶或小三的群体是婚姻破裂的主因。“在一个房檐下哪有不碰碰磕磕的，但那不是离婚的理由。即便是夫妻关系再好，只要有第三者插足，这个家不破都得破。只要一有第三者，男人就变心，变得特别快。男人一变心或者有二奶，就会对妻子心狠手辣。”

    女子侦探社的成员会一起上门捉奸、一起上街打二奶。一开始只是一群人凑在一起为了出气而无偿出手，后来也会收一些“交通费”。张玉芬说，她们会将二奶在闹市区脱光衣服当众加以羞辱。“我说给她先把裤子扒了，先扒了裤子跑不成。”张玉芬边说边挥舞双臂，在空中狠狠地画出一个八字。回忆起多年前指挥姐妹们打二奶的经历，她的脸上仍会焕发出胜利者的光芒。

    她说九十年代、21世纪初，中国人的家庭观还较重，如果警察出面干预，她们就坦然相告对方是第三者，警察也就不再插手了。“还有些会说‘我没看着，我没看着’”。

    渐渐地，越来越多妻子找到张玉芬求助，请她帮助查婚外情、代理离婚诉讼，甚至通过电话指挥捉奸、打二奶。张玉芬出了名，开始接受各种媒体的采访，从一本杂志开始，她二奶杀手的名号逐渐传播开来。她说帮助他人处理婚外情问题，“我获得了真情、获得了知识，体现了我人生的价值，最起码对这些人来说我是有用的。”

    2003年，张玉芬正式成立了侦探公司，专查婚外情，被媒体认为是“全国首家女子侦探所”。2008年，她联合16人发起了“中华全国民间反二奶同盟”，不定期聚会进行反二奶经验的交流。张玉芬说，她登记在本子上的会员已有十几万。在成立宣言中，她写道：“二奶不除，社会没有和谐，只有威胁！”“咱们弱势群体团结一致，看准了二奶把她消灭！冲啊，大刀向二奶们头上砍去！杀！杀！杀！”

    将近20年，张玉芬说她参与或给予建议的婚外情调查不下万例，打过的二奶也多得数不清。但她发现，有权有钱的男人多了，包二奶的越来越多。“没有权就没有钱，没钱拿什么养二奶。”

    “五六十岁、七八十岁，才学坏，高歌一曲迟到的爱，包人就包下下一代。哪管妻儿泪涟涟。”张玉芬一边说一边也被自己的幽默逗乐。

    然而，2007年9月9号，张玉芬十年的离婚大战终于以她取得两人的共有房产的判决而结束，她说她突然感到一种解脱。“我的事办完了，不能再在仇恨中继续生活。做一个段落，但从这个段落要转身了，要有一个新的起点了。”

    而且，许多妻子在她帮助报复过二奶以后，仍然多年走不出失婚的痛苦，对生活的抱怨没有一丝减少。“从外表上看，打二奶替妻子出了一口气，但从根本上没解决问题，她心里也有问题了。必须从心理疏导，让她放下这个压力，要走出受伤害的阴影。”

    2007年在打了一位西安当地区法院法官的二奶后，张玉芬以“人身伤害”罪遭到警方传唤，这是她打二奶多年的第一次。据《华商报》报道，这位法官后来遭到了纪委的调查，对张玉芬的传唤也不了了之。但这件事还是让她开始担心攻击二奶的法律后果。

    张玉芬说，后来各地有数名经她指导出手打二奶的妻子都因为“故意伤害罪”被警察抓了，她从2009年开始就逐渐减少了打二奶的业务。西安的侦探公司仍在继续，但办案只收少量的“交通费”，收益很低。张玉芬说她曾在北京工作过数年，也曾多次来这里打二奶，每次她到这里，都会有一些各地的姐妹赶来向她求助或倾诉，已逐渐成为她的一个落脚点。

    今年年初，张玉芬带着她从调查婚外情、打二奶得到的收入和积蓄共10万元，离开了家乡西安来到北京，她说，她“二奶杀手”的名声并没有帮助她在当地赢得更多支持，“我打二奶越多，他们就越觉得我给西安抹黑。妇联、民政都不喜欢我这样轰轰烈烈的搞法。”而北京对她这份妇女维权事业来说，是个巨大的市场，受婚姻伤害的妇女更多。2013年，北京以离婚率39%高居全国榜首。

    然而，离婚率虽高，由于张玉芬尚未在政府部门注册，并无资金支持，而在北京的运营成本也不菲。在看了几个地方之后，她在距离北京市中心约50公里的妙峰山镇以400块钱月租租下了这间有一个睡得下三个人的土炕、一个单人折叠床等简陋家具的小屋。这是一间位于公路边上一个小山坡顶的水泥小屋，门前种了一溜儿青菜，晾衣绳上晒满了棉被。

    7月22日早上，因患白内障而视力严重衰退的张玉芬踩着饭桌将塑料纸打印的救助站名钉在门框上，放了鞭炮之后就正式开张了，在场的除了五位受到婚姻伤害的妇女，还有两位被戴了绿帽子的男人。因为房间小，救助站目前每次只能收留一位妇女。许多都是她曾经帮助或者给予建议的妇女。未来，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张玉芬希望能办一个女子养老院，专为女性和失独家庭服务。“我要做自己的特色。”

    孙艳比张玉芬大一岁，来自河南平顶山，是这里的第二位住客。在她之前是一位来自徐州双腿残疾的妇女。张玉芬说，“是她丈夫出轨后把她打残的。”

    孙艳的丈夫2007年出轨，经过几年的纠缠在两年前离了婚，并在一次“中华全国民间反二奶同盟”的活动上认识了张玉芬。

    孙艳说因为离婚的打击，她中了风。女儿已移民国外，独自一人生活的她说婚姻之伤旁人无法理解，“没有其他人可以说，谁也不能总听你说啊”。不久前，孙艳来到北京住进了张玉芬的这间小屋。

    天气好的时候，小个子的张玉芬会扶着高她一头的孙艳去家附近的集市走走。即使人多走散了，张玉芬也会很快再找到孙艳。孙艳说，“她找人厉害得很。”张玉芬学过中医，每天会帮助孙艳做按摩、针灸治疗。由于孙艳行动不便，她还要负责每天做三顿饭。

    多数时候，张玉芬的面孔显得松弛而柔和，但说起二奶她的眼神就会凌厉起来，她依然相信，“对二奶就是要赶尽杀绝” ，“不恨不符合逻辑啊，只是没以前那么强烈了”。

    她时常会跟孙艳说起自己17年前打二奶的故事，“打二奶就是要先脱裤子，让她跑不了。”侧躺在另一张单人床上的孙艳咯咯地笑起来，“就是要打。”

    张玉芬每天也会接听各地的求助电话，跟人在电话上聊天。“你要顺着她说。如果她说到激动的时候说，不行，我就不离婚。那我就顺着她说，对，不能离婚，离婚不是便宜他了。让她把这一段情绪发泄出来以后，然后再和她慢慢梳理。”

    午后，她们会躺在床上聊起对失败婚姻的种种失望，说累了就打个盹。“他们说以前没有爱，就是一个空壳，这会儿才找到爱了。这是违心的。如果没有爱能走进婚姻的殿堂吗？玩腻了，喜新厌旧了，没有道德，没有责任感。”孙艳恨恨地附和，他们“可以抛弃所有的，什么都不要。他说，刀山火海我都想踏，万丈深渊我都愿意跳。”

    但孙艳还是最喜欢听张玉芬说她打二奶的故事时，百听不厌。“解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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