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河南省三级检察系统开展的“大接访”活动中,申诉的人流排成几百米“长龙”,他们脸上都刻画着同样的表情,那就是期待的眼神,疲惫的面孔。
大接访 检察官泪流满面
我是第一次遇见这种阵势,起初以为这只是工作中的一道程序,但从接访台下来后,突然感觉那些人的脸庞已深深印在我的脑海中。
在太阳下坐了3个多小时,手里接了不少材料,天气十分炎热,我们的衣服早已被汗水湿透。为了尽可能快地接受群众申诉,让群众少受酷暑之苦,我给十几位群众留下了自己的电话号码,约他们明天或后天在办公室详谈。整个上午,我接访了46起申诉案件,超负荷透支体力和不断给当事人解释,我的嗓子哑了。
现在,我只能用“迫切”和“震撼”两个词来形容自己的感受。第一,我看到群众反映问题的要求很迫切,一个老人竟然反映的是1964年的事情,这让我感到十分意外,可见,如果没有这次大接访,很多问题可能将石沉大海。第二,群众反映的问题很多集中在执法部门执行不公上,有些事情甚至让我这个检察官都感到震惊,比如有个村子所有居民在拆迁安置中竟然分文未得,村里的家族势力欺压一方,一些职能部门不闻不问。人心都是肉长的,虽为检察官,看到这些群众申诉路上的艰辛和不易,我也是眼角挂泪。
司法公正,对受害者是最好的安慰
送走几位申诉者,一起刑事案被害人的父亲来到了我的桌前。我抬头看了一眼这个老人,第一眼看到的是他的泪水,他正用黑黝黝的手擦着眼泪。他拄着双拐,脸很黑,胡子却很白,衣衫褴褛,看起来家里很穷,由于拄着拐杖,他坐不下来,只能站着和我说话,他从黑包里把几份材料掏出来抖着递给我。
他说,7年前别人打死他的儿子,法院只以故意伤害罪判了对方几年的刑,他感觉很冤,这几年找法院反映也没能解决。他不停地说:“杀人偿命,俺孩儿咋就那么冤死了呢。”老人再次哭了起来,一口咬定此案就是一起故意杀人案。
我翻开判决书简单看了一下案情,我能理解一个父亲失去儿子的感受,但法律毕竟是法律,在故意伤害和故意杀人罪名之间有着明确区别,但这些都得依靠证据的重新认定。此时我无法给予老人一个明确的说法。
“我们会核实查证的,如果真和你说的一样,检察机关会督办监督法院纠正错误的。”耐心阅读完全部材料后,我只能用这样一句话来安慰他,虽然我想用更多的语言来安慰这位失去儿子的老人,但作为一名法律工作者,任何安慰语言都是苍白且没有意义的,只有给他一份公正判决才是最好的安慰。
然而,我的话好像对他不起作用,他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重复着陈述种种理由。10多分钟里,我只能倾听,真不知如何安慰他。
也许是我的不语让老人更加悲伤,老人哭了。“不要放弃,你只要把自己照顾好,才有力气向法律诉讼你的情况,你不能垮了啊。”我安慰着老人。我给他讲解有关法律规定,引导他换位思考,化解他的激烈情绪。
最后,老人明白了我说的意思,不哭了,他长吐一口气,表示会等检察机关的消息。
一位大妈,只认蒋汉生检察官
“我要见蒋汉生检察官,我的问题只能跟他说。”一位大妈见到我不反映问题,反而提出这样的要求。
“大妈,蒋老师不负责接访,您有问题可以告诉我们。”谁知,这位大妈继续追问谁是蒋汉生,看来这位大妈只认蒋汉生老师了。
“我在电视上看了,人家蒋汉生帮要判死刑的人洗脱冤情,他是好人,从来不收礼,只要收到案子就负责到底,真是青天老爷啊。”这位大妈激动地说。
后来,在我的劝说下,大妈终于信任了我,愿意给我说她的问题。她说,她来自平顶山山区,家住在山上,离家不足10米的地方被工矿企业安装了高压线,现在山上风大,万一有什么事,全家老小就性命难保,为此她和架电线的单位打起了官司,谁知遭人报复,手指头被人打断了几根。我把大妈讲的事情详细记录下来,收下了她的材料。
大妈走后,我很感慨,群众愿意选择蒋汉生老师倾诉,其实选择的是公平正义的化身。我希望,我们每个检察官都能成为蒋汉生式的人物,让群众信任。
这天中午,我接待完最后一名申诉者,检察长表示,对群众反映上来的案件和问题,逐案输入微机,按照类别分到各个部门,限期给予答复,并按时向当事人反馈结果。
责任编辑:朱瑞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