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吴学文被拆掉的房子。

    一刀接一刀，面对200多人的拆迁队伍，在自家平房屋顶上,山西朔州市朔城区居民吴学文用最激烈的行为抵抗强拆。

    最先上到屋顶的49岁的朔城区城建局长刘志秀第一个倒下，紧接着49岁的局监察大队队长钟伟被连刺数刀，身上有血浆涌出，送往医院后不治身亡。

    冲上来的拆迁工作人员将吴学文制服，并制服了吴的妻子。吴的妻子一度被从房顶下倒吊下来，脸和头部鲜血横流。拆迁者认为，吴刺人的举动和她的示意有关。

    此后吴被戴着手铐送往医院，同样戴着手铐的吴的妻子和大儿子则被带往警局。

    第二天，警方传出消息，吴的妻子当天晚上在接受讯问之时死亡。

    吴学文的以命相搏，没有挡住自己房屋被拆的命运，平房迅速被轰鸣的铲车推平。

   “这一家算是完了，女人死了，男人捅死人，留下两个儿子还有一个是双腿残废。”邻居们感慨。

    在拆迁者方面，刘志秀刀口化脓，钟伟的家庭陷入悲痛之中，一线拆迁人员亦感心悸。

    随着今年初旧拆迁条例废止，《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以下简称《征收条例》)实施，政府站到拆迁一线，大陆首次有公务员在强拆中身亡。

    血案发生第二天，已经进行了5年旧城改造的朔州市，第一次刹住了拆迁过山车。拆迁序列中尚有1万多户的民房，与此前5年拆掉的数量相当。

    数万户民房的拆迁，是朔州打造“塞上风情”宜居城市的初步。2011年6月23日中午，这一片风情被吴学文用两把刀血淋淋地捅破，裸露出了眼下拆迁体系脆弱的神经。

    在此之前，邻近的大同因数百人夜袭居民楼恶性事件，在“铁腕市长”耿彦波强力主导下的拆迁进程已经被上级叫停。而在7月中旬，山西吕梁市委书记杜善学在太原宴请所有在晋媒体，介绍上任以来“三项整治”成效，强调在拆除上百万平方米违章建筑中，无一例强拆。

   《征收条例》出台之后，政府失去了开发商充当缓冲，行为必须检点。或许，压力将达临界，强拆拐点即将到来。

    困难户的“非分”需求

    吴学文来自大同市浑源县农村，2003年买了朔城区府东巷的一院平房，这是80年代当地政府修的“干部院”。吴家进城的机缘来自于小儿子的悲剧，90年代后期吴的小儿子被汽车轧断双腿，得到一笔赔偿。

    带着70多岁的老母亲和两个儿子，吴和妻子开始城里生活。吴花11万元所购的院子共有8间平房，其中三间正房，5间厢房。吴学文将大儿子和残废的小儿子送进了城里的学校，把两间厢房租给一家理发店，余下三间一间做库房，两间开了小超市。收入稳定的吴家渐脱农民色彩，大儿子考上山西农大，残废的二儿子今年进了高考补习班，准备再度冲刺大学梦。

    吴竭力融入城市，邻居对这个外来户的印象是“瓦滑”(圆滑)，与邻居关系处理得很好，热心帮忙。

    2010年5月底，政府的一份拆迁通告，打破了吴家渐入佳境的生活。通知下达半个月之后，朔城区城建局副局长赵胜去了吴家里。“第一次，吴学文提出就地安置住宅一套，商铺一套的要求。”

   “因为我们主要是政府在盖拆迁区的回迁楼，所以只有住宅，没有商铺。”未能与吴达成共识的赵感觉“他要得过高，不好谈”。

    其后半年多时间里，拆迁人员每隔两三天去吴家一次，得到的回复完全相同。

    吴的坚持来自于谋生手段的担忧，失去商铺门面，一家五口的生活将成为问题。此外，全家今天的生活是小儿子用残废换来，全家要给小儿子留下足够维生的财产。这样的实际困难，显然是政府回迁规划中没有虑及的。

