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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机动车摇号政策实施已近一年时间，北京市小客车指标调控管理办公室数据显示，申请者从最初的20多万人增加到现在的近80万人，中签比例也从最初的1:10变为现在的1:40左右。
一“号”难求下，北京有中介联合4S店人员、异地法院工作人员，利用“虚假诉讼”规避摇号，违规过户车牌。
记者暗访发现，“先办事后付钱”行规下，一些中介资金难以运转，希望找人投资。经人介绍，记者以想投资的名义认识了中介老姚，试图揭开这一黑色链条的各环节运作之谜。
老姚顾不上吃菜，连忙从皮包里掏出一个夹子和一叠文件。
夹子里有两沓身份证，“左边一沓是想买车人的，右边的是想卖车人的，都对应好了。”
老姚说，只要肯花钱，他能通过关系，让“要卖车人”的车户过到“想买车人”名下，这样“想买车人”就能规避摇号，顺利买车上牌。
而那叠盖有河北永清县法院公章的民事裁定书等文件，正是老姚的“法宝”。
12月8日晚，北大地桥附近某火锅店，一张腾起蒸汽的饭桌前，老姚向一名想买车但苦于摇不到车牌号的客户，详细讲述着他的“路子”。
4S店人员报价13万“办车牌”
老姚，一名三十岁左右的男子。
他自称在京城车市摸爬多年，熟悉多家4S店、汽车交易市场等，看到北京上车牌难的市场，干起中介的买卖。他的“路子”可以规避摇号上车牌，“只要把身份证给我，别的都不用管，你就等着拿车牌就行了。”老姚说。
老姚总是随身带着不少客户的身份证，其中一名是贾姓女客户。
记者联系到该客户，贾小姐称，的确托了西四环一家4S店的潘姓销售顾问办理牌照，交了8.5万元的现金，对方承诺是一个月办好。
12月18日，记者以买车名义探访贾小姐所说的这家4S店，找到贾小姐所说的潘姓销售顾问。
记者表示想买车但摇不到号，问潘姓顾问有没有“路子”。“现在查得太紧，我们也没有办法”，潘马上回答。
随后，记者表示对他们一辆价值150余万元的车有兴趣，说是朋友介绍的。
潘姓顾问表示，可以以个人身份介绍中介，代办车牌，“说实话，这走的都是非法途径”。
关于具体操作，潘姓顾问说是中介办理，没有合同，他先代收办理车牌的费用。因为朋友介绍过来的，办理普通车牌的价格是13万元，一般两周之内就能拿到车牌，“这个月刚帮客户办了一个”。
办一车牌4S店人员给中介7.5万
饭桌上，老姚夹子里两沓身份证，“想买车人”的身份证是从北京多家4S店人员手中收集来的，“要卖车人”的身份证来自于二手车市场。
“这是我新收的一笔生意。”老姚说着，拿出一份协议和一张欠条。
协议显示，甲方吕某(身份证4127……)将杨某等7人的证件交予乙方(老姚)，用于办理7个北京车辆指标手续。乙方保证在2011年12月9日至2012年1月10日将指标手续办理完毕，交予甲方。甲方将一万元定金交予乙方，作为前期运转的保证金。乙方办理途中不得以任何理由向甲方索取除定金外的其他费用。办理完成，甲方将余额51.5万元一次性付清。
欠条显示，吕某欠老姚51.5万元，此欠条至车手续到手生效，或网上查证生效。该欠条结尾，有吕某签名，日期为12月13日。
老姚称，这笔生意是与亦庄某高档品牌4S店销售经理谈成的，出于安全考虑，对方签字者是经理的侄子。
但此说法并未得到证实。
按照该协议，老姚办理7个客户收费52.5万元(定金+欠款)，也就是说办理一个北京车辆指标收费7.5万元，“4S店向客户要多少钱，这个我管不着。”
“我们这一行都是跟熟人做。”老姚说，他的4S店关系户分布在亦庄、回龙观，亚运村等地，都是高档轿车的4S店，“买好车的人，才舍得花10万元办牌照”。
“买车人”“卖车人”随意配对
“办成事再收钱”，是老姚等中介的行规。
老姚说，靠定金根本不够，每办一个指标都要先垫付四五万元，这也是他一般跟4S店人员签协议，而不跟客户签协议的原因，“4S店一般跑不了”。
老姚的“垫付”第一项就是收购二手车。
多年混迹汽车市场，老姚很容易找到要出售的二手车。他说，以前很多外地人在北京工作或做生意买了车，也有一些北京周边的人买车也上北京牌照，这些人需要变卖车辆时都成了他的货源。老姚手下有人专门在天津等二手车市场收车，一般会挑选破旧、接近报废的旧车收，平均2万元就能谈妥。
跟普通买卖不同，老姚的人会跟卖方要求，借用身份证和驾驶本、行驶证15天左右。
这样，“想买车人”、“要卖车人”的身份证都汇聚到老姚手里。
