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6日，贵报前沿版发表了法学副教授李克杰先生的文章《市民DV拍新闻行使的是采访权吗？》，文章认为，记者的采访权与市民DV拍新闻所行使的权利并非同一性质。在我国，政府对新闻媒体和记者采访资格均实行许可证制度，因此，未经国家主管部门审批并颁发记者证的个人都不享有新闻采访权。对此，笔者有不同看法，愿与李克杰先生商榷。

      讨论公民有没有新闻采访权，首先必须厘定采访权是一种什么性质的权。有关采访权的性质，有三种争议，一种观点认为采访权是一种权力，另一种观点认为采访权是一种权利，还有一种观点认为采访权兼有权力和权利的性质。权力通常是指公共权力，是指公共机构可以施加于他人的强制力量；权利通常是指公民权利，是法律所允许的权利人为满足自己的利益而采取的，由其他人的法律义务所保证的法律手段。从世界各国的惯例来看，新闻媒体从来都不是一种公共权力机构，记者也并不享有强制他人接受采访的某种法律手段。著名新闻法学者魏永征认为：“在英语中，没有采访权这种概念，与其接近的概念是：寻求、获取和传递信息的自由，接近、使用信息的权利，采集信息或新闻的自由。”这些都表明，采访权是一种权利而不是权力。

      记者的采访权渊源于宪法规定的公民享有的言论自由，以及公民对于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进行监督延伸出来的知情权。公民享有言论自由，意味着记者可以采访任何愿意接受采访的人，其他人不得以任何形式阻挠这种采访（比如揭发黑心工厂的内幕，老板不得阻挠）；公民对于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具有知情权，意味着任何依法应当公开的信息，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就应当向记者公开，不得隐瞒。记者的采访权是公民的一种权利而不是一种公共权力，也就意味着，任何不愿意接受采访的公民有拒绝接受采访的权利，媒体与记者不能强制其接受采访。

      我们国家的情况有些特殊，因为我们国家的媒体被誉为“党和政府的喉舌”，记者必须由国家机关发新闻记者证，并且规定采访必须出示记者证；党报、党刊的编辑、记者甚至享受行政级别待遇。因此，新闻记者往往代表着一级政府或者政府部门，这使得我们的记者有官方色彩，他们的采访带有公权力的味道。但是，这样的状况并不能改变采访权是权利的性质。因为，媒体不是公共权力机构，媒体不能对任何人直接发号施令，媒体发挥的力量主要是靠舆论的作用；记者不是公务员，他们尽管具有法定的采访许可证，但他们没有强制他人接受采访的权力，支撑他们采访的权利仍然是公民的言论自由与知情权。更何况，当今社会，许多都市报兴起和其他新兴媒体的出现，他们与政府机关的联系相距更远，行政色彩更加淡薄。

      因此，尽管我们国家实行采访证许可制度，记者在采访时需要出示记者证，但这并不表明“未经国家主管部门审批并颁发记者证的个人都不享有新闻采访权”。记者的权利既然来自于公民的言论自由和知情权，那么记者享有采访权，当然公民也享有采访权，因为每一个公民都享有言论自由和知情权。我所理解的“国家实行采访证许可制度，记者在采访时需要出示记者证”，只是表明，当你代表媒体采访并且以记者的身份采访时，你要有相应的证件并且要出示，但即使记者出示了证件，除负有信息公开责任的政府官员外，他人也有权拒绝采访；而作为普通公民，你要进行采访，就不能以代表媒体的名义、以记者的身份，而是以公民的身份进行采访，正如时下随着互联网的兴起，世界各国大量出现的“博客记者”、“公民记者”一样。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每一个公民都具有新闻采访权，每个公民都是记者，只不过这种记者是“公民记者”。记得大同市出台过打击假报刊、假记者专项行动通告，我的观点是，假记者当然要打击，但主要是打击那些并非正式媒体、并没有记者证却假冒报刊记者进行招摇撞骗的人。如果一个公民公开称自己并非报刊记者，是一名“公民记者”，我看这不但不是假记者，而且属于保护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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