    吴的要价其后被他自己屡屡突破。因为消息灵通，不断听到某户要到远高于评估价补偿的消息，吴陷入了纠结之中。赵胜说，跟吴谈过有几十次，不是越要越多，是变化无常。

    2011年5月，经朔州区政府申请，朔城区法院下达了司法强拆公告。6月19日，双方在吴家进行了最后一次谈判。吴对自己的8间平房共要求补偿两套住宅与两套商铺，或者300万人民币。

   “我们只能按评估价补偿，吴的8间平房评估为34万多元，就地安置的话可以分到一套120平方米的回迁房。考虑到他有残废儿子，我们多给了他一套70平方米的住宅房。”朔城区城建局党委书记王大海说。

    在赵胜看来，绝大部分拆迁户都是在拆迁中得益的。“安置了的人绝对满意。一拆迁，(他们)就发了财。”

    但吴学文和邻居们不这样想。

    在朔州，府东巷属于真正的黄金地段，房价节节攀升。一个消息在拆迁户中流传，“干部院”拆掉之后，除了修一幢低层的回迁楼，剩余土地将全部建成高层商品房，楼价已达朔州最高的4000元每平方米，“都卖给有钱人”。

    在旧城改造中有一种理论，因为城市改造带来的房价升值，“每个人其实都是强拆政策的受益者”。但对吴学文和他邻居蒯老汉来说，这样的理论却不符事实。

    蒯家获赔两套房子，但蒯老汉有6个儿子，现住平房院子虽然不大，正房加南北房却有六铺炕，“一家人住一点也不挤。如果搬到两套楼房里，肯定会乱了套。”

    实际上对吴学文和蒯家这样的大多数拆迁户来说，房子只是满足居住和谋生，房价升高同时也就是他们居住消费价格的提高，稍不留神还带来谋生的困难。

    失去商铺，吴家将成为住着楼房的农民，于是吴学文拒不签字。政府也觉忍无可忍。

    6月22日晚6点，朔州区政府开会决定第二天在全区来一次大行动，吴家是其中重点对象。

    6月23日，吴远远望到政府拆迁人员的身影，即在房顶上拉出大意为“政府非法拆迁，誓死抗争到底”的条幅，事后看正是悲剧序幕。

    拆迁人员的新风险

    意外的死亡令钟伟的妻子陷入了巨大的困难。女儿刚上高中，儿子方才7岁。此前几年，钟的大儿子因白血病身故。事件发生后，钟伟的妻子情绪失控，政府派出专人24小时陪同。

    公开信息显示，钟伟是大陆强拆进程中死亡的第一个公务员。这或许是开发商失去拆迁资格后，政府直面拆迁矛盾的代价之一。

    不同于之前开发商暴力拆迁—拆迁户声讨—部分暴力拆迁人员被处罚以稀释矛盾的循环，如今政府身处暴力拆迁一线，回旋余地减少，风险加大。政府强拆人员对极端个案有着深深的戒心。

    6月22日晚，决定第二天强拆之前，刘志秀带队去吴家踩点，“看看他们家有什么东西没有搬”，另一方面，是看看吴家里有没有汽油、炸药等危险物品。

    强拆之前检查汽油、炸药等危险品，以防止自焚等行为，是因为朔城区之前经历过类似事件，只是被拆迁工作人员控制住局面。

    此次血拆事件之后，拆迁人员面临的人身危险完全暴露。

   “出了这次事情以后，整个城建系统，那个心理素质就不行了，不敢让队员喝酒。不管任何场合，只要闻到喝了酒，马上就让他回家。”赵胜说。绝对禁酒，是为了防止现场失控。

    在辽宁本溪的拆迁中，曾经发生过居民张剑杀死入室拆迁者的事件，但彼时身受利刃者是开发商聘请的社会人员。如今这样的方式已被禁止，公开的拆迁中，拆迁队由城建局职工、公安和法院人员组成，“雇佣兵”只能暗中行动。