“他们互相都不认识。”老姚指着两沓身份证说，所谓“对应好”都是随机的，“只要是买车人的和卖车人的对应就行”。
剩下的事情，就要老姚靠“路子”将“卖车人”的车过户到“买车人”名下。
老姚说，自己以前只是做这种生意中的一个环节，比如收车等，成本小利润也小。从今年8月份开始，随着人脉的扩张，他开始独揽全部环节，一个月能办下来十多单生意。经过老姚手过户的车牌就达近百个。
中介和县法院人员制造“虚假诉讼”
《北京市小客车数量调控暂行规定》要求摇号，而该规定的《实施细则》写明，“因法院判决、裁定及个人因婚姻、继承发生财产转移的已注册登记的小客车不适用本细则，有关机关依法办理相关手续”。
“不管哪里的法院，不管法院大小，判决都有法律效用。”老姚说，他跟河北的一些法院关系很熟，能将手中一对对“买车人”和“卖车人”，从原本不认识的关系变成债务关系，最终裁定成以车抵债。每次老姚只需将一对对的“买卖”双方身份证等证件放在一个公文袋里，送到法院人员手里，“其他就不用管了。”
老姚说，法院收到这些材料后，从聘请代理人，到调解过程，再到判决，会把全部程序都做好。
12月12日下午，老姚向记者展示了一批出自法院的文件。他说，每单生意法院出的民事调解书、民事裁定书和协助执行通知书都有一式三份。法院留一份，一份交给车管所，老姚留一份。“我留一份是为统一口径。”老姚说，他拿一份是为日后通知文件上诉讼的双方当事人，将具体内容告知对方，防止万一出事。
记者看到，这些文件都盖有河北永清县人民法院的公章，每份文件包括民事调解书、民事裁决书和协助执行通知书各一张，还盖有“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内容的方形公章。
每份民事裁决书，除原被告信息，车辆信息不同，案件内容大致相同，均为原被告双方发生一万元左右的债务纠纷、经济纠纷或是借贷问题，被告需要将北京牌照轿车拿来抵债。每份裁决书上，原被告中都有一人，或现住在永清，或在当地有关系。
这些民事裁决书上，审判员、书记员都为马文静和殷伟明。
记者随机抽出一份，原告为贾某某、被告为张某某的民事裁决书。
12月17日，记者联系到两人，他们证实互不认识对方，更没有任何债务纠纷，对打官司的事情更是疑惑不解，“根本不认识，打什么官司”。
籍贯哈尔滨的贾某某说，的确托北京一家4S店办理牌照，至今还没办下来。记者反复向籍贯山东的张某某确定是否欠贾某某钱，“我根本就不认识。”张某某有些烦躁地喊起来。
中介抱怨法院人员“不见钱不办事”
12月14日上午，老姚通知记者，法官将去京海车管所，给他的三单生意办理执行送达手续。
当日下午5时许，记者赶到西北六环外的京海车管所。老姚绕着停车场寻找，没有看到法院的车，就给接头人周(音)某打电话。
老姚越说越生气，嗓门也大起来。“我昨日送去了两万，剩下的三四万有人正在工行给你打过去，不是说好了今天办吗？”
随后，老姚电话询问手下汇款情况，得知对方仍在窗口前排队。“这帮人真是不见钱不办事，真不是东西！”老姚骂着，他说这三对本来晚上就要送到4S店。
5时30分许，确认汇款成功，老姚再次联系接头人周某，让他查询是否款已到账。
半个小时后，周某回电称已经拿到钱款，将立即和法院方面商量，明天再派人来。
老姚透露，为防止风险，跟他相熟的法院相关负责人不露面，业务的事交给手下，收钱的事派其亲信处理，汇款也是直接汇到亲信的账户，“总之不想留下任何证据。”
“每一笔生意给法院人员2万元”。老姚说，这种买卖每个法院每周最多做5个，多了容易有麻烦。如果生意比较集中，他还会通过关系找其他法院办理。
法院人员和中介一起办理执行
12月15日中午11时许，京海车管所，大风中飘起雪花。
“今天一定能办成，他们已经到西六环了。”老姚一脸轻松。
不到20分钟，一辆挂着“冀RA173警”牌照、车身印有法院字样的车辆开到车管所外。
车内三人均穿便装，与老姚见面后，双方决定先去吃饭，下午再办手续。
车管所附近的一家农家菜饭馆，老姚点满一桌酒菜。
酒桌上，其中一名戴眼镜的男子自称姓马，是永清法院的某庭庭长，另一名是他的法院同事，姓殷。
席间，记者多次提起中介与法院的合作，并询问法院负责人的情况。对此对方很谨慎，均以其他话题岔开，只表示将长期合作，这次是第一次来京海车管所办业务。
老姚也称，他与马姓庭长等人是第一次接触，以前都是其他的法官进京办事，地点基本是在京南车管所。
“跟我相熟的法院负责人说了，不要和他的人建立联系，让办了事就走。”老姚提醒记者，“人家不想让手下的人知道得太多”。
