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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首市农机局的家属院
2月1日，湖南长沙，腊梅怒放，春的气息早早地来到了潇湘大地。一大早，湖南省高级法院民事审判庭就来了多位从北京赶来的中央媒体记者，最高人民检察院抗诉的首起环境污染案——刘德胜诉吉首市农机局农用车“喷漆”污染案在此开审。
一个小院，10人患癌
刘德胜是湘西自治州邮政局职工，一直住在吉首市农机局家属院内，就是这个小院后来成了吉首市民谈之色变的地方。
1981年，湖南省吉首市农机局在此“落户”，并先后建起南北两栋宿舍楼。1982年，农用机动车开进了这个院子，农机局开始在院内对全市农用机动车进行年检、维修、喷漆等作业，这一干就是20多年。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只有20多户的北栋居民楼，病患频传，先后10人患癌。除了2人仍在遭受着病痛的折磨外，癌症已连夺8命。这8人中，吉首市邮政局退休干部刘德胜是最近的一个。
刘德胜和郑宏珠的合影
“死去的人中，职务最高的是一位在职副局长，他的妻子也因同样的病症去世。”1月31日，刘德胜的妻子郑宏珠接受记者采访介绍，一家两人患癌症的，还有原农机局管理科干部高从远家。2001年1月2日，他妻子患肝癌去世。3年后，噩耗再传，他的孙女被查出长了脑瘤，此时，这位天真可爱的小姑娘还不满11岁。
1997年，提前退休后的刘德胜在家潜心学习法律，备考法律自学本科和律师资格考试。“他学习愿望非常强烈，退休前就对法律感兴趣。只有初中文化但却通过自学考试，拿到了湘潭大学法律专科文凭。”郑宏珠介绍，“可小院中的噪声和喷漆恶臭却让他无法静心学习。”
“除了响彻院内的各种噪音外，给拖拉机喷漆射出的团团漆雾散发出阵阵刺鼻的恶臭，弥漫在院子里。最多时，四五支喷枪不停地工作，喷出的油漆形成雾状物，飘浮在院内，浓烈的气味呛死人。晚上，用手在桌子上一擦，就是一层油漆。”郑宏珠告诉记者。
2000年9月，一向身体很好的刘德胜被确诊为恶性淋巴癌。刘德胜开始在生与死的边缘上痛苦地挣扎，他的身体逐渐出现头发脱落、咽干舌痛和经常性的全身疼痛。
一直很好的身体，为何忽然染上癌症？刘德胜一边治疗，一边向医生请教，并查阅了相关资料。
“最终，他认定，小院中的喷漆作业是癌症高发的罪魁祸首。”郑宏珠说，油漆中含有有害化学物质“苯”，且被世界卫生组织确定为强烈致癌物质，这个结论同样被许多医学专著和教科书证实。
“院子里第一个死于癌症的人叫冯佩臣。1996年后，随着在院内进行喷漆的拖拉机数量大幅增加，得癌症的居民也在急剧增多。”郑宏珠介绍。患癌的10人中，有2人是1997年底前确诊，另外8人均是在近年来陆续发现的。她认为，这是“喷漆”致癌的另一个佐证。
令人称奇的是，南楼居民近年来并没有患癌症的。对此，郑宏珠解释，小院是一个相对封闭式结构，北楼的背面是公共厕所和垃圾场，居民根本无法开门窗。临院子的这一边是阳台，每当院内喷油漆时，大量雾化的油漆便会由此进入居民的房间。而南楼则没有这个问题。
漫长维权，艰辛倍尝
在患癌的10人中，只有刘德胜采取了积极的行动。
据郑宏珠回忆，1997年，在还没被查出患有癌症时，备受农机车噪声和喷漆恶臭之苦的刘德胜便开始了行政投诉，向有关部门反映院子内存在严重的环境污染，要求有关部门责令农机局将农机检测、喷漆等作业搬出院子。
刘德胜的呼吁并没有引起农机局领导的重视，也遭受很多“白眼”。那位因癌去世的副局长当时还认为刘德胜是找麻烦，农机局“喷漆”依旧。但刘德胜和随后院内其他居民的反映最终引起了有关部门的关注。1998年7月14日，吉首市环保局向吉首市农机局下达了“限期治理通知书”，认定吉首市农机局“在生活区、办公区实行有毒、有害作业（喷漆）”，限期农机局在一个星期内将作业搬迁。然而，农机局的治理措施一直停留在口头承诺上。
此后，小院内一个又一个癌症患者被确诊。2001年8月28日，吉首市环保局再次下达“环境违法行为改正通知书”，认定农机局“在单位宿舍院内进行喷漆活动，产生含苯有毒气体，对周围居民造成影响”，责令农机局“喷漆活动在室内进行，尽量减少恶臭气体溢出；尽快重新选址，使喷漆活动不在院内进行”。
但行政处罚通知并没有产生实质效果。2001年8月、2002年9月、2003年5月，病痛缠身的刘德胜又以书面的形式，分别向湘西自治州、湖南省环保局等有关部门及领导投诉。虽然每次投诉都得到了批示或处罚通知，可农机局依然“闲庭信步，岿然不动”，几年过去了，漆雾“猖獗”依旧。