    朔城区全区的拆迁进程停顿下来。“有一家在开发南路的拆迁户，公告已经贴了，就剩他这一户了，吴学文事发后，他却正在抢盖，我们不敢去，就怕他再拿刀。”王大海说，“现在一旦接到任务以后，手还颤呢，真胆寒，没法做也不敢做。”

    当然，通过软硬兼施和穷尽手段，绝大多数拆迁户可以被搞定。“不同意就找子女做工作，子女不行就找朋友做。慢慢耗，60多个拆迁片区一万多户，都是这样下来的。”吴学文的一家邻居的子女，受到了“做不通父母工作就调去山区”的威胁。

    但在强弱悬殊的博弈中，拆迁户心理的不安和受损感，最终会反映为他们的要价，加大了签约难度。一旦遇到特殊户，冲突就走向激化，而现在政府已经缺少回旋余地。

    压力的传导

    以往的拆迁中，身为区城建局局长的刘志秀本没有必要走在前头。

    但是6月23号的强拆，是由朔城区主要领导到场督促的一次大行动。拆迁队员又是清一色的政府工作人员，面对吴学文的尖刀，无人以身犯险。在陷入僵局的情形下，刘志秀和钟伟只能带头。

    今年5月16日，国土资源部在大同暴力强拆事件后坦陈，《征收条例》实施后，违法违规拆迁呈增加趋势。这与当初修改条例的初衷相反。开发商出局、政府作为征收主体、司法强拆“三部曲”，没有化解拆迁冲突，类似抚州连环爆炸案这样的事件，使得被推到拆迁一线的政府压力空前加大。

    按照《征收条例》的司法强拆精神，法院应处在拆迁一线，但实际上各地多数采用了法院批准申请、政府自行拆迁的方式。6.23当天也有法院人员到场，但主要拆迁力量仍来自城建局。据介绍，当刘志秀登上吴家屋顶的一刻，朔城区法院院长看到情势危险，向区领导建议撤退。但此时屋顶之上，悲剧已经发生。

    虽然有体制的强大保护，吴学文事件这样的危险，亦成为拆迁一线官员们不得不直面的现实。“压力全部都集中在我们身上了。”王大海说。

    这种压力，显然还没有传达到上一级领导处。此次朔州血拆事件，并没有导致市、区官员下课。翻遍公开信息，尽管山西近年来拆迁事故不断，却少有人被累及仕途升迁。在缺乏严厉问责制的情形下，官员将城市建设作为“短、平、快”的政绩。大同“铁腕拆迁”市长耿彦波的一路升迁，成为一种官场成功模式。

    国家土地政策趋紧的背景之下，各地为继续城市开发，大举通过旧城改造要地，朔城区十二五规划中写明，“要向城中村要地”。

     在大陆的拆迁体系中，旧城改造的合法性广受争议。为使其理由充分，近年来地理条件先天不足的北方城市，普遍涌起一股建设生态城市、人工改善水环境的风潮。在山西，长治市评上了国家园林城市、国家卫生城市，大同市打造古都，朔州也不甘掉队，提出了“北欧风情”的口号，要建立生态水系。这扩张了原有的拆迁压力。

    但种种迹象表明，政府直接出面拆迁后遭受的压力，终究会从一线向上层传导，带来政策变化。在山西太原，去年因暴力拆迁打死上海复旦博士生孟建伟父亲的事件， 免去了晋源区副区长和住建局副局长职务。今年大同夜袭居民楼事件发生后，市长耿彦波的拆迁铁腕也第一次被上面遏制。邻省河北，力主推进“三年大变样”的省委书记张云川，最近严辞批评了冒进求快，迷信进度的工作方式。该省省会“北方水城”的构思，或许正是朔州“塞北风情”的灵感来源。

    遭遇激烈的反抗之后，朔城区政府的补偿方式悄悄发生了改变，据称多户居民经政府做“工作”后，已经不再对补偿过少与不公等情况有异议。

    学者于建嵘等认为，开发商出局之后，政府不能坐视民心合法性在一线急剧流失，出局的传导链由开发商传递到政府。随着大陆调低GDP增速，大规模城市拆迁的步伐或将步入拐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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