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月12日，安徽省政协原副主席王昭耀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一审宣判，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以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王昭耀死缓。

法院经公开开庭审理查明，1991年2月至2005年2月，王昭耀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有关个人和单位谋取利益，非法收受44人或单位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704万余元。王昭耀另有折合人民币近650万元的财产明显超过其合法收入，差额巨大，本人不能说明合法来源。

法院认为，被告人王昭耀受贿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考虑到王昭耀能够坦白其受贿的大部分罪行，赃款已全部退缴及具有检举他人涉嫌违法线索等情节，法院遂依法判处王昭耀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在宣判前的最后一次庭审中，王昭耀作了“最后的陈述”。此前的报道称，王昭耀认罪态度极好，在法庭上“一口气讲了足有半小时，他虽手里没拿讲稿，但思维清晰，一气呵成，一副痛心疾首的神态。说到伤心处，他有些泣不成声。”

本报独家披露王昭耀在法庭上的“最后的陈述”，以示警醒。

贪官王昭耀“最后的陈述”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尊敬的检察官，

尊敬的律师和各位：

我衷心感谢中央纪委、检察机关、审判机关，感谢各位领导与办案人员，在对我的审查过程中始终坚持文明执纪、文明执法、文明办案，始终对我耐心地教育、帮助与挽救，挽救我的全家老少。这大恩大德我会永远铭记在心。

我深知自己的罪行是严重的，影响是恶劣的，给党和人民造成的损失是巨大的。我的所作所为，给党的形象带来了严重的玷污，给党的威信带来了严重的影响，给党群、干群关系造成了严重的破坏。我忘记了党的培养，忘记了人民的哺育，忘记了党纪国法，背叛了党和人民。我被开除了党籍、开除了公职，并将受到法律的制裁，这完全是罪有应得、咎由自取。

面对罪过，我痛心疾首，悔恨交加，追悔莫及。痛定思痛，深刻反省，我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原因固然很多，但根本上还在于自己的主观思想，教训极其深刻。

第一，忘记了党的培养，背离了宗旨，迷了航，转了向，背叛了党。

生我的是爹娘，培养我的是伟大的党。

我家祖祖辈辈是农民，我是农民的儿子。我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和新中国一起成长。小学时戴上了红领巾，初中时加入共青团，大学二年级入了党。是党培养我读完了大学，参加了工作，成了家，立了业，并且，一步步走上领导岗位。我从最基层干起，先后担任县委书记、地委书记、省委副书记。我曾经是全省县委常委中唯一的省委委员，曾经是全省最年轻的地(市)委书记，48岁就担任了省委常委、副省长，仕途一直比较顺利。我深知，自己的成长进步，都是党组织关怀、培养、教育的结果。组织上为了培养我、教育我，花费了很大的代价，倾注了很大的心血和汗水。对我工作中取得的成绩，组织上都给予热情的鼓励；对我工作中出现的失误，都感到痛惜，并谆谆教诲，指明前进的方向。组织上期望我能健康成长，成为栋梁之材，好为国效力，为人民服务，对我寄予殷切的厚望。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就没有我的全家。共产党是我的救命恩人，党是我伟大的母亲。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党组织亲。

我把四十年前举起右手向党宣誓忘得一干二净

然而，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忘记了党的培养，放松了理论学习，忽视了世界观的改造，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政治上的权力观、经济上的利益观、思想上的荣辱观，都产生了扭曲。我把共产党员的称号看作是披在身上的华丽外衣，把四十年前举起右手向党宣誓——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终身忘得一干二净，背离了党的宗旨，丢掉了党的优良传统，忘记了党的好作风，被不正之风刮倒，被糖衣炮弹击中，被金钱名利俘虏，辜负了组织，背叛了党。胡锦涛总书记教导说，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党和人民给了我很大的权力，本来只能好好为人民服务，而我却以权谋私、以权谋利，为个人、家庭谋取私利。在干部调配任用上帮忙办事，收受好处，在企业争取资金项目上帮忙办事，收受好处。

恰恰是这些人、这些钱把我送进了监狱

例如，涡阳县副县长栗某某为了个人职务安排，多次到我家里来，见我喊“王叔”，见我爱人喊“阿姨”，逢年过节给我家送钱，他最终解决了职务安排问题。

阜阳市粮油农公司经理孙某某，为争取贷款，也三番两次到我家里来，给我家送钱，他最终也解决了贷款问题。

不论是栗某某，还是孙某某，他们看中的并不是我这个人，而是看中我手中的权力，是为了拉关系、找靠山、铺路子，是利益驱动所致。一些干部给我送钱，是为了当官，一些老板给我送钱，是为了发财。他们不是为了关心我，尊重我，恰恰相反，这金钱，是毒药，是陷阱，是腐蚀剂，恰恰是这些人、这些钱，把我送进了监狱。