“直到2003年，农机局整车喷漆才不在院内进行外，但年检喷字仍然在院内进行。”郑宏珠介绍，“但2005年7月，他们又搬了回来，现在还在院内喷漆”。
在连续5年的行政投诉无果后，2002年7月，刘德胜愤而向吉首市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吉首市农机局停止侵害，排除妨碍，并赔偿损失。
刘德胜打官司花掉了大量费用
让刘德胜意想不到的是，此案一打就是5年，历经法院四次审理、检察机关两次抗诉，尘埃仍然无法落定。
“自从父亲患病之后，我们平和安定的生活被打乱了。尤其是起诉之后的4年，他拖着病体，经常往返奔波于长沙与吉首之间，一边治病，一边不停地向有关部门申诉。”刘德胜的二女儿刘薇告诉记者，“父亲与农机局打官司的事，我们其实一直不支持，他病得那么重，还要为搜集证据而忙碌，更加重了他的病情。”谈话间，哽咽声起，采访也不得不多次中断。
刘德胜最终没有等到胜诉，2006年11月，刘德胜遗憾而去。“爸爸死的时候，还念叨着要去长沙打官司。”刘德胜大女儿刘菁回忆。目前，刘德胜的两个女儿和母亲一起，继续刘德胜未完成的遗愿。
“生病以前，我们家在吉首可以算是小康之家。打官司就花了好几万元，加上40多万元的治疗费用，全家已举债20多万元。作为妻子，我只能继续打这场官司，了却他的心愿。”郑宏珠表示。
屡败屡战，锲而不舍
2002年9月，吉首市法院一审判决认为，吉首市农机局在生活区院内进行农机车培训、维修、年检及喷漆作业，客观上对刘德胜及附近居民的生活环境造成了一定的污染损害，农机局应该立即停止上述作业。法院同时认为，虽然喷漆作业气体中含有害物质“苯”，但由于致癌的原因存在着多种可能性，故对刘德胜要求赔偿其医疗费以及精神损失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刘德胜不服，上诉至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法院。2002年12月，法院作出终审判决，认定农机局1982年以来在院内的喷漆过程中，使有害物质“苯”混浊于空气中，对刘德胜等住户和周围客观上造成了一定影响，农机局应立即停止喷漆等作业。但法院同时认为，认定刘德胜患淋巴癌是因喷漆造成的，缺乏扎实证据证实。二审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003年2月25日，收到二审判决书后的第二天，性格倔强的刘德胜就写了“民事申诉书”，于3月10日交给吉首市法院院长。3月15日是法院院长接待日，刘德胜拖着疲惫的身体，早早赶到5公里外的湘西州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法院新址，想通过法院审判监督程序进行再审。但当天的接待，却因法院最初拒收材料而让刘德胜悲愤不已。在刘德胜留下的遗物里，有一段文字记录下了这一过程：“我满腔热情而去，却满腹愤慨而归……回到家老伴问：‘怎么你眼睛又出血了？’我照镜子一看，见右眼结膜全红完了，眼睛都被气出了血。”
在等待市、州法院答复其申诉书的那段日子，刘德胜采取了逆向思维的方法。“我回头看一看被告到底有什么证据，尽管那些是早已被我驳倒了的。认真研究了被告的7页书证之后，结论还是‘被告就是根本举证不能’。同时，在反复学习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及李国光、宋春雨分别为此规定写的‘理解与适用’两本书的相关章节，江伟教授主编的《民事诉讼法》中关于‘证明责任倒置’的论述后，我更认定‘一、二审判决错定了’。”刘德胜写道。
市、州法院一直没有音讯，刘德胜心急如焚，担心身体垮下来，哪一天倒在维权的路上。2003年4月23日，刘德胜和妻子郑宏珠抱着申诉到底的必胜信心，直奔北京最高人民法院而去。到北京后，正值“非典”发展到最严重的阶段，各有关部门均不接待。最高人民法院接待室门口写有一张通知，让不服中级以下一、二审判决的到各省高级法院申诉，刘德胜没有办法，遗憾地回到长沙，并住进了湖南省肿瘤医院。
