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近春节，一场大范围的雨雪横扫半个中国。本来急切地回家过节的人们无法成行。从报道中看到那些同胞尤其是老弱妇孺在露天苦苦等待、饥寒交迫的场景，任何人都会痛心。

政府已经承认，由于雪灾妨碍交通，此次救灾难度超过1998年的长江大洪水。不过，人们本来有理由期望，经历过1998年的抗洪救灾，尤其是经历过2003年的“非典”，政府的救灾应急能力应当有所提高。但事实是，相关应急预案似乎没有及时启动，不少应急管理机构在灾情出现几十个小时后还不能掌握基本情况，灾害现场几乎没有什么公共服务。比如，数万人聚集火车站几天，政府除了维持治安之外，没有及时采取什么有效的疏散、救济措施。

问题究竟出在哪儿？传统的说法一直是，中国现有政治架构的一大优势就是可以快速动员资源、应对各种危机。但是，在此次雪灾中，跟以前面对其他灾害一样，地方政府仍明显反应迟钝、组织无力。

症结恐怕在于，目前的政府架构过于强调对上负责。各级政府所具有的动员资源的强大能力，惟有在上级政府强力指令下才能够发挥出来。若无上级指令，就不会严肃地对待灾害。然而，同样是这一政治安排又必然导致灾害的具体信息难以被上级政府精确掌握。因为，下级政府具有隐瞒信息的激励，大灾变小灾，小灾变无灾，官方的信息渠道通常会失灵，只有在灾情相当严重之时，上级政府才会知晓信息，整个政府机器才能够高速运转起来。但此时，民众必已遭受灾害之苦多日。

此次雪灾发生后政府的反应仍不出这一模式。当然，一旦高级别政府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各级主官亲自出马，灾情应当较快得到缓解。这应是民众之福，但在灾情初发之时，各级政府如何自主而灵活地快速应对，从而尽可能减少民众之苦，却仍然需要从制度设计的层面予以深思熟虑。光是强调“服务型政府”等理念，是无济于事的。

政府的公共服务严重缺位的同时，此次雪灾中另一个刺眼的事实，是民间的救助活动也近乎空白。在灾难之中确实发生了很多感人的故事，湖北小伙杜登勇千里步行找女友，刘忠平舍命接济岳父母等。但是，几乎看不到民众有组织地向困在火车站、高速公路、列车上的同胞提供救助的情形。

其实，每一个通过报道了解到同胞之苦的人，恐怕都已动了恻隐之心，恐怕也都有伸手救助之意。但是，由于缺乏必要的组织化资源，分散的个体的恻隐之心无法变成现实的救助力量。而这种慈善公益组织在中国的匮乏，主要是因为不合理的严厉管制。在目前体制之下，民众自发的慈善公益组织没有多少成长发育的空间。

由于组织资源匮乏，社会日常必要的民间救助活动就无人承担。一旦遭遇严重灾害，这种匮乏的严重后果就暴露无遗。在发生较大灾害时，通常会有一些热心机构，尤其是新闻媒体发起组织捐赠、救助活动。但这类活动都是临时的，组织者虽很热心，却缺乏必要的专业技巧。由于临时凑成，其信誉也容易遭到怀疑。因而，尽管这类救助活动场面感人，但效果终究十分有限。

2008的第一场全国性自然灾害尽管来得有点出人意料，但大批民众因此而蒙受严重痛苦的后果，却并不完全意外。由于现有治理制度的局限，政府的公共服务、救助机制很难灵活地启动，社会的自我救助体系又过于幼稚软弱。雪灾过后，政府及整个社会恐怕应当进一步反思，如何变革政府架构，使政府能够及时对灾害作出充分反应；政府如何为民间慈善公益组织的发育创造宽松制度环境，社会又如何聚集这种社会资源。这两个问题不解决，下次自然灾害或重大人为灾难降临时，恐怕还会有太多民众不得不遭受本可避免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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