下午1时30分许，众人起身离开饭馆，记者乘坐法院的车辆前往车管所。
殷姓工作人员拿出三份法院文件，每份都包括民事调解书、民事裁定书、协助执行通知书。记者发现，三份文件审判员、书记员也为马文静和殷伟明。
同时，原告为丁某某、被告为罗某某的一份民事裁定书中，根据身份证等信息，这个丁某某正是此前老姚手中“想买车”的客户，罗某某则是牌照为“京P21***”的卖车人。
殷姓工作人员指着协助执行通知书对老姚说，“你看，这底下的日期都是上午刚改的，本来是昨天要来的，所以日期要改。”
这张协助执行通知书显示，原告丁某某与被告罗某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2011)永民初字第2417号民事裁定书已发生法律效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27条的规定，请北京车管所协助执行以下事宜：将被告罗某某(身份证120……)名下松花江(车牌号为京P21***)小型普通客车一辆过户到原告丁某某(身份证352……)名下。
法院执行人员与审判人员名相同
到达车管所后，老姚将一张身份证和一张驾驶证交给殷姓工作人员，“另外两对的证件我之前交给法院了，在他们手里。”老姚对记者说。
车管所交易大厅内，殷姓工作人员和马庭长来到最左侧放着“暂停服务”牌子的业务窗口，掏出各自的“人民法院执行公务证”，以及案件的全部资料，交予民警。
“执行公务证”显示，两人正是永清县人民法院的马文静和殷伟明。两人名字与老姚手里多份民事裁决书上审判员、书记员名字相同。
办理期间，记者多次凑到马文静身边，假装观摩业务的办理。马文静突然停止办理，退回休息区的座位旁，叫来老姚低声说了几句。
随即，老姚将记者叫出交易大厅，抱怨记者刚才的行为引起了对方的担心，拜托不要再随便走动，“一会手续就办好了”。
记者只能跟老姚在大厅门口等待。过了10分钟左右，马文静等人拿着皮包走出，表示一切顺利，同时将三份法院文件交给老姚。
“下次来，好好招待你们。”老姚寒暄几句后，马文静三人驱车离开。
看着法院车辆离开，老姚赶忙掏出手机，将进展情况通报给4S店人员。
“这批总算办完了，累死我了。”老姚耷拉着眼皮说，按照以往的经验，车管所预计两周内，会对每对“当事人”进行过户变更。老姚会将收购的二手车报废或变卖，“买车人”实现了名下有户无车，可以顺理成章购车上牌。
老姚透露，按照自己与4S店人员谈妥的协议，每单生意4S店人员给至少7万元回报，除去收车、打点法院、一趟趟去河北跑业务的路费，请法官、客户吃饭的交际费，打点完手下人员，“一对生意至少净赚1.5万元”。
老姚坦言，由于“办成事再收钱”的行规，虽然“路子”畅通，还是常遇到资金周转不开的困境，现在四处找投资，想“扩大生产”。
按照他的说法，现在“客源”和“货源”都不缺，“路子”也铺平了，正是产生效益的时候。“如果资金到位，或者每月固定给投资方2.5万元的回报，或者随每月生意的单数不同，每单抽取10%的利润。”
A12-A13版采写/摄影
本报记者
■ 律师说法
法院人员涉嫌枉法裁判罪
北京博圣律师事务所白小勇律师认为，虚假诉讼扰乱法院的秩序，情节轻微的属于违反民事诉讼法的行为，可处罚款、拘留。情节严重的涉嫌触犯刑法第二十六章第三节的妨害司法犯罪。如果法院工作人员与虚假诉讼者恶意沟通，轻者受到行政处分，重者被开除甚至依据刑法第399条民事、行政枉法裁判罪的规定，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 专家说法
信息档案应收录诉讼情况
中国政法大学(微博)法学院院长、行政法学教授薛刚凌表示，虚假诉讼的发生在法律上很难对此进行判定。除了通过诉讼手段来过户车牌，还有很多人通过离婚等方式来多购置住房，逃避债务等。
薛刚凌建议建立个人信息档案，记录个人信息，对这些法律无法认定真假的诉讼、离复婚等情况都记录在内。薛刚凌认为信息档案类似银行的诚信档案，可以从侧面反映出一个人的诚信程度，银行可以以此来度量对个人贷款额度和利息率高低。
运作流程图
一些4S店人员收集想办车牌客户的身份证。
中介将收来的“想买车人”、“要卖车人”的身份证配对，送到法院人员手中。
法院人员将双方裁定为债务纠纷、经济纠纷等，并形成调解书、裁定书、协助执行通知书。
二手车市场内，有人收购，并借用车主证件。
法院人员会跟中介一起到北京的车管所办理执行送达手续。