2003年5月19日，刘德胜来到湖南省高级法院申诉。刘德胜通过文字记录下了这一情节。“5月19日我去省高级法院申诉，填好‘来访登记表’后，接待人员又向我要二审法院‘再审判决书’，我讲‘我3月15日前后分别给吉首市和湘西州法院交了申诉书，在一直没有音讯的情况下，我上了北京，但北京又由于非典，最高人民法院要我们到省高级法院申诉。一、二审法院一直不理我，我有什么办法。我是一个被污染侵害致癌的病人，跑这么一趟已是筋疲力尽，再这样下去，可能会倒在这维权的路上，请收下我的申诉材料吧……’接待人员不管我怎么求他，就是不接受我的申诉，我只好失望地离开大门。”
检察机关介入
走投无路之际，刘德胜想到了法律监督机关——检察院。
2003年5月19日，刘德胜来到了湖南省检察院。通过刘德胜的记录，记者了解到当时的情形：“当天中午下班前，我赶到省检察院，接待室的黄同志认真听了我的申诉，看了我的材料，并询问了一些情况后，把我的申诉材料受理了，并给我讲‘我们把你的材料寄给湘西州检察院，委托他们对案件进行调查后，再确定是否抗诉，你要安心治病……’他的这番话，令我十分感动，自从走上了这维权之路，我碰到了多少钉子，遇到了多少艰难，体会了世态炎凉，而他这对工作认真负责、对上访者亲切热情的态度，让我心中升起了曙光。”
郑宏珠也向记者讲述了这一过程。“他回来就给我讲，‘省检察院黄同志态度非常好，听说我是个病人，还没有听我介绍案情，就给让座、倒水，让我不要急。在收了材料后，又说身体重要，要好好养病，会给予答复的’。没有几天，我们就接到电话，让我们到湘西州检察院申诉。”
检察机关的介入给刘德胜的抗争注入了新的活力。2003年5月，刘德胜向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检察院申诉。湘西州检察院民行处检察官听取了刘德胜的陈述，并做了记录。接待刘德胜的民行处检察官腾鹏被指定为该案承办检察官。他向记者介绍：“刘德胜走了之后，我们很快审查完他的申诉材料，随后，我到法院调阅了全部案卷材料。通过审查，发现该案事实比较清楚，案情也很简单，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确应适用举证责任倒置原则，法院一审、二审判决属于法律适用错误，判决不公。”
很快，湘西州检察院提请湖南省检察院向湖南省高级法院抗诉。
湖南省检察院审查后认为，因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属特殊侵权行为，适用无过错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因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由加害人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及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受害人只需证明加害人有污染环境的行为，受害人有损害结果，加害人则应就污染环境行为与受害人的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
湖南省检察院同时认为，刘德胜举证证明，农机局有污染环境的行为和他被诊断为患有淋巴癌的损害事实。根据举证责任分配原则，农机局有证明污染环境的行为与刘德胜患癌症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农机局没有举出该证据，应当承担败诉的责任。二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患恶性淋巴癌就是因喷漆造成的，缺乏扎实证据证实”，系适用法律错误。
2003年12月，湖南省检察院向湖南省高级法院提出抗诉。12月30日，湖南省高级法院指令湘西土家族苗族治州中院再审。
但再审结果让刘德胜坠入了“深渊”。2004年8月17日，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法院再审宣判，刘德胜做梦也没想到，再审判决连原一审、二审判决认定的污染事实也不承认了。判决认为：吉首市环保局发出了两个通知书不能作为认定污染事实的证据，“原审上诉人刘德胜没有提出环境污染的事实，即使有损害结果的出现，也不能适用举证倒置的举证责任分配原则”。
最高人民检察院提起抗诉
2004年，刘德胜身体更加虚弱，加上连续的奔波劳累，他不得不一再延长在医院的时间。但刘德胜没有气馁，他又向检察机关申诉。2005年5月，湘西州检察院再次立案。
