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月前，重庆市南川区出台《加强党政主要负责人监督管理暂行规定》，在国内率先实行党政“一把手”“五不”直接分管制度，即“一把手”不直接分管财务、人事、工程项目、行政审批、行政执法。“新政”施行三个月后，由于“一把手”下放权力，转而由部分副职干部分管，这样不仅给“一把手”运筹帷幄提供了更大的空间和余地，也完全激发了副职干部的能量，极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和质量。

　　权力失去监督必然产生腐败。从近年来查处的腐败案件看，手握重权的“一把手”腐败占有相当比例。如何规制“一把手”过于集中的权力，对其进行有效的制约和监督，一直是理论界和实务部门共同关注的话题。围绕如何监督“一把手”，一些地方近年来进行了不少有益的探索。6月14日，记者就相关问题采访了中南大学廉政法治研究中心教授邓联繁。 

　　记者:有网友说，“南川新政”让人们对消除“一把手”的“监管魔咒”充满新的期待。你认为，“南川新政”中的分权，对监督和制约“一把手”权力有哪些积极意义? 

　　邓联繁:俗话说得好，“上梁不正下梁歪”。加强对权力的制约与监督，重点与难点都在制约与监督“一把手”的权力上。“一把手”的权力如果得不到很好的制约与监督，权力的制约与监督就难以深入持久。重庆南川的尝试抓住了反腐倡廉建设的一个根本问题，有利于监督和制约“一把手”的权力。一方面，由副职分管人财物，意味着“一把手”分管的事项明显“少”了，有助于减少“一把手”在人财物等领域的恣意与专横，减少其腐败机会;另一方面，“一把手”不直接分管人财物，一锤定音的可能性降低了，分管副职对“一把手”的制约则大大加强了。可以说，重庆南川着眼“权力配置”的“新政”，体现了“更加注重治本，更加注重预防，更加注重制度建设”的反腐倡廉建设新要求，是从源头上遏制腐败的重要探索。 

　　记者:权力，尤其是关键权力的过于集中，是少数地方和部门“一把手”腐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一把手”的权力被分解了，如何保证他们的工作积极性? 

　　邓联繁:“一把手”的工作积极性不应该与其权力是否被分解挂钩，因为权力是公共的，不是“一把手”个人的;权力是责任，而不是“一把手”发家致富、贪图享受的工具。不直接分管人财物的“一把手”，没有理由降低工作积极性。其一，基于首长负责制，全面主持工作的“一把手”必须全面负责，虽然不直接分管人财物，但只是意味着“一把手”从具体的事务中解脱出来，转而负责机制的创新，并没有也不可能否定现有法律法规确定的首长负责制;其二，“一把手”也好，副职也罢，都有可能腐败，在副职分管人财物的新条件下，“一把手”更有责任、有义务加强对副职的监督;其三，“一把手”从纷繁复杂的琐碎事务中解脱出来后，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谋划全局、统筹全局，发挥核心领导作用和协调作用，推动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工作又好又快发展。 

　　记者:从某种程度上说，“南川新政”的分权模式，只是一种内部监督、制衡。对于从根本上监督“一把手”，你还有哪些建议? 

　　邓联繁:第一，调整监督格局。我国有监督权的机关不少，但不少监督机制在“一把手”面前失灵。因此，应加强和改进党内监督和民主监督，以及各级人大和检察机关、监察机关、审计机关对“一把手”的监督，提高监督实效。第二，加强和改进人民群众对“一把手”的监督，也就是公民权利对公共权力的监督。权力对权力的监督是必要的，但还不够，这不仅因为可能发生“官官相护”的问题，而且行使监督权的官员也可能腐败，与被监督对象同流合污。“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要切实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选择权。各级“一把手”要努力畅通与人民群众接触的渠道，真诚倾听群众的建议和批评。第三，加快完善有关“一把手”的制度体系。特别是要加快完善“一把手”选拔制度，真正把那些想干事、能干事、会干事、思想开明、作风务实、群众认可的官员选拔到“一把手”的岗位上来;充实“一把手”行使权力的程序，增强对事前和事中的制约;建立健全“一把手”的财产申报与公开制度，让一切权力都在阳光下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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