“不以恶小而为之，不以善小而不为”，“千里之堤，溃于蚁穴”。我在阜阳工作了四年，前三年，干得是好的。但是，从第四年开始，我的思想就起了变化。客观上，外部环境发生了变化，改革开放，市场经济；主观上，自己的思想产生了蜕变，面对花花世界的诱惑，面对金钱名利的刺激，自己心里想，一年到头，风里来，雨里去，苦得要死，累得要命，一点实惠都没有，别人家有孩子出国了，自己家孩子连一个出国的都没有；别人家有的家属做生意赚了大钱，自己家连个做生意的都没有，认为自己“太吃亏”，“太傻”了。外界也有人对我说，“有权不用，过期作废。”

于是，我逐步淡忘了自重、自省、自警、自励，曾经向广大干部群众做出的承诺：“清清白白做官，实实在在办事，老老实实做人”也被忘记。本来在我的主持下，地委制定了廉政建设“约法三章”，原来我一直坚持得很好，可到了后来，别人给送点烟酒、土特产品，我也收下了，后来就是送钱。

一旦反腐、防腐的心理防线被突破，就会祸水横溢

我还清楚地记得第一次接受别人钱时的情景。1992年，界首市原政协主席张某某，为了个人职务的安排，找到我，给我一万元。这是我生平第一次接受别人的钱，一开始，我坚持不要，推来推去好长时间，后来，张某某对我说：“王书记，请你放心，这个钱绝对不是公家的，是我个人的，我没有别的啥意思，我从心里头敬重你。”后来，我见他“情真意切”，赌咒发誓，就把钱收起来了。收下这个钱之后，有好几天，心里头一直沉甸甸的，饭吃不香，觉睡不好，思想斗争很激烈，收下吧，这是违法违纪，不收吧，又盛情难却。就这样，思来想去，一直到后来，自己给自己找到一个心理台阶：“下不为例。”结果，就是这个“下不为例”，就是这个“侥幸心理”，就是这个“第一次”，一旦反腐、防腐的心理防线被突破，一旦政治上的贞洁失去，一旦廉政的大坝决口，就会祸水横溢，也就是我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灾难降临的开始。

从那次后，张某某在长达八九年的时间里，多次给我送钱，我也先后帮助他解决了职务升迁、企业项目和贷款问题。也就是从张某某之后，接着就是“张三、李四、王五”，渐渐习以为常，甚至麻木不仁。以致到后来，自己产生了一种谬想，认为“钱”这东西，有比没有好，多一点比少一点好，现在不用，留作将来用，自己不用，留给子女用。这实际上是小农经济思想在自己头脑中的反映，是私有制观念在脑子中作怪，是极端利己主义恶性膨胀的结果。现在回想起来，都是自己出于对金钱名利永不满足的欲望，而沉溺于物欲名利之中太深，看不到潜在的隐患。而别人在灾难到来之前，也难于向你说明白，即使会说，也难于打动你。结果就是这样，我沿着危险的道路，越走越远，越陷越深，以至于积重难返，不可自拔，直至跌入违法犯罪的深渊。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不到黄河不死心”。

不应该自己得到的不要奢望

古人尚且讲“淡泊以明志，宁静而致远”。我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使我认识到，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人民的公仆，只能为社会、为他人、为百姓，多办实事，多办好事，多行善事；而对自己，则应清廉自守、清心寡欲，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清清白白做官，实实在在办事，老老实实做人，方能立于不败之地。

实不知，纵有金钱万贯，一天吃的还是三顿饭，纵有广厦万间，睡的还是三尺床铺。金钱名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古今有之。古人讲“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应该自己得到的，自己得到，不应该自己得到的，不要有任何奢望。“劝君莫伸手，伸手必被捉”。“酒、色、财、气”四大害，无疑是火中取栗。“质本洁来还洁去”“赤条条来去无牵挂”，是人生的崇高境界。直至跌入违法犯罪的深渊，我才如梦初醒，大彻大悟，但悔之晚矣。