随后，湘西州检察院第二次向湖南省检察院提出建议提请抗诉。2005年8月12日，湖南省检察院向最高人民检察院提请抗诉报告书。最高检民事行政检察厅收到该案案卷后，具有多年民事行政检察工作经验的检察官韩凤英被确定为该案件承办人。
“经过审查，我发现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法院再审判决在认定事实、适用法律方面均存在错误。为慎重起见，我又专门致函国家环保总局，列了该案涉及的5个问题，进行咨询。”韩凤英介绍，2005年12月，国家环保总局法规司回函，对五个问题分别作了详细回答和解释，还指出我国没有对环境污染程度的划分，也没有对污染覆盖区域的划分，不存在所谓的重污染区、一般污染区、轻污染区和无污染区。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官韩凤英是这件抗诉案件的承办人
“环保总局的解答更加增强了我的认定，也从根本上推翻了再审法院的判决。” 韩凤英说，刘德胜当时已经非常虚弱，长期住在医院，为了尽快将该案办结，她加班赶写出了抗诉书，终于在春节前将案件审查完毕。
2006年1月11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抗诉。与此同时，刘德胜的遭遇引起了中国政法大学污染受害者帮助中心的关注。污染受害者帮助中心派出王灿发、曾祥斌、张兢兢三位律师，组成强大辩护阵容，提供免费法律服务。
但遗憾的是，2007年2月1日，当该案第四次开庭时，刘德胜却再也无法出庭了。2006年11月20日，刘德胜以他顽强的抗争精神、以对法治的无限信仰和渴盼走完了他人生最后的时光。
“刘德胜是一个非常执着的人，学习法律和医学知识很有毅力，收集了很多相关资料。”多次接触刘德胜的检察官腾鹏介绍说，刘德胜是一个特别相信法律的人，也特别相信检察机关，对公正抱有强烈的信心。“实际上，我们前任副检察长就是他二女儿的公公，但他从来都没说，直到有一次陪同记者到医院见到他女儿才知道。因为他确信他是对的，确信法律能够给他一个公正，也从来没有想到利用任何私人关系打这个官司。”
第四次开庭
王灿发在接受记者采访
“一个‘喷漆’作业，连夺8命，连施害者最后也成为受害者，该案令人警醒。小恶不治，终成大祸，它昭示我们，任何人对环境污染都不能无动于衷，任何人都有可能成为环境污染的受害者，无论你是政府官员、法官、检察官，还是普通民众……”2月1日，我国著名环境法专家——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王灿发最后的庭审陈述令人动容。
作为中国政法大学污染受害者帮助中心主任，王灿发此次专程从北京来湘，免费帮助该案的原告刘德胜打这场环境官司。
庭审当天，刘德胜的妻子郑宏珠和两个女儿刘薇、刘菁来到法庭，代他实现未曾实现的遗愿。
从早上9时开始，庭审一直持续到近下午1点。双方围绕“是否有污染事实”、“是否有损害事实”、“侵害行为和损害结果是否有因果关系”、“是否存在举证倒置原则”、“农机局是否应该承担民事责任，应承担多大民事责任”五个焦点问题展开辩论。
“其实，在法院一审、二审、再审期间，这些内容很多都已经反复辩论过多次。”湖南省检察院民行处助理检察员王宇清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该案案情非常清楚，法律关系并不复杂。“环境污染侵权只要具备了违法行为、损害事实和因果关系的三个要件，就构成侵权责任。刘德胜提出了污染事实及污染事实导致的损害，依举证责任倒置原则，应由农机局证明其喷漆行为与刘患淋巴癌之间没有因果关系。如农机局不能证明，将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对刘德胜的损害承担责任。”王宇清介绍。
对此，最高人民检察院抗诉书也认为：因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属特殊侵权行为，适用无过错责任。
庭审时，受最高人民检察院指派，王宇清和另外一位湖南省检察院检察官到庭宣读了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民事抗诉书，并全程监督了庭审过程。