第二，忘记了人民的哺育，忘记了根本，背叛了人民。

1968年，大学毕业后，我从北京来到安徽，在安徽干了三十七年。三十七年来，我走遍了这里的山山水水，大江南北，淮河两岸。这里到处有我留下的足迹，有我洒下的汗水。我的一生与江淮大地紧紧地连在一起，与江淮大地的父老乡亲紧紧地连在一起。三十七年，风风雨雨，坎坎坷坷，不论是在田间地头，还是农家小院，不论是兄弟姐妹，还是大爷大娘，曾经关心我、支持我、哺育我的是那一张张熟悉的面孔，是江淮大地的父老乡亲。不是爹娘，亲如爹娘，不是故乡，胜似故乡。人民对我的养育之恩，比山高，比海深，当涌泉相报，永远不能忘。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伟大真理。我走上违法犯罪道路的深刻教训，使我认识到，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人民的公仆，什么时候你与老百姓的心贴到一起，给老百姓办实事，办好事，人民就拥护你、支持你；什么时候你脱离了群众，损害了群众利益，人民就反对你，抛弃你。你干的是好事还是坏事，群众心里头都有一杆秤。群众在你心里头有多重，你在群众心里头就有多重。

我清楚地记得，1986年，我在宿县地委工作时，那年冬天，正在省里开会，突然接到孤山煤矿发生矿难的消息。我立即赶往出事地点，并亲自担任了矿难抢险的总指挥。当时，正值严冬，冰天雪地，抢险的条件非常困难。我们克服了重重困难，奋战五天五夜，终于把井下23名矿工兄弟救了上来。当晚7时，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播发了这条消息。我赶往医院看望这些矿工时，他们都感动地热泪盈眶，他们的亲属在我面前长跪不起，衷心感谢党和政府的救命之恩。

1991年，淮河发大水，我在阜阳地委工作，阜阳是重灾区。面对突如其来的特大洪涝灾害，我和地委一班人带领灾区广大干部群众，堵堤坝，战洪魔，转移被洪水围困的群众。在王家堤，我打响了开闸蓄洪的第一枪。全区上下，万众一心，众志成城。“洪水无情人有情”，到处听到的是老百姓对党和政府的赞扬声。我们终于夺得了抗洪抢险救灾的全面胜利。

1996年，长江大堤扬墩站发生重大险情，扬墩站既是雷击区，又是血吸虫的重发区。我和广大军民在一起，冒着狂风暴雨，电闪雷鸣，奋战七天七夜，终于堵住了决口，排除了险情，保住了长江大堤，确保了沿江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2003年，淮河再次发大水，淮北大堤荆家满发生重大险情，我就立即赶往荆家满组织指挥抗洪抢险，广大军民奋战四天四夜，终于保住了大堤，确保了淮北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在发展农业的

过程中借机敛财

诚然，在安徽三十七年，不论是在农村改革、经济发展、抗洪抢险、生产救灾、扶贫帮困、急难险重的任务中，还是在社会稳定、部队建设的方方面面，我都曾努力过，奋斗过，拼搏过，奉献过，也曾得到过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党和人民给了我很高的荣誉和地位。然而，在奋斗、拼搏的过程中，自己没能把握住自己，没有过去金钱名利这一关。一方面，我为安徽的农业、农村、农民而摸爬滚打；另一方面，又在发展农业的过程中，借机敛财，收受贿赂。

例如，安徽丰大集团董事长吴××，为了争当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而向我行贿，我则帮助他解决了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问题。其实，对这些人一开始我也是拒绝的。但到了后来，他们一次次找我，说得天花乱坠，我自己心里也想，自己在农业战线干了那么长时间，做了那么多的事情，不如干脆做个“顺水人情”。其实这些钱，也都是赚的农民的钱。这真是“我为人民谋幸福，人民为我谋利益”，是莫大的自我讽刺。一边是纯朴善良的父老乡亲，一边是挂着人民公仆招牌的贪官污吏；一边是人民群众对我的关心与哺育，一边自己又在严重损害群众利益。每当想到这儿，想一想农村的灾区和贫困地区，想一想那些可怜的、上不起学的孩子，想一想备受疾病折磨的农民兄弟，想一想革命先烈和英雄模范人物，想一想江淮大地的父老乡亲……扪心自问，我的良心受到谴责，无颜见江淮父老。面对罪过，我要向江淮父老乡亲磕头谢罪，向“上帝”忏悔！“追思如水，点滴情深”，是伟大的党培养了我，人民群众哺育了我，恩重如山，情深似海，当涌泉相报，而我却忘恩负义，倒行道德，见利忘义，成了千古罪人。从热爱老百姓到脱离老百姓，以至于站到人民的对立面；从人民的公仆到人民的罪人；从一个党的高级干部到阶下囚犯，这就是我一生的政治悲剧。人生苦短，世态炎凉，命运多舛，宦海沉浮，是历史对我必然的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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