“这样一个并不十分复杂和重大的案件，能够经过四次审理，三级检察机关的两次抗诉，说明它并不纯粹是一个当事人之间的损害赔偿问题，而是公民环境权益维护与对行政部门的地方保护、严格依法办事与曲解法律的博弈。在这种博弈中，我们希望看到公民的环境权益得到维护，法律规定得到执行，法治代替人治。”庭审中，王灿发对三级检察机关所作出的努力表示深深的谢意：“感谢检察机关出于维护社会弱势群体合法权益的高度责任心、捍卫公平正义以及法律权威的使命感、保护环境造福人类的公益精神，对该案提出抗诉。”
悲剧本不该如此巨大
“执法不作为之责该有人承担！”全国人大代表韩德云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认为，刘德胜从1997年开始投诉，到今年2月1日案件再审开庭，10年艰辛维权，农机局对整改通知书视而不见，充分暴露了其对百姓利益的漠视，对执法的藐视。
刘德胜打官司为什么这么难？就是因为他在和政府有关部门——农机局对簿公堂，而且也正因为农机局是政府部门，导致环保执法成为花架子。1998年7月，吉首市环保局向吉首市农机局下达了《限期治理通知书》。2001年8月28日，吉首市环保局再次下达《环境违法行为改正通知书》，但由于环保局仅是下达通知书，并没有动真格的，没有予以实质的处罚，结果农机局依然故我，所谓的整改措施一直停留在口头上，污染仍旧继续，侵害仍旧继续，并最终导致10人患癌的严重后果。“农机局应对所造成的环境污染承担责任。”韩德云说。
“环保局本应代表所有环境污染受害者的利益，严格执法，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然而其只是‘点到为止’，并未真正采取措施，制止农机局对环境的非法侵害，已涉嫌渎职。” 韩德云认为，刘德胜在起诉农机局的同时，完全可以另行状告环保局行政不作为。
从本案来看，在一审、二审和再审过程中，也显示了法官过于依赖技术规范的致命弱点。司法为民如何体现，也值得深思。韩德云认为，刘德胜诉湖南省吉首市农机局喷漆污染案，事实比较清楚，法律关系也比较简单，检察机关提出抗诉确有道理。
刘德胜是令人尊敬的，刘德胜诉农机局喷漆污染案，虽然是以他个人名义起诉的，但并不能遮盖该案的公益性质。韩德云说，因为刘德胜的诉求是农机局“停止侵害”，受益的将是大多数人。 20年来，为了维权，他屡败屡战，至死不屈。“法治的进程、社会的进步，需要这些普通百姓的推动。一个普通百姓坚韧不拔的努力，可以警醒整个社会关注某项制度的缺失，并最终促使制度的缺陷得到纠正。”
令人遗憾的是，刘德胜付出的代价太大了。本可避免的环境污染案却酿出了如此恶果，令人痛心。试想，如果刘德胜刚开始投诉之时，就能引起有关部门高度重视，或许如此惨痛的悲剧就不会发生。
农机局喷漆污染案令人警醒，它提示我们，对环境污染无动于衷，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环境污染的受害者。正如韩德云说言，尚可欣慰的是，我们还有刘德胜这样的环保“卫士”，还有全力维护公平正义的检察机关。
对此案，本刊将予以继续关注。
刘德胜维权历程：
1998年7月6日，第一次向吉首市环保局投诉，并开始长达4年的行政投诉，但均无果。
2000年10月，被确诊为“恶性淋巴癌”，同时，市农机局小院内另有7人被相继确诊为癌症，并相继病故。
2002年7月3日，行政投诉无果后，诉至吉首市法院，要求农机局停止侵害，赔偿损失。
2002年9月11日，吉首市法院一审宣判，认定污染存在，但驳回刘德胜赔偿损失请求。此后，刘德胜上诉。
2002年12月20日，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法院二审宣判，维持原判。
2003年6月23日，向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检察院提出申诉。
2003年9月24日，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检察院向湖南省检察院提请对该案抗诉。
2003年12月9日，湖南省检察院提出抗诉。
2004年8月17日，抗诉后，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法院再审宣判，维持原判。
2006年1月11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提起抗诉。
2006年11月20日，刘德胜因癌症去世。
2007年2月1日，湖南省高级法